短篇｜刘庆邦：非常名

文丨刘庆邦

朱家运特别想出名，连睡觉时做梦，都云天雾地地做了不少关于出名的美梦。他很早就听说过一句话，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一带而过，是停留的，终极性的。他理解，所谓过，不是过一下子，是过一辈子，是在人世上走一遭。人的过是这样，雁的过也是如此。人在世间走一遭，要留一点名。雁在天空飞一遭呢，要留一点声。否则的话，人和雁的一辈子等于白活。朱家运还听说过一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跟上句话唱的是反调，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出名，一出名就毁了。这句话不惜拿猪作比，说猪吃得肥壮了，就得被人宰掉，吃肉；人一出名呢，其遭遇和下场恐怕跟肥猪差不多。目前来说，朱家运对这第二句话不是很赞同。他想，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因出名而饱受磨难的人总结出来的，或是想出名没出成、想吃葡萄没吃到嘴里的人所说的酸话。这两种情况跟朱家运的实际情况都不大符合。一是他尚未出名，还处在为出名而奋斗的过程中；二是他对成名的人还只有羡慕，没有嫉妒，不会把人家与猪相提并论。抛开别人不讲，单就朱家运对出名的渴望和强烈程度而言，猪不猪的也无所谓，只要猪肥了就能出名，他宁可当肥猪，不当瘦猪，先出名再说，后果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人群如蚁群，想出名是很难的，是有先决条件的。想通过唱歌出名，得有好嗓子；想通过跳舞出名，得有长胳膊长腿好腰身；想通过打篮球打出名堂呢，起码得是个高个子。朱家运不可能通过唱歌出名，他的嗓子紧得很，用扩张器似乎都打不开。他也不可能发挥肢体语言的优势，上舞台跳舞跳出名来，因为他是五短身材，谈不上有什么肢体语言的优势。打篮球更不用说了，他个子低，身高连一米六○都不到，肚子却鼓得像个篮球一样。然而，天生我材必有用，西方不明东方明，朱家运出名的途径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写作，也就是写小说，当作家。

朱家运为什么会选择写小说作为他出名的途径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俗，因为不少因写作出名的作者都说到过，他们的写作才能最初是由某个小学或中学的老师发现的。朱家运的回答未能免俗，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写作才能也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发现的。他写过一篇作文，老师认为写得不错。老师不但在课堂上为全班同学读了他的作文，还评价说，朱家运同学如果照这样子写下去，说不定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哇，作家！老师的说法引起同学们一阵惊呼。就这样，老师的评价和说法像是给朱家运启了蒙，指出了努力方向，又像是把朱家运给惹了，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和作家联系起来，做起了作家梦。说实在话，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吃的，做的是加法，还是减法。听了老师的话之后，他查了一下字典，才从概念上明白了，原来作家是长期以文学创作为业，并做出一定成就的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好念书吧，肚子里的书装得多一些，将来争取当个作家。

不能说朱家运不聪明，但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他只读到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考上，就随着进城的潮流，到城里讨生活了。他先是在城里跑来跑去从垃圾筒里捡废品，后来固定一个地点收废品。朱家运听有人把废品说成破烂，把收购废品的人说成破烂王，很不以为然。废品就是废品，干吗说成破烂呢？只听说过废品可以变废为宝，没听说过变破烂为宝。村里有人说他在城里收废品，他可以接受，如果把他说成在城里收破烂，他就会觉得对他的生意有些贬低。收废品是坐收，居民把废品送到他的收购点，他用电子秤约了斤两，从随身带的腰包里给人家付钱就是了。有的居民叫他老板，给他的感觉很是不错。一听有人叫他老板，他不由得就把腰板挺得板板的，心里说，好玩儿，一不小心，他也成了老板。比起农村人，城里人拥有的东西多，产生的废品也多。朱家运除了不收厨余废品和厕余废品，别的废品他几乎都收。他收的废品有旧衣服、旧报纸、旧杂志，还有旧书。有的杂志并不旧，比如五月份出的新杂志，当月就被人卖掉了。在无事闲坐的时候，他会把新杂志翻一翻，看看其中的小说。看小说的时候，他难免会想起当年语文老师对他的夸奖，看时几乎有了挑剔的目光。在他看来，那些小说不过那么回事儿，小说里所说的那些事儿，他也听说过，要是让他写的话，说不定他也能写出来。别看是新杂志，一当成废品卖就不值钱了。同样一本杂志，在报刊亭里卖十块钱一本，卖到他这里呢，只能卖两毛钱。朱家运把一些杂志看完，并不是随手扔到废品堆里去，而是摆放在地面上。他想试一下，这些杂志有没有人买。定价十块钱一本的杂志，他只卖两块钱。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人卖，就可能有人买。有人把杂志翻了翻，真的掏两块钱把杂志买走了。细微之处见生财之道，朱家运的精明就在这里，一倒手的工夫，废品变商品，一本杂志他就赚了十倍的钱。

