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彪：会飞的东西

王彪，1961年出生于浙江，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写过诗歌和文学评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庄园》、《致命的模仿》、《隐秘冲动》，长篇小说《身体里的声音》、《越跑越远》、《复眼》、《你里头的光》等。

过几天就是父母金婚大喜，母亲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要跟父亲离婚。

我以为他俩又吵架了，没当回事，说：“妈，你们俩要离婚我都听了几百回了……”

母亲急了，喊了一声：“儿子你听着，这回是真的！”

这节骨眼上还来真的？我有点哭笑不得，嘴里抱怨母亲，“您老要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过完金婚办离婚！”

母亲以为我在讽刺她，勃然大怒，“你还觉得好笑？你和你爸都穿一条裤子，你们一起骗我。”

老太太把火撒我头上了，我赶紧申辩：“妈，你可别怨枉我，打死我我也不敢骗你，我爸他——”

“你爸他是个坏人！叛徒！特务！”

这不是“文革”中父亲的罪名吗？母亲气糊涂了，又翻出“文革”大批判的帽子来给他扣上。他们这代人的思维是不是都免不了这个？

但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里一沉，我听出她话里的沉痛，“我跟你爸同床共枕几十年，却不知道身边睡的是个卧底。”

卧底？父亲什么时候参加过秘密工作？他这辈子无论跟公安还是国安系统，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哼！”母亲一声冷笑，说，“他是专告我的密，这个老奸细，都快进棺材了还不放过我，我这辈子都叫他给毁了！”

母亲说出这一句话，像是触动了往事，停顿片刻，突然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有关母亲与父亲的这段往事，我是知道的。母亲曾跟我念叨过无数次，她与父亲吵架动了气，也会拿这个来说事儿。在母亲眼里，这是父亲亏欠她的经典桥段，她人生的影片需要回放时跨不过去的痛点。

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都不太好，却赶上了凡事都论出身的年代。父亲人聪慧，老实，不擅言辞，他把心里的灵秀都用在笔尖上，平常爱写写散文书评什么的，他就是凭这点小文艺赢得母亲的芳心，年纪轻轻当上文化馆副馆长。运动一来，他这样的芝麻绿豆官也免不了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干校劳动。

母亲也在干校劳动，她头上的帽子比父亲还要大，沉，父亲是“走资派”、“坏分子”，母亲则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她得罪过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给抓了辫子，说她诽谤文化大革命，又查出她有海外关系，罪加一等，在干校里属于重点批斗改造对象。

不过，母亲生性开朗，她那时才三十出头，年轻漂亮，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积极主动，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硬是在干校里评上了先进。干校的张书记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干部，喜欢部队作风，他欣赏母亲快人快语的爽快劲儿，还有劳改的热情，隔三岔五找母亲谈话，鼓励她彻底脱胎换骨。“你身上有一股向上的气质，像我在部队看到的文艺女兵。”张书记严肃地点点头，又断然地摇摇头说，“可惜这里的知识分子没这些东西。”

我见过母亲干校劳动拍的照片，虽然穿的是普通衣服，但母亲的神情确实称得上英姿飒爽，如果肩上扛的不是铁锹而是步枪，她完全配得上毛主席那首《为女民兵题照》的名诗。那时母亲的脸上是有光彩的，眼睛明亮清澈，迎着阳光站立时激情洋溢，这也许就是张书记说的母亲身上向上的气质吧。

干校农场地处江边，有一道高高的堤坝，春天野花盛开。张书记有几次找母亲谈话，走着走着就走到堤坝上。母亲不像别的女子那样被满坡的野花迷了眼，她会沿着堤坝一直走过去，对着江面迎风而立，母亲说她喜欢风吹在脸上、吹起头发和衣襟的感觉。母亲学过舞蹈，腰杆笔挺，步履轻盈，富有韵律。张书记看着母亲在堤坝上像跳舞一般优美的身姿，对母亲说了句话，他说：“你心里面有个东西在飞。”母亲吃了一惊，避开张书记的目光，垂下头说：“我还要继续劳动改造。”张书记似乎没听见母亲的表态，他仍旧看着母亲，像是自问自答，说：“嗯，我知道那是什么！”

