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

这一对可怜人仅靠丈夫的微薄薪金过着艰难的日子。结婚以来，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最初还只是拮据，现在已经变成令人自卑、掩掩藏藏、羞于见人的贫困，无论如何也要硬撑着门面的贵族家庭的贫困。

埃克托尔·德·格里勃兰是在外省长大的；他过去在父亲的庄园里接受一位兼任家庭教师的年老的本堂神父的教育。那时他的家庭不算很富有，不过生活上还能勉强维持表面的风光。

后来，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家人给他找了一个职位，于是他进了海军部，当上了年薪一千五百法郎的科员[2]。他就这样搁浅在这块礁石上。那些没有及早做好为生活而艰苦战斗的准备的人，那些隔着云彩看生活的人，那些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毅力的人，那些没有自幼就发展其天赋、专长和奋斗能力的人，那些既不掌握武器又不掌握工具的人，都难免会这样触礁搁浅。

他在科里的头三年真是苦不堪言。

后来，他遇到几个亲朋故旧，大都是些落后于时代的老人，境况也不宽裕，住在所谓的贵族区，也就是圣日耳曼区的那几条冷清清的街上；可他总算有了一个熟人的圈子。

这些捉襟见肘的贵族分子，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自卑而又傲慢。他们通常都住在死气沉沉的楼房的高层。这些住宅从上到下，住户都是有贵族头衔的；至于钱嘛，从二楼到七楼[3]，就似乎少得可怜。

这些昔日富贵荣华的贵族之家，由于游手好闲，已经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抱着世代相传的偏见，终日操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门第，不失自己的身份。埃克托尔·德·格里勃兰就在这个圈子里遇到一个像他一样出身贵族但家境贫寒的年轻姑娘，跟她结了婚。

他们在四年里生了两个孩子。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夫妻俩饱受贫困的折磨，除了星期日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散步，冬天上几次——不，是一两次——剧院，还是一位同事送的票，他们没有任何消遣。

不过就在入春的时候，科长交给这个职员一项额外的工作，因此他得到三百法郎的额外报酬。

他把这笔钱拿回家，对妻子说：

“我亲爱的亨利埃特，咱们也该享受点什么了，比方说，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讨论了很久，他们终于决定去乡间午餐。

“嗨，”埃克托尔大声说，“反正是只此一遭，又不是老有这个机会，咱们索性租一辆四轮大马车，你、两个孩子和女佣坐；我呢，我去马场租一匹马。这对我身体很有好处。”

整整一个星期，家里谈论的话题没有离开过这次计划中的郊游。

每天晚上，下了班回来，埃克托尔就把大孩子拉过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腿上，使足力气颠他，把他颠得老高，一边对他说：

“看，下个星期日，去郊游的时候，爸爸就这样骑马飞跑。”

那孩子于是就整天骑着椅子绕着客厅里拖着走，一边高喊：

“这是爸爸在骑马。”

就连女佣，想象着先生骑着马伴随马车前进的情景，也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每日三餐，她都留心听他谈论骑马术，讲他当年在父亲庄园时的种种英勇事迹。啊！他曾在一所名校受过训练；只要两腿夹住马，他什么都不怕，真的什么都不怕。

他得意地搓着手，几次三番对妻子夸口：

“如果他们给我一匹不大听话的马，那我就太高兴了。你会看到我多么会骑马。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从树林[4]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绕道香榭丽舍大街。那时我们该是多么风光！要是遇见一两个部里的人，那就更好了。只凭这么一下，就能得到头儿们的器重。”

到了说好的这一天，预订的车和马同时到了楼门前。他立刻下楼，检查他那匹马。他已经让家里人缝好了套在鞋底上扣紧裤脚的松紧带，手上舞弄着前一天刚买来的马鞭。

他把四条马腿一一扳起来，用手摸了摸；又触摸了马的脖子、两肋和飞节，用手试了试马的腰；然后掰开马嘴查看了它的牙齿，并且据此道出马的年龄。这时，全家人都下楼了，他又就马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的马到眼前这匹马，侃侃而谈一番。据他看，这匹马可谓出类拔萃。

等家里人都已在马车上坐好了，他仔细检查了一下马鞍的肚带，便一只脚踏着马镫一跃而起，然后跌落在马背上。那牲口受此重压，猛地蹦跳了几下，差点儿把骑士摔下马来。

埃克托尔大吃一惊，连忙设法把它稳住：

“喂，冷静点，朋友，冷静点。”