攒了一些钱之后，朱家运不再满足于收购废品。他在城市的郊区租了一块地，办起了一座工厂。朱家运的工厂不生产别的，只生产室内门。那些门看似木门，其实是用锯末、石膏、颗粒塑料等复合材料，通过高温处理压制成型，再趁热贴上一层带有好看木纹的塑料贴膜，一扇门就做成了。这样的门成本很低，每扇门也就几十块钱。可按市场价走，每扇门可以卖几百块钱。在朱家运看来，这就叫发财有门，门门进宝。他满面春风，得意坏了，很快买了小轿车、电脑、老板式写字台，还配备了女秘书。在收购废品时，别人叫他老板，他还有些心虚，有些不好意思。现在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腰也板，脚也板，脸也板，谁开口不叫他朱老板，他反而觉得人家不够意思。

接着，朱老板的名字又和家联系起来，这个家还不是作家的家，是民营企业家的家。什么家都是家，不管干什么事情，后面一带家就有些不得了，都不是凭空而来。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具体来说，还有歌唱家、舞蹈家、书法家等等，都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人。朱家运对企业家这个称谓比较认可，也比较看重，认为企业家比老板好听。老板的叫法像是从旧社会沿袭过来的，带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味道。而企业家的称谓比较现代，名头也大一些。

什么家都不能白当，当了家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公益事业做一些贡献。市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张海艺到厂里找朱家运来了，就一项面向全市中学生征文大赛的合作事宜与朱家运进行商议。张海艺一上来并没有提让朱家运出资的事，只是说待征文结束评奖时可以请朱厂长当评委，召开颁奖会时请朱厂长当颁奖嘉宾，上台为获奖作者颁奖。

朱家运一听就明白了，张秘书长登门找他是拉赞助，是让他“出血”。他微笑着，说谢谢张秘书长的信任，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和市里其他大企业比起来，连个小拇指都算不上。不过，小拇指也是指头不是，张秘书长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只管说。他以为张秘书长会狮子大张口，跟他要六十万，他准备砍下一半，只给张秘书长三十万。张秘书长说了奖金、评委费、证书制作费，还有开会租场地的费用，却只提出了希望朱厂长能赞助二十万元。二十万，比厂里六个工人一年工资的总和还要多。朱家运装作出血出得有些疼，答应得不是很痛快。他眨眨眼皮，像是想了一下，又想了一下，说，那就这样吧。既然尊敬的张秘书长说出来了，我不能让秘书长的话掉在地上啊！

张海艺赶紧站起来握朱家运的手，说朱厂长，您太够意思了，太重视我市的文化建设了，我代表全市的中学生，郑重地向您表示感谢！

朱家运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跟一个大老粗差不多。我觉得你们在中学生中搞征文挺好的，写作就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朱家运对张海艺的情况略知一二，知道张海艺是个作家，既写诗，又写报告文学。他在报纸和杂志上看见过张海艺发表的诗歌，也看见过张海艺所写的报告文学。朱家运不爱看诗歌，觉得现在的诗歌比白开水还白气，一点儿味道都没有。朱家运认为张海艺写的报告文学也一般化，报告大于文学，为人说好话而已。朱家运听人说过，张海艺之所以两手抓，是用诗歌打名气，用报告文学捞钱。张海艺只要为某个单位或某个企业家写一篇报告文学，都能挣个万儿八千。朱家运预想，下一步，张海艺会不会提出为他写报告文学呢？倘若张海艺提出这话，他该如何应对呢？有些话他最好说在前头，堵一堵张海艺为他写报告文学的念头。他说，张秘书长，您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当作家的梦呢！他把当年中学语文老师对他的鼓励说了一遍。