正是黄昏落日时分，霞光似火，映红了半边天，母亲与张书记站在江堤上的剪影恍如电影里的镜头，也许这个场景太美了，有人看见后忍不住告诉同伴，同伴又告诉另一个同伴，结果越传越多，传言的版本也各不相同。有人说看到张书记拉住母亲的手了，也有人说张书记与母亲是拥抱在一起的，还有人说母亲的舞跳得真好，她在张书记面前展现了一个完美无比的大劈叉，比得上《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这些传言都是背着父亲的，没有一个人敢跟父亲去提，但鬼使神差地，所有的版本父亲后来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一个也不相信。

这次谈话后不久，好运降临到母亲头上，她被告知经过劳动改造，可以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回原单位恢复工作。母亲喜极而泣，迫不及待把这喜讯告诉父亲。她以为父亲会替她高兴，却不料，她的喜讯对父亲是当头一棒，称之为重大灾难也不为过。面对这个结果，传言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真实性突然变得无足轻重，父亲明白，真相只有一个，就是眼前的现实。

父亲可能气疯了，他写了封揭发材料，检举母亲的反革命言论。那些话都是以前夫妻俩在枕头边说的，属私密性质，不为外人道也。比如，母亲看到一个反革命案例，有个农民从商店里请了尊毛主席雕像，回家路途比较遥远，农民贪图省力，往雕像脖子上拴了根草绳，晃晃悠悠拎着回家。路上遭人告发，说他要吊死毛主席，结果判了无期徒刑。母亲对父亲发感慨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咱们家这尊毛主席像，我每天擦灰搞卫生都提心吊胆，万一摔坏了那可不得了。母亲叮嘱父亲，报纸上的毛主席照片，不小心弄脏了或搞破损了，悄悄处理掉，最好撕碎烧成灰，千万不能丢垃圾桶，那会让人查出蛛丝马迹的。母亲的出发点是要小心，但这话一旦公开出来，就变成母亲心里有鬼，够得上对毛主席的大不敬了。再比如母亲还议论过江青与林彪，她说江青接见外宾的场合不够端庄；林彪脸上有阴气，不吉利，他当接班人不合适。

可想而知，父亲的揭发有多致命。母亲当即给关起来审查，先是追查母亲有无反革命同伙，再接着追查母亲的历史问题，罪名越查越严重，一度，上面准备把母亲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枪毙。也是母亲命大，“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母亲的案子搁了下来。或许因为她说过林彪的坏话，她在狱中关了一年后放出来，继续回干校劳改。

简直是死里逃生，母亲说什么也要跟父亲离婚，这时候母亲与父亲的处境调了个个儿，父亲已离开干校回文化馆上班了。父亲又给组织上写信，这次他揭发的是母亲的资产阶级思想，母亲闹离婚是恨恶他这个帮助她接受改造的丈夫，给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成果抹黑。干校新来的书记对路线斗争特别敏感，他在母亲的离婚报告里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那就是母亲想利用离婚来对坚持真理的父亲实施打击报复。新书记于是嫉恶如仇地批了行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许搞反攻倒算！

新书记的批示定了离婚案的调子，母亲给吓住了，再也不敢跟父亲闹，而父亲反而得到一种权利，就是由他来帮助母亲思想改造。后来母亲跟我提起这段日子，痛心疾首，说：“你爸这人有多歹毒，他写的整我的黑材料，足足有一箩筐！”

我买了张火车票当天赶回老家。推开门，房间里倒挺安静，母亲和父亲各自坐在客厅与书房，一个在看书，另一个也在看书，两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我当然习惯了他俩的冷战作风，有时候他们可以一个星期彼此不说话，实在迫不得已，便把我当作传声筒，说给我听，再由我来告诉另一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我是在冷战中长大的一代，因此对冷战深恶痛绝。

我叫了声爸妈，拿出两份礼物，那是我为他们金婚大喜定制的中式礼服，我故意不说离婚的事，把两件礼服拎起来给他们过目，“礼服都做好了，我早付的钱，不拿回来也不行。爸妈你们穿上试试？”

