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山中故事

陈应松:山中故事 -1

郑 某

郑某是武汉人,二十一岁时,国民党抓丁,顶替哥哥当兵。他读过正规的国小,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个头较小。他属国民党28军5团,曾驻守宜城、襄樊、宜昌。团长也姓郑。在一次进行士兵登记时,郑团长见郑某的三个字(名字)写得好,一句话,“看在咱们是家门的份上”,就让其留在了团部当差,又当文书又当勤务兵。

武汉人精明,见过世面,能说会道,把郑团长哄得团团转,郑某跟着团长也未打过什么仗,尽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1948年,解放军攻宜昌,郑某为保护郑团长,胳膊受伤,一直退至四川巫溪县,伤得不到治,左胳膊肿后发黑,后用土锯锯掉了,郑某受尽痛楚,总算拣得一条小命。

半年后准备撤退至云南,再到台湾。临行前一夜,郑团长灌了郑某太多的酒,第二天开拔把他扔下,等他醒来,部队不见,他只好留下来,但不敢回武昌见亲人,在川鄂边界一带帮工、流浪。在湖北神农架深山中,有一大地主为武汉市郊蔡甸人,将其视为老乡,收留他,并认做干儿子。郑某独臂但毛笔字甚好,能为地主抄抄写写、收租立契,于是留下来。不久,地主又为郑某找了一房老婆,老婆为寡妇,有三个儿子。郑某就成了三个继子的爹。有了家,就留在了神农架。

三个继子长得人高马大,却因继父的问题,一个都不能当兵,只好在家务农。

郑某枪法极准,虽独臂却常上山打猎,家中养有六条猎狗,赶仗(围猎)时,唤三个儿子同往,人称“独臂枪王”。他平时在家爱读古书,抄古书,四书五经共抄过五本送人。1971年冬,上山打“羊子”(苏门羚),在围猎时,枪走火,打死了二儿子,回家后被老婆和另两个继子痛打了一顿,双腿打断,投入猪圈,后经一个好心的土草药接骨医生接骨,竟双腿复原了,行走如常。二子葬后,与其感情特深的一条猎狗在坟上号叫三夜,不吃不喝而死,后葬在二子坟旁。

二子死后,他发誓不再摸枪,与大儿和三儿关系又渐渐恢复。70年代中期,当时生产队响应公社号召,开展秋冬季打害兽如熊和野猪的活动,队里一致推举郑某再次出山,郑某推辞无用,只好当了打猎队队长。这一年,郑某打了二十多头野猪,七头老熊。为此,公社奖励了生产队三千斤粮食,村里人十分感谢郑某。

80年代中期,郑某的哥哥从武汉来看他,因弟弟是顶替他去当兵的,见他如此景况,兄弟俩抱头痛哭一场。兄那时是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厂长,答应为他办好一切回武汉手续,但他坚持不回武汉,兄长只好带走了他的三子去当工人。

新世纪后,郑某已衰老,政府不许打猎,猎枪全收了,于是野兽剧增。但郑某尚有一杆老铳,当年放在牛栏屋架子上,因其生锈,未收缴,他也差不多忘了。每到秋天苞谷、土豆、黄豆成熟时,山上的野兽就下到低山,糟蹋粮食,因此家家田里都有守庄稼驱野兽的棚子,野兽一来就敲盆子、燃鞭炮以驱之。

大儿子有一子十二岁,有一天晚上替父去守庄稼时,被熊咬死。郑某十分喜爱这个孙子,视若掌上明珠。于是怒火汹涌,决定以七十高龄上山,把此熊打死。他先是想下套子,后记起了那支铳,找出来将枪膛捅亮,又晒了多年未用的火药,填充了许多八厘米钢筋头子及滚珠。但被大儿子和老伴劝住。后劝不了,只好把他锁进屋里。大家都知道,打熊要力气,熊若一枪打不死,会顺着火药味向猎人扑过来,凶多吉少。而往往熊一枪打不死,所以换药要快,手脚要麻利,郑某年老体衰,已不能制服老熊。

被关的第三天,郑某还是上山了,他也许是想爆发一下,也许是命该如此。等家人不见了他的身影,上山去找,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找到了,在一个山崖下,熊也死了,他也死了,他死了,一只膀子却没有了,成了无臂人,那只独臂在熊的口里。