张海艺一听像找到了同道一样，认为这太好了！他建议朱厂长尽快把作家梦重新拾起来，使梦想成真。

行吗？

当然行了，您只要写就行。

那我写什么好呢？

我劝您最好不要写诗歌，诗歌界太混乱，浑水摸鱼的人太多，竞争太激烈，想出名太难。我要是给您提建议的话呢，建议您最好写长篇小说。您只要把长篇小说写出来，出书的事您不用发愁，我帮您联系出版社，搞个书号，把您的书推出来。您知道，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规模效应。与其他文学样式比起来，长篇小说的规模效应是明显的。只要您的书出来了，加入作家协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市里的作家协会就不用说了，让谁入，不让谁入，咱哥们儿说了算。中国作家协会我不敢说，他们的门槛比较高。省里的作家协会，我可以推荐您加入。省里作家协会的秘书长是我的酒友，他每次到咱们市里来，我都把他灌得一塌糊涂。等他下次再来市里，咱们一块儿灌他如何？

可惜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没关系，您给我们提供好酒就是了。

那没问题。

张海艺走后，朱家运没有马上把赞助费打给张海艺。他要等一等，等张海艺发了征文启事，真正把征文搞起来，并搞得差不多了，他再给张海艺打钱不迟。他打钱也不能打到张海艺的个人账户上，须打到作协的账户上，以利于他所赞助的钱能真正发挥作用。钱还没打走，张海艺却把朱家运的写作之心和出名之心勾了起来。朱家运想过，人生在世，东奔西跑，南来北往，追求的不过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利，一个是名。有人得到了利，还没有出名，叫有利无名。有人出了名，又得了利，叫名利双收。就朱家运目前的情况看，他虽说得到了一定的利益，积累了一些财富，名是说不上的，属于籍籍无名的一类。名和利相比，利是物质性的，名是精神性的；利是实的，名是虚的。恰恰因为名是虚的，利比较容易得到，名却不容易取得。好比肉是实的，风是虚的，人们轻易就可以抓到一块肉，却很难抓到一股风。人心比天高，也许越是人们不易得到的虚的东西，对人的诱惑就越大，人们越愿意追求。朱家运听从了张海艺的建议，在抓好生产和产品营销之余，果然写起长篇小说来。他不写则已，一写就写得兴致勃勃，每天都想写，一天不写像是缺了点什么。每天一大早起来，他不刷牙，不洗脸，所干的第一件事是坐下来写一阵子小说。晚上睡觉前，他还要写一会儿小说，才算完成了当天的所有任务，才上床睡觉。花了不到半年的业余时间，朱家运就把一部将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了。写完后，他让秘书打印出来，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马上通读了一遍。他一边读，一边禁不住佩服自己，觉得自己太有才了，太厉害了！他自言自语地问过自己，这么棒的小说，是那个叫朱家运的家伙写的吗？以前没听说他写过小说呀！回答是，没错，这部小说正是那位叫朱家运的企业家写的。他保守估计，这部小说出版后，他的名气一定会升起来，想按都按不住。到时候，他不必再跟张海艺提加入作家协会的事，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作家的行列。他写的小说，是在他们老家传说甚广的一个土匪头子的故事。土匪头子啸聚起一帮土匪，不仅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特别贪恋女色。每打开一个村寨，土匪们不仅抢钱抢物抢粮，还掠走有姿色的女孩子供土匪头子享用。据说土匪头子按皇帝的标准为自己定了指标，不抢够七十二个女孩子不罢休。官府为了除恶，派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女刺客，潜入匪穴，伺机把土匪头子干掉。在女刺客的想象里，土匪头子应该是魔头怪脸、凶神恶煞一般，不料土匪头子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加之土匪头子对女刺客的长相气韵欣赏有加，特别厚爱，使女刺客不知不觉间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土匪头子谈起了诗文。直到有一天，官府让内线给女刺客递话，催促她赶快动手，女刺客才记起自己所负的重任。最后时刻，当女刺客用土匪头子的精致小手枪指向土匪头子时，土匪头子从容镇定、面带笑容地对女刺客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官府派来的刺客。只管开枪吧，我成全你！这样一部小说，如果再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话，受众会更多，覆盖面会更广，影响会更大。到那时候，不知会有多少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呢！他的工厂做了那么多门，他想出名都没门儿。而这一部长篇小说，就有可能使他名声大震，声名远播。