母亲一把夺过礼服，操起剪刀就铰，“你这是要气死我啊！”

母亲果然气得脸都白了。我忙抱住母亲，说：“妈，我不是故意气你，五十年都过来了，你又何必呢？”

“五十年都过来了，可我就是过不了眼下这五分钟了！”母亲说。

我不能同意母亲这样决绝，“为什么？”

“为什么？”母亲说，“你去问你爸吧，你听听他干的好事！”

我进到父亲书房，关上门，在他面前坐下。我说：“爸，你也真是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干这些！”

父亲摇头，叹气，说：“你不懂，你妈这样下去很危险的。”

“她有什么危险？”我问。

“广场舞你知道吧？”父亲说，“你妈迷上广场舞了。”

我大惑不解，“这没啥不好啊，老年人跳广场舞有益身体健康，爸，你也应该跟妈一块去跳。”

“你胡说什么？”父亲跳起来，“你妈去跳广场舞是另有目的的，她是去追求她的自由，她心里面那个会飞的东西。”

这句话听上去好熟悉。我想起来了，是当年干校欣赏母亲的那个张书记说的。显然父亲说这话是有含意的，他也知道母亲跟我说过以前的事情。果然，父亲马上提到了张书记，据他说，张书记老伴过世，前不久住到儿子家里，与母亲偶然相遇。母亲说起自己腿脚不便，张书记建议她去跳广场舞。母亲一跳上瘾，两人天天到跳广场舞的地方见面，打得火热。

父亲觉得这样下去母亲会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他多次提醒母亲注意，母亲反而说父亲是小鸡肚肠，心胸狭隘，不像个男子汉。父亲各种努力无效，无奈之下，给组织上写信，揭发张书记与母亲的暧昧关系。

我很吃惊，问父亲：“你们退休都十来年了，哪还有组织？”

“怎么没有组织？我们有退休干部支部，每月都过组织生活的。”父亲说。

虽然父亲和母亲不在同一个单位，但属同一个系统。难怪啊，这个退休支部还是可以管到他们的。

我对父亲的做法相当生气，我说：“这是你跟我妈的家事，你不能一闹就闹到组织上去了。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道理文盲都懂，你还是知识分子。”

“是，是，我下贱，我无耻，我不像个男人。”父亲自怨自艾，他摸着白花花的头发，眼里突然溢出泪水。

这太突然了，我没料到父亲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时呆在那里。

父亲说：“可你替我想想，除了这条路，我还有别的办法吗？结婚五十年，你妈何曾听过我一句话？”

我的脑子还没转过来，“你的意思，你向组织上反映她就听了？”

父亲没有回答，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沉默半晌，憋出一句：“我们这代人习惯了，倚靠组织。”

“当年打倒你，批斗你，说你是走资派、坏分子，还有叛徒、特务，也是组织。”我嘲笑他。

父亲的“叛徒”、“特务”罪名特别荒唐，他写过几篇外国文学作品的书评，参与接待过一个苏联作家，一起吃了顿饭，仅此而已。

“你不能这样说话，是人都会犯错误，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父亲反驳说，他的思维忽然变得犀利了，“现在的人就没错误吗？我告诉你，连科学都靠不住，今天是真理，明天就推翻了。”

我居然觉得有点说不过父亲，有力使不上，好像哪儿岔开了。父亲浑浊的眼珠子忽然亮了一亮，他说：“你不知道，其实你妈最听组织的话了。”

一定是有什么神奇的回忆刺激了父亲的大脑皮层，他兴奋起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平生第一次跟我说了这么多。

父亲说：“你妈性子倔，主观性强，凡事都要依着自己，还得理不饶人。她被我举报坐了一年牢，差点被枪毙，恨死了我，非得跟我闹离婚。后来是干校新来的书记硬给压下来，但压是压下了，你妈心里不服啊，她对我那个态度，真叫恶劣。我跟你妈说句话都难，那怎么办呢？新书记不是叫我帮助她吗？我也是无计可施，就又给组织上写信，反映她的问题。