等驮人的恢复了冷静，被驮的也恢复了镇静。他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齐声回答：

“好了。”

他就发令：

“出发！”

大队就开拔了。

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让马走着英式碎步，在马背上夸张地大起大落。他屁股刚落在马鞍上，立刻又腾空而起，就好像要钻入天空似的。有好几次，他几乎都要跌倒在马鬃上了；他两眼紧紧地盯住前方，面部肌肉紧张，脸色煞白。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女佣抱着另一个孩子，两人一迭连声地说着：

“看爸爸，看爸爸！”

两个男孩被车马的运动、内心的欢乐和新鲜的空气陶醉了，不住地尖叫。不料那匹马被尖叫声惊着了，撒腿狂奔起来；骑士拼命勒马，头上的帽子也掉到地上。车夫只好从座上跳下来替他捡帽子。他一边接过帽子，一边远远地对妻子说：

“别让孩子们这么喊叫；不然我就管不住我的马了。”

他们在维希奈树林里的草地上吃了午餐，食品是装在盒子里带来的。

虽然三匹马由车夫照管着，埃克托尔还是不时地站起来，走过去看看他那匹马是不是缺少什么；他抚摸它的脖子，喂它面包、糕点和糖果。

他说：

“这可是一匹烈性子马。一开始，我还真有点驾驭不住它；不过你看见了，我很快就轻松自如了：它承认终于遇到了能制服它的人，再也不敢乱动了。”

正像他们原先决定的，他们回家的时候取道香榭丽舍大街。

宽阔的林阴大道上车水马龙。两边的行人道上游人如织，就像从凯旋门到协和广场拉了两条流动的黑色缎带。阳光普照大地，把车子上的漆、马具上的钢和车门上的把手都映照得铮明闪亮。

一股运动的热望，一种生活的陶醉，似乎在激励着这些人、这些车辆和这些马匹。远处，在一片金色的水蒸气里，方尖碑高高耸立着。

埃克托尔的马一过凯旋门，就像突然激起一股新的热情，在急速滚动的车轮之间穿来穿去，朝马棚方向疾驰，尽管它的骑士想方设法叫它安静些，也无济于事。

他们的马车现在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到了工业宫[5]对面，马看见那边宽敞，就向右拐弯，纵蹄飞奔。

这时，一个系着围裙的老妇人正慢慢吞吞地横穿马路；她不偏

不倚恰好挡在埃克托尔要走的道上，而他正骑着马飞快地向她冲过去。埃克托尔控制不住自己的马，只能大声疾呼：

“喂！当心！喂！那边的！”

她大概是个聋子，因为她依然若无其事地继续踱着慢步，直到那匹像火车头一样冲过来的马的前胸撞到她，让她翻了三个大跟头，摔到十步开外。

一些过路人高喊：

“拦住他！”

埃克托尔已经吓坏了，他揪住马鬃，大喊：

“救命啊！”

马尥了一个大蹶子，把他抛起来，像子弹一样越过马头，落在一个正追过来拦截他的警察的怀里。

转眼间，他的四周就围了一群人，个个义愤填膺，指手画脚，骂骂咧咧。一位老先生，佩带一枚圆形大勋章，留着两撇大白胡子，表现尤为激烈。他一再说：

“妈的！一个人要是笨到这种程度，就该待在家里。不会骑马，就不该到大街上来草菅人命。”

这时，四个男子抬着一个老太婆出现了。那老太婆看上去就跟死人一般，面孔蜡黄，软帽歪在一边，浑身沾满泥土。

“把这个妇女抬到药房去，”那位老先生命令道，“咱们呢，一起去警察局。”

埃克托尔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走了，另有一个警察拉着他的马。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这时那辆四轮马车忽然出现了。他妻子立刻跑了过来，女佣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孩子们一个劲地乱嚷嚷。他向妻子解释说，他撞倒了一个妇女，没什么大不了。他马上就会回家。惊慌万状的家人这才离去。

到了警察局，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他报了姓名：埃克托尔·德·格里勃兰，任职于海军部；然后就等候伤者的消息了。派去打听消息的警察回来了。老太婆已经苏醒过来，不过据她说，身子里面还非常痛。那是个给人家做家务活的，六十五岁，叫西蒙太太。