朱家运的书稿通过张海艺推荐给省里的文艺出版社后，出版社的编辑在两三个月后才对书稿提出审读意见。编辑的意见通过张海艺转达给朱家运之后，让满怀希望的朱家运顿时有些泄气。编辑认为，小说的传奇性太强，文学性不足。小说停留在民间传奇的意义上，还没有构成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小说的语言不够自然、朴实，虚张声势的形容词太多。另外，书稿中有不少错别字，表明作者写作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编辑的结论是，这样的书稿离出版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尚不能出版。不过，张海艺从编辑那里讨来的还有活话，说这部书是无害的，如果作者执意出版，又有财力的话，可以选择买一个书号，自费出版。

听说让他自费出书，朱家运不是很愿意。他说，那算了吧。

张海艺说，别呀，只要有国家的正规书号，自费出版也是出版，出版后就可以放进国家图书馆，在出版目录上就可以检索到，跟正式出版物没什么区别。

自费出版，哎呀，这个事儿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别扭。

朱厂长您想多了，无所谓的，咱出书才是目的，书能出来就是胜利。有些情况您可能不了解，现在不少领导干部都是自费出书，出了书下面的人争着买，出书的人赚的钱还更多呢。再说了，书上又不标明是自费不自费的，读者才不关心这个呢。比如您这部书吧，自费的事，您不说，我不说，别的人谁会知道呢！据我所知，近一两年来，我们市的作者没有出过一部长篇。长篇是重头戏，市里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一直很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您的长篇一出来，等于为全市的文学创作争了光，添了彩，不知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效应呢！到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媒体的记者追着您采访呢！

自费的话，需要多少费用呢？

嘿，对于您这样的大老板来说，多少费用都是九牛一毛。我向编辑打听了一下，书号费、印刷费、编辑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有三十万就够了。

朱家运没养那么多“牛”，也没有那么多“毛”，三十万可不是“一毛”。他说，我想想再说吧。

张海艺似乎不容他多想，开导他说，朱厂长，我认为您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看您能不能及时把机遇抓住。咱这么说吧，两年之后，市作协换届，您若是有一部长篇小说在手，就有可能当上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还不算，您的影响一扩大，等市里的人大和政协换届的时候，您还有可能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您想想看，那是什么成色！

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朱家运以前从来没敢想过，张海艺的话说得他心里一动，像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是的，不管是代表，还是委员，他如果能当上一样，都非同小可，等于提高了他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跟当了官差不多。商历来都是匍匐于官的脚下，有了官位才更有利于经商。不难设想，倘若他真的当了“官”，一名引来万利生，他的生意将会更加兴旺，发财的门路将会更加宽广。而这些名和利，必须以出书为前提。先出了书，有了作家的名，才有可能衍生后来的名和利。想到这些，朱家运心里几乎已经同意了自费出书。但他说了“想想再说”，不能把弯子转得太陡，便说，我明白张秘书长在为我铺路搭桥，处处为我着想，非常感谢您！