“你妈肯定跟你说过了，我整了她的黑材料，足足有一箩筐。这不夸张，是有一箩筐。我请组织上批评教育她，首先端正思想，改变态度。这信还真管用，新书记专门找你妈谈话，要她尊重我，说这是政治立场问题。你妈下一次见到我，再也不敢拿白眼瞪我，说话口气也温和多了。”

“你有没有再揭发我妈的反革命言论？”我问他。

父亲马上说：“这个没有，真的没有。我也没想到当初说的那些事儿差点要她的命，再借给我十个豹子胆我都不敢了。我跟组织上汇报的是些小事情，你妈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你知道你妈这个人清高得很，这跟她的出身有关系，她祖上中过举人，也算名门望族，她骨子里是瞧不起平头百姓的，也瞧不起我，我要她深挖这个根。”

“那我妈她改了吗？”我忍不住想刺一下父亲。

“改啊，怎么没改！”父亲兴冲冲说，“你妈那以后就不敢在我面前骄傲了，她对我客客气气的，有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还举案齐眉呢！”我恶心父亲，恨不得败一败他的兴，“我妈心里没少骂你吧？”

“什么叫改造？改造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来，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父亲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妈连生活习惯和性格脾气都开始改进了。比如说她本来挺爱臭美，手又巧，喜欢自己改衣服裤子，这儿收一收腰，那儿提一提裤脚，穿在她身上特别苗条好看，所以就是劳动服，你妈身上和别人身上是不一样的，不知情的男人搞不清楚哪儿不一样，反正心里会咯噔一下，很容易想入非非的。我相信张书记就是个明摆的例子。我给你妈提意见，她不听。我给组织上写信，指出她这种打扮是受了电影里女特务的影响。组织上找你妈谈话，说有人反映你爱慕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你妈说没有啊，我跟大家一样朴素。组织上这位同志当场指出来，你这身穿着动过手脚的，瞧这掐腰儿，这线条，这纽扣的位置，还有这小裤脚——”

父亲说到这儿笑起来，露出干瘪的牙床，“嘿嘿，不就是从电影里国民党女特务那儿学的吗？妖里妖气的，哈哈哈。”

这会儿连我也能想象到母亲当时的表情了。

父亲自顾自笑了一阵，继续说：“你妈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不知道亮到这种程度，连一根针脚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妈再也不敢在这上面下功夫了，她到现在穿着都挺朴素。”

够了，我再也不想听下去了，世界上还有我爸这种人，把夫妻关系拿到别人面前展览不说，竟然用举报的手段来改造我妈，那一箩筐的黑材料，全是修理我妈的刀子斧子吧？这儿砍一刀，那儿削一块，这样下去，我妈还能不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吗？

我的情感和理智，就是在这一刻站到了我妈那边，我跟父亲说：“本来我还想劝和的，现在不了，现在我支持我妈跟你离婚。”

话虽这么说，我对父亲告诉我的，母亲与张书记的暧昧关系还是心存疑虑，如果父亲说的没错，我支持母亲离了婚，那她要是想跟张书记结婚，我该怎么办？虽然我同情母亲，可她七十多岁当新娘，我仍然觉得难堪。

我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母亲与张书记到底走得有多近。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说出去散步，悄悄来到母亲跳广场舞的地方。大老远就听见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不是舞曲，而是一首老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欢快热烈，尤其是中间的那句“巴扎嘿”，富有节奏感，非常适合舞蹈的表演。因此我看到好几十个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都晃着白花花的脑袋在忘情地甩手甩脚，“巴扎嘿、巴扎嘿”。最前面那个领舞的，动作特别漂亮，她的身体像有磁力一般，吸引着众人，她往东，大家往东，她往西，大家往西。我定睛细看，这不是我母亲吗？

母亲跟我在家里见到的全然不同，她已换了一个人，一点都不显老，反而青春焕发。跳完了《北京的金山上》，歌曲自动换到下一首《南泥湾》，接着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浏阳河》、《红梅赞》，无一例外都是“文革”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我仔细观察，发现母亲带领的舞步里有一点点忠字舞的风格，也许母亲当年所学舞蹈的遗风所及，母亲不知不觉保留了下来。