埃克托尔听说她没有死，立刻恢复了希望。他答应负担她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向药房跑去。

一大堆人聚在药房门口；老太婆倒在一张靠背椅里，不住地呻吟着，两手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两位医生还在替她做检查。胳膊腿都没有骨折，不过就怕有内伤。

埃克托尔问她：

“您很痛吗？”

“是啊！”

“哪儿痛？”

“胃里火烧火燎的。”

一位医生走过来：

“先生，您就是肇事人吗？”

“是的，先生。”

“最好把这个妇人送到疗养院去。我知道有一家疗养院可以接待她，一天只要六法郎。您要我帮您办手续吗？”

埃克托尔求之不得，道了谢，如释重负，就回家了。

妻子正等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他叫她放心。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位西蒙太太已经见好了，再过两三天就完全没事了。我已经把她送进一家疗养院；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

第二天，他从办公室出来，就去打听西蒙太太的消息。

他进门的时候，她正心满意足地喝着一碗油腻的肉汤。

“怎么样呀？”他问。

“哎呀！我可怜的先生，还是老样子。我觉得玩完了，一点也没见好。”

医生表示还得再等一等，因为伤势有可能突然恶化。

他等了三天，然后又来看她。老太婆容光焕发，两眼有神，但是一看见她就又呻吟起来。

“我再也动不了啦，我可怜的先生；我再也动不了啦。一直到死，我也就这个样子了。”

埃克托尔不禁打了个寒战。他要求见医生。医生抬起双手：

“先生，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要一扶她起来，她就吱哇喊叫。连挪一下她的椅子，她都撕肝裂肺似地嚎叫。我只能相信她对我说的话，先生；我总不能钻到她肚子里去。反正，在没有看到她下地走动以前，我没有权利假设她在说谎。”

那老妇人在一旁听着，一动不动，闪着狡黠的目光。

一个星期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西蒙太太还是没有离开她的靠背椅。她从早到晚不住嘴地吃，越来越发福，而且和病友聊起天来乐呵呵地没完没了；她已经习惯了坐享现成的生活，仿佛五十年的爬楼梯、掸地毯、一层楼一层楼地送煤、辛辛苦苦地洗洗涮涮，终于赢来了当之无愧的休息。

埃克托尔简直要急疯了；他每天都来看她，而她总是神安气定、心安理得，而且坚持宣称：

“我再也动不了啦，我可怜的先生，我再也动不了啦。”

每天晚上，忧心如焚的格里勃兰太太都问：

“西蒙太太怎么样了？”

每一次，他都灰心丧气地回答：

“没有变化，没有丝毫变化！”

他们辞退了女佣，因为那份工钱他们现在实在负担不起了。他们比以往更加省吃俭用，连那笔额外报酬都全部贴进去了。

埃克托尔于是邀集了四位大名医给老太婆会诊。她听凭他们摸呀，按呀，扪呀，一边用狡猾的眼光瞟着他们。

“要让她走路。”一个医生说。

她马上叫嚷起来：

“我走不了，我的好先生们呀，我走不了。”

于是他们紧紧抓住她，把她提起来，拖了几步；但是她从他们手里挣脱出来，一屁股瘫倒在地板上，叫喊得那么吓人，他们只好又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回去，安放在她的靠背椅里。

病情究竟如何，他们的看法很谨慎；不过他们还做出结论，说她无法工作。

埃克托尔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她一下子倒在椅子上，口中咕哝着说：

“还不如把她接到这儿来呢，总可以少花点钱。”

他一听就跳了起来：

“接到这儿来，到咱家来，你在说胡话吧？”

可是她现在已经什么委曲求全的事都愿意做了，眼泪汪汪地说：

“你说有什么法子呢，我的朋友，这不是我的过错呀！……”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十四日的《高卢人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菲菲小姐》。

[2] 这一点与莫泊桑本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他在二十二岁时进入海军部任科员，年薪一千五百法郎。

[3] 巴黎市的旧式楼房，按中国的习惯说法，大都有六七层；地平层，即中国所说的“一楼”，多为商铺。

[4] 树林：此处指巴黎西面的维希奈树林，在勒佩克、玛尔里附近，紧靠塞纳河。

[5] 工业宫：一八五三年为一八五五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修建；已于一九〇〇年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