通过上次我们搞征文合作，我觉得朱厂长您为人特别实在，办事特别痛快，也特别有文人情怀，可以长期交朋友。换了别的人，我才不给他们出这些主意呢！

明白。张秘书长为我这么辛苦，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朱家运心里还有一个明白，人无利不起早，张海艺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按生意场上的规矩，他需要付给张海艺一定的中介费。说不定，张海艺所提出来的三十万元出书费用中，就包括了中介费。朱家运隐约听人说过，出一本书花不了那么多钱，有十几万元就够了，花二十万元的都很少。张海艺所说的三十万元费用中，恐怕得有十万元进入张海艺的腰包。

张海艺的表现十分慷慨，朱厂长，您这样说就外气了，为朋友帮忙，我一分钱的报酬都不会要！帮助市里的作者出书，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朱家运的长篇小说出版后，拿到新书的他的确有些高兴，比厂里生产出第一扇新门还要高兴许多。他把新书拿在手里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老也看不够。他在写字台上、枕头边、书架上等显眼的地方，都放上了散发着墨香的新书，为的是让自己一抬眼就能看到。他书架上所放的一些书，别的书都是书脊朝外，整本书只露一条窄窄的书脊。他的书放置在书架的最高层，是封面朝外，带有一花独放的展览性质。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署名，印在红色封面上的朱家运三个黑字，让他觉得有些熟悉，还有些陌生。看着看着，他的名字仿佛幻化成了他的身影，确认般地立在书的封面上，正在对他微笑。还有他名字后面的那个著字，初见几乎把他吓着了。以前他觉得著字重若千钧万钧，从不敢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和著字联系起来。现如今呢，黑字红纸，红纸黑字，他的名字后面真的跟了一个著名的著字。这表明他也有了自己的著作，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得了！

书为朱家运所赢得的名声构成了一个系列。他在写字台上放有一摞自己的书，每当谈购门生意的客户来访，他必不忘送人家一本书，签名请人家指正。人家接到书，无不对他做出刮目相看的惊讶表情，说朱老板，您原来还是一位作家呀！朱家运表现得很谦虚，说写得不好，业余时间写着玩儿呢！人家问，出这么厚的一本书，得挣不少钱吧？他说，嘿，我不指望写书挣钱，读者爱读，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市里的晚报，不仅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发了消息，还发了书评，称小说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有积极的阅读价值，是本市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收获。朱家运顺利地加入了市里的作家协会，成为市级作家协会的一员。在张海艺的运作下，朱家运还加入了省里的作家协会，并在市作协换届时，当上了市里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副主席比较多，有七八头十个。但副主席再多，也不会对副主席的名誉产生稀释作用，他也是副主席其中的一个。有时市里作协召开作者会议，他还被安排坐到了主席台上，座位前面的桌面上赫然摆放着有他名字的席卡。有作者叫他朱主席，要求与他合影。人家喊他主席，受宠若惊之余，他觉得很是受用。他当厂长时，没人要求与他合影。他当上了副主席，才有人与他合影。看来当厂长不算有名，当副主席才算有名。与他合影的有男作者，也有年轻貌美的女作者。女作者挽住他的胳膊时，他美得有些绷不住嘴。为他们照相的人指出了他的美气，说，朱主席好美呀！朱家运变得自信和幽默起来，说是呀，美是不能拒绝的，我不用再喊茄子了！