那么那个张书记呢？他在哪儿？其实不用在人群里找，我已经看到他了。他醒目地矗立在母亲身后，处于母亲与学跳广场舞的人群之间，看上去母亲像是老师，他则像个班长，带领众人呼应着母亲的一举一动。

不愧是军人出身，他长得高大魁梧，但他的身体极不协调，整个人往右偏斜着，关节像锈掉的零部件，做出来的动作生硬笨拙，这导致他总是比别人慢半拍。由于他所处的突兀的位置，他的半拉子广场舞就显得特别滑稽。

我差点笑出来，但出于好奇，我还是仔细观察他。我发现他跳得极其认真，甚至称得上虔诚。他的目光牢牢固定在母亲身上，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母亲的肢体所传达出的语言，仿佛那是军令。因着这份认真，他比别人跳得辛苦多了，气喘吁吁，花白的头发上全是汗珠。

终于跳完了，母亲被几个中年妇女拉到一边，大约是请教什么问题。人群陆续散去，张书记没走，他掏出一堆光碟，蹲在录音机旁摆开了小摊。我上去一看究竟，发现这些光碟都是自己刻录的，插在塑料封套里，封皮上用美工笔写着几个字：红歌经典。

“多少钱？”我拿起一张，随口问他。

“不要……钱。”他说话有点口吃。

我吃了一惊，他应该不认识我，为什么不要钱？

“我……我送你，你来跳……广场……舞。”他说。

我明白了，他是用免费光碟来拉生意。但学广场舞应该是不要钱的。

难道他是为了母亲？

回家的路上，我犹豫着要不要问母亲。母亲却忽然说话了，“原来你也信你爸告的密。”

母亲真是火眼金睛，早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我讪笑着替自己辩解，“怎么会呢？不过他真的好喜欢你——”迟疑片刻，我还是觉得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为好，要捅也由母亲自己来捅吧，于是就补上一个词——“跳舞。”话说得疙里疙瘩的，听上去的意思还是明白，张书记他喜欢母亲跳舞，而不是喜欢母亲。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母亲说，“他以前在部队里有个恋人，是文艺女兵，跳舞蹈的。后来那个女兵让一个大首长相中了，做了首长的儿媳。”

我感觉自己给震了一下，停住脚步。

母亲也停住了，她没看我，抬头看天，“那是他的初恋。”

天空有一只鸟飞过。难怪他能理解，心里会飞的东西，“我知道那是什么。”当年他这样对母亲说。

母亲的表情依然淡淡的，“去年他摔了一跤，中风了。”

哦，这就对了，他的身体是斜的，说话口吃。我的眼前浮现出他虔诚地看着母亲，吃力然而一丝不苟模仿母亲动作的情景。莫非母亲是想暗示我，张书记与她的关系不过就是广场舞？

我不由松了口气，却又莫名地替父亲难过，他其实是个可怜人，他自以为掌握了母亲的所有秘密，到头来根本就不了解母亲。

“妈，对不起，我想替爸跟你道声歉，请你原谅他。他是很蠢，可他实在是害怕失去你。”

这是父亲亲口跟我说的，他为什么写第一封举报信，把母亲往火坑里推，他就是害怕失去母亲。一旦摘去“现行反革命”帽子，母亲的地位将远远高过父亲，再加上母亲的漂亮能干，她会把父亲越甩越远。“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的心理吗？他会抓住能够抓住的那个东西，到死不放手。”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闪烁，并无一丝一毫羞耻之感。我说：“这是你的自私。”父亲想了想，承认了，“是自私，但这是爱的自私。”

父亲说他爱母亲爱得发疯，他无法想象没有母亲的生活，而且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母亲好。“你想想，你妈当初要是跟我离婚，去跟张书记好，她会幸福吗？不说别的，光是张书记满嘴的大葱味她就受不了。有一次我吃了几口大蒜，你妈都不让我上床。那日子怎么过啊？”