朱家运也有不甚满足的地方。市里的人大和政协换届的时候，他没能当上人大代表，也没能当上政协委员。还有，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未获批准。张海艺劝朱家运不要泄气，最好再写一部长篇出来。张海艺说，写小说如种庄稼，庄稼得一茬接着一茬种，不能只种一茬就不种了。张海艺还说，出书如开花，开完一朵还要再开一朵，只开一朵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上副主席后，朱家运多次请市里的作协主席王年吃饭，跟王年也熟悉了。王年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他对朱家运说，据他所知，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是很高的，对入会资格的审查是很严格的。全国各地的写作者申请入会，须先通过专家咨询那一关。专家咨询组的成员都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他们的文学眼光都很厉害，对申请入会的作者相当挑剔。一般来说，从五个申请入会的人中才能挑出一个。有的作者报上去一撂书，都入不了专家的法眼。还有的作者申报了好几次，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急得几乎撞头，仍没有获得批准。王年主席的看法是，一个作家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只要作品过得硬，作家协会不会把任何一位好作家拒之门外。王年也劝朱家运继续写小说，但他不主张朱家运非要写长篇，把短篇写好了，也能写出名气，也能得到文坛的承认。王年以他自己为例，说他以写小小说为主，至今已发表了二百多篇小小说，小说集已出版了三部，获得过两次刊物的年度文学奖。他虽然没写过长篇小说，并不影响他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王年比较看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认为文学杂志构成了文学的阶梯和不同层级的平台，只有通过阶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才有希望登上比较高的平台，扩大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并创下自己的牌子。比如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哪怕在这样的文学杂志上只发表过一篇作品，也跟中了文学状元差不多，可以一辈子都写进作者简介里。专家组里的那些作家、评论家，都是从大刊物里走出来的。他们除了对大刊物有感情，保持着对大刊物的阅读习惯，还通过阅读那些大刊，了解文学的发展情况，看看又出了哪些文学新人。有的新人虽然没出过书，但只要在大刊上发表过一两篇作品，专家看到也会眼睛一亮，说这个可以，有发展潜力，可以吸收入会。

朱家运把王年喊王老师，他说王老师的话是对他的教诲和鼓励，对王老师表示衷心感谢。像王老师这样在市里有名望的人，倘若不是他写了一部小说，当上了作协的副主席，是没机会见到王老师的，请王老师吃饭也轮不到他。王老师的教诲，至少让他明白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的名气不能一劳永逸。风经常在大地上吹来吹去，人们才会记住风；云经常在天空飘来飘去，人们才不会忘记云的存在。如果他从此不写小说了，他的名气等于风也不吹了，云也不飘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写作偶然使他登上了一条船，上船容易下船难，想下船不是那么容易。另一个意思，王老师希望他也写小小说，写了小小说在刊物上发。朱家运说好，他向王老师学习，写小小说试一试。他问王老师，等我写出了小小说，您你先帮我看一看如何？

王老师没有答应帮他看小小说。王老师说，一般来说，我不看作者没发表的作品，全市的作者那么多，我哪里看得过来！

朱家运听得出来，王老师并没有把门堵死，事情有“一般来说”，就可能有“二般来说”。他说，老师您也知道，我开了一个厂子，经济效益还可以，我不会让老师白辛苦。

王老师摇手，咱不说这个。

朱家运写完了一篇小小说，打印出来，登门请王老师帮他看。他知道王老师爱喝白酒，也爱喝绿茶，就给王老师送上两瓶最好的酒和顶级的茶。

以后再来不要带什么东西。

我请老师帮我掌掌眼，看看我是不是写小说的料儿。要根本不是那块料儿，我以后就不写了。

不管干什么，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篇小小说也就三四千字，不长，朱家运想在王老师家里坐一会儿，等老师把稿子看完后，当时就听听老师的看法。可王老师没有马上就看的意思，他说你不要着急，把稿子留下，我抽时间看，等看完了咱们再联系。

朱家运连说，不着急，不着急！

朱家运耐心等了两个星期，王老师才给他打电话，谈了对稿子的看法。王老师说，他的小说能够自圆其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的意思也不错，表达的是一种善意。但小说还是有一些问题，离发表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主要的问题，一是取材不太好，过于离奇。二是立意没有自己独特的发现，缺乏新意。三是叙述语言太用力，太夸张，不准确，不自然。这三个问题都是写小说的基本问题，希望朱家运在今后的写作中加以注意。

那，这篇小说有没有修改的基础呢？

电话那头，王老师停顿了一下才说，修改的基础还是有的，但我建议你不要急着修改，放一放再说。你不妨另写一篇试试。记着，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定要找到自己。据我所知，你奋斗到今天这一步，也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放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不写，何必舍近求远、隔靴挠痒呢！

太好了，王老师您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听了您的指点有茅塞顿开之感。我的创业经历是很丰富，恐怕写一部长篇都写不完。朱家运正要讲一下他的经历，王老师说，咱们有机会再聊吧！

王老师，今天晚上我请您喝酒如何？

你又不喝酒，我一个人喝，有啥意思呢！

那我把张秘书长约上，让他陪您喝，怎么样？

那就更没必要了。

按照王年老师的指点，朱家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又写了一篇小小说。这次把稿子送给王老师指教时，他没有给王老师送酒和茶叶，而是送上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了三千元现金。王老师一见信封，大约就明白了信封里装的不是信，因为现在写信的人已经很少了，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这不好！

朱家运说，王老师，我尊重所有的劳动。

你这句话说得好，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有你这句话，我相信你不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那是肯定的。

这一次，王老师把朱家运的稿子看得比较快。朱家运头天送上稿子，第二天王老师就给朱家运打来了电话，说对了嘛，这样写路子就对了嘛，这篇小说比上一篇好多了。只是结尾处还没有提起来，再把结尾修改一下，往上提一下，这篇稿子就可以往外投了。王老师特别强调了小小说结尾的重要，说看一篇小小说写得如何，主要从结尾上判断。结尾好，作品就好；结尾不好，稿子就砸锅。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小小说就是写结尾。小小说的尾巴甚至比老虎和豹子的尾巴还重要，老虎和豹子没了尾巴， 似乎仍可以存活，而小小说的尾巴不好，小小说就活不了。这些都是他的私密经验，以前他没跟别人说过，是第一次跟朱家运说。对于稿子结尾的修改，王老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几乎等于为朱家运的小说设计了一个结尾。

朱家运只有叫好的份儿。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按照王老师的指教，他马上把结尾改一下。他还说，等他把结尾改好后，再请王老师过目。

王老师说，你改完我就不看了，你直接投给杂志社的编辑部，让编辑看就行了。稿子能不能发，由编辑说了算，直接投给编辑部，就省得绕弯子了。

朱家运把稿子改完后，先寄给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社。两个月后没接到采用通知，他改寄到省里的一家杂志社。又两个月过去了，一点儿音信都没有，他再次降格以求，寄给了省会城市的一家杂志社。他知道，这家杂志以发小小说为主，对这家杂志抱的希望大一些。然而，让朱家运失望的是，他把稿子挂号寄给这家杂志社后，仍然如泥块投水，杳无消息。偶尔，有男女文友结伴到朱家运的厂里蹭饭，聊天儿，谈起投稿的事，每个文友似乎都有一肚子怨言。他们说，现在投稿难得很，稿子投到杂志社后，编辑可能连看都不看，就扔到废纸堆里去了。原因是，现在识字的人太多了，有文化的人太多了，能诌两句文的人太多了，加上有了互联网平台，人打个喷嚏，吐口唾沫，出个怪声，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人们在自媒体上发了东西不够，还想在大家公认的纸媒上发表，导致涌向各文学杂志的稿子太多太多。虽说写稿子的人大量增加，而文学杂志并没有增加，各家杂志社连名家和熟人的稿子都发不完，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陌生作者的稿子呢！朱家运对文友们的话深有同感，但他并没有谈自己的投稿经历，他说，看来作者有作者的难，杂志社有杂志社的难。对杂志社来说投稿的人少了是个难，投稿的人多了也是个难。

这年的春节前，按照惯例，市作协召集市里的重点作者开了一个茶话会，是团拜的意思，也是总结全市一年来创作情况的意思。朱家运作为作协的主席团成员之一，作协副主席之一，也参加了团拜会。那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一两年过去了，朱家运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这让朱家运很有些不好意思。坐在会议室里，他心虚，眼虚，几乎想到了滥竽充数那个成语。朱家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出书是花钱买的，当作协副主席也是用钱堆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创作才能。买个用塑料花扎成的作家的花环头上戴，图个虚名而已。这些传言让朱家运心里很不是滋味，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人说名是虚的，给他造成的压力怎么有些实呢！怎么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呢？

王年主席也参加了团拜会，他看出了朱家运情绪不高，单独跟朱家运聊了几句。他说，写小小说，一不要盯，二不要等，你不能盯着写完了的小说，等发出来再写下一篇。写小小说要有一定的数量，要一篇接着一篇写。往外投小小说呢，要像农民往地里撒芝麻一样往外撒。你撒得芝麻多了，总会有一些芝麻会发芽儿，会开花儿，会结果儿。王主席以他自己为例，说他仅去年一年，就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了二十二篇小小说，月月都不落空。