父亲与母亲的日子最终还是过下来了，我曾经设想，是不是听了父亲的解释，母亲的心软了？

父亲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嘿嘿笑起来，笑得古怪而意味深长。“你妈不是骂我老奸细吗？我是害过她，可我也救过她的命，你相信吗？”

据父亲说，母亲有说梦话的习惯，她在单位受人欺负，夜里做噩梦，会不由自主念叨甚至痛骂那人的名字。父亲常被母亲半夜吓醒过来，他赶紧推搡母亲，母亲却一脸茫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梦里说过什么。试过几次之后，父亲想了个办法，他再也不去叫醒母亲，而是把母亲的梦呓记录下来，第二天等母亲起床后拿给她看。母亲吓得一个哆嗦，当场把父亲记的本子掉在了地上。

但这法子真的管用，母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再也没说梦话，否则，在狱中的那一年，她就是一句错话不说，她的梦也会出卖她的。

出狱后母亲与父亲闹离婚，闹得神经高度紧张，老毛病又犯了，半夜从梦中喊出声来，要杀了父亲。父亲照样把这些话记下来，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以为要出人命，召开批斗会狠狠教训了母亲一顿，弄得母亲不敢睡觉，整夜战战兢兢睁着眼，一直到连梦都不再出现，母亲危险的梦呓终于彻底摧毁，跟着一同摧毁的还有母亲的睡眠。

而与母亲同在干校劳改的一个女反革命分子，因为睡梦里喊了声极其反动的口号，叫人告发了，正撞上“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从严惩处，立即枪决。从这个角度说，父亲的确救过母亲一命的。

大约母亲回想起来也心有余悸，此后她默认了与父亲保持夫妻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母亲已经接受了父亲出于爱与恐惧对她的伤害？

我需要母亲给父亲一个明确答案。

这就够了。然后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个世界没有谁规定过，过了金婚就不可以离婚。

于是我挽住母亲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说：“妈，对不起，我想替爸跟你道声歉，请你原谅他。他是很蠢，可他实在是害怕失去你。”

我急切地看着母亲，期待她回答。不经意间，心忽然怦怦跳起来，仿佛这心跳的后面藏着一个秘密——母亲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也是我需要的答案。

那还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也就是父亲和母亲双双进干校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事情发生了——他们俩悄悄商量着要离婚。那时他们感情很好，相亲相爱，之所以离婚主要是为了我。我在前面说过，他们两人出身不好，直接影响到我，我在学校是狗崽子，尽管我只有七岁，也像大人那样打入另册，红领巾都轮不上戴。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哭着跑回家，脸上画满了叉叉。班里一个同学丢了钢笔，怀疑有人偷了，又找不到嫌疑犯，老师不准大家回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同学们一致公认是我偷的。他们说谁叫你是狗崽子，不是你偷的还能有谁？他们把我推倒在地拳打脚踢，打完后拉到台上批斗，每个同学上来拿钢笔在我脸上画叉叉，画一个叉叉警告我一句：“看你还偷东西，这是记号！”

我哭着不肯去上学，父亲和母亲也哭了。他们从我脸上的叉叉看到了我的将来，这是他们最受不了的。终于，他们想出了办法，就是离婚，相比之下父亲的成分要好于母亲，他们决定我跟父亲。

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偷偷看着他们抱头而泣，他们彼此发誓说，这是假离婚，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就复婚。我在被窝里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那一刻，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第二天，我写了封揭发信，夹在我的作业本里交给老师。我揭发了我父母的假离婚，我说，他们干的事都是假的，欺骗组织和革命群众，我们绝不答应！

组织和革命群众果然都不答应，我父母的假离婚揭穿了，也泡汤了。但他俩始终不知道是我写的揭发信，我也不知道老师是如何把我的信交到父母单位，反正那时候大家的警惕性和积极性都挺高的。

后来看到父母真的闹离婚，我心里很纠结，我会反问自己，要是我当年不揭穿他们，他们是不是早就分手了？也因此，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是是非非了？

谁知道呢。

包括此刻我等待的母亲的答案。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