朱家运承认，王老师太厉害了，简直就是当代的小小说大师。

大师不敢当，勤劳还做得到。

时间能销蚀生铁，也能消耗作家的名气。眼看朱家运作家的名义行将不保，情急之中，他起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试试能不能跟王年老师借一篇小小说，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王老师发表了那么多小小说，多一篇少一篇应该无所谓吧。按照王老师把小小说比作芝麻的说法，他手里有那么多的芝麻，多一粒或少一粒，别人谁会注意呢！朱家运听文友说过，别看王老师发了那么多小小说，挣到的稿费并不多。稿费是按字数计酬，一篇小小说的稿费往高了说，也就是挣一千块钱左右。一年发表二十多篇小小说，合计下来不过两万多块钱的稿费。王老师家里的房子是贷款买的，月月都要还贷，手头紧得很。如果王老师能借给他一篇小小说，他愿意以超过通常稿费十倍的价格，付给王老师一万块钱。他事先想到，他一提向王老师借一篇小小说，王老师也许不同意，但等他说明向王老师付一万块钱报酬呢，王老师有可能会考虑考虑。

事情与朱家运预想的一样，当他打电话提出向王老师借一篇小小说时，王老师似乎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王老师说，世上有借钱借粮的，没听说过有借小说的。我的每一篇小说都好像是我的亲生孩子，我的孩子都姓王，一借给你等于将孩子送人，改成了姓朱，这算怎么回事！当朱家运说明借小说不是白借，借一篇付给王老师一万块钱报酬时，王老师的口气就不那么坚决了，说你这个小朱呀，你搞的这叫什么名堂嘛，是不是曲线扶贫的意思呀！

对不起，请王老师多多谅解！您让我当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老是没有新的作品发表，感觉有些名不副实，心里虚得很。您帮学生要帮到底嘛！

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要是传出去，岂不成了文坛的一个笑谈嘛！岂不成了别人写小说的素材嘛！

王老师您放心，只要您不说，就不会有任何外人知道。我是得便宜的人，我更会把秘密保守得死死的。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同意借给你一篇小说，但我不敢保证小说就一定能够发表。写小说难就难在它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我对自己的创作也是有时有自信，有时不那么自信。

老师，您谦虚了，您的创作实力和水平在那儿放着，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朱家运说的是向王年借一篇小小说，实际上是买一篇小小说，进行的是一次交易。朱家运一手交钱，王年一手交货，交易很快成功。朱家运拿到稿子一看，王年老师已经把稿子的题目下面署上了他朱家运的名字。朱家运拿到稿子后，还没回到家，坐在自己的小轿车里，就把稿子看完了。朱家运不能不承认，王老师的确是写小小说的高手，作品的确写得高人一筹。小小说虽说不长，却一波三折，意味深长。

事实表明，王老师的担心不无道理，朱家运把稿子从北投到南，从东投到西，不知投了多少家杂志，竟没有一家杂志采用。好比朱家运花钱买了一个闺女，一个不错的闺女，他急于把闺女嫁出去，给闺女找一个婆家，然而又然而，他试了一家又一家，闺女却迟迟嫁不出去。他曾给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打过电话，问编辑看到他的稿子没有？编辑说没看到。他说他是寄的快递，请编辑帮助查一下。编辑说，每天收到的稿子那么多，怎么查得过来。

一年过去，眼看又到了年底，市里的作家协会又该召开一年一度的茶话会了，朱家运为之救“名”的稿子仍未发出来。

由于和稿子的亲生关系，王年一直惦记着那篇稿子的命运。得知那篇稿子迟迟未能发表，王年对朱家运说，这样吧，你把稿子还给我吧，我自己投一下试试。

朱家运把稿子还给王年，王年把稿子换上自己的名字，投给一家杂志社，稿子很快就发了出来。

王年把一万块钱还给了朱家运。

选自于《清明》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