黄 某

黄某有兄弟姊妹共五人,他排行老二。五岁时,患了乡下称的“巴骨流痰”,就是现今的小儿麻痹症,无钱诊治,高烧五天五夜,家人也未指望活过来,关在黑屋里,但五天后,黄某高烧自退,死去活来,能下地行走后,一只腿外翻,一只腿已成盘形。

小时常遭欺侮,大哥及家人均讨厌他,不在危难中帮他,只有一弟待他好。他小时即养成好胜的性格,并十分促狭。如有人欺负他,他会在晚上趁没人时,往人家窗户里掷粪蛋,有一次,队长的儿子欺负他,他趁队长家没人时,将人家晒的腌鱼全尿上尿。长得奇丑却十分调皮。另外,他还胆大,有一次其母去县城,不带他去,他就一个人在后面赶路,一瘸一瘸地硬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赶上了母亲。母亲不仅未心疼他,还将他痛打一顿。这是他十岁时,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见到宽阔的马路,他说马路像天空一样宽阔。

黄某学习十分用功,初中毕业后即去公社镇上拜一裁缝为师,学上了缝纫手艺。黄虽然残疾,却帮师傅师母倒尿罐,带孩子。因文化水平较高,学得很快,刚开始主要是钉扣子、锁边,后来偷偷地学裁剪。有一次去县城,竟然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翻译的《日本登丽美裁剪法》一书,这是他事业的转机。于是他学裁剪没半年就学新式服装样式,不像师傅做皮袄等老人服装和慢活,讲究新、快、巧。于是黄某在小镇渐渐有了名气,不仅做各式新潮服装,如刚刚流行的西服,涤凉褂子,连他做的中山装也是全镇几个师傅中最好的,主要是合身。

他虽不过一米五高,却讨到了一个还算漂亮的老婆,是他师妹,也学缝纫,四肢健全。刚开始,老丈人家全不认他,甚至要打他,因老婆心铁,护着他,老丈人也没办法。等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老丈人才允许他去家里。黄某说,他并不恨岳丈大人,后来,岳丈大人对他最好。

1970年,黄某在镇上与老婆开了一家裁缝铺,两人给大队每年交一千六百元,按每天一点二个工分计工,其余铺子收入归己。这是当时大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同意的。做了两年,小有结余,在镇上也砌了两间土墙红瓦房子,成为大队最富的人。当时几个领导特别是正副书记,与他关系不错。所谓不错,就是领导做衣不收钱,白做。

但是两年以后,书记副书记都因强奸知青和乱搞男女关系被抓去坐牢。新上任的书记因过去黄某收过他做衣的工钱,怀恨在心,查出他交钱记工开缝纫铺未有文字根据,以此作为把柄,说他未经许可开“地下工厂”,当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割掉,房子打了封条没收归大队。全家五口人(俩孩子和帮带孩子的岳父),被赶到锯木场漏雨的厂房里。妻子即将临产,当时正值寒冬,妻在四壁透风漏雨的厂房里坐月子,申诉无门,在厂房住了两年之久。后学大寨农村工作队见其可怜(主要怜他是残疾人),要大队退还房屋。书记要他拿九百元赎回房屋,他有一天拖着残腿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只借得两元钱,大哭一场。后弟弟帮他四处找其师兄师弟借钱,筹来九百元,交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让其搬回家仅两天,两天后,又扫地出门,说那九百元为过去未收缴的开地下工厂的非法所得。

没有办法,为了生存,黄某只好在镇上一师兄家楼顶平台搭了个棚子一家人栖身。有一天,岳父盼其晚上回家吃饭,一失足,从无栏杆的楼顶跌下,当即身亡。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迁移到另一个公社另一大队小镇上,此大队书记欣赏他的手艺,同意其落户。从此,黄某开始翻身。他在大队办了一个缝纫社,打倒“四人帮”前后,就开始来料加工。因其弟与他关系笃好,将弟户口也迁来,让其当业务员。从深圳过来的来料加工活做不过来,缝纫社(当时已改成服装厂)在深圳福田干脆租了一些农民房子,从本地招去一些女工,就地加工。

福田加工厂因减少了运费,获利颇丰,但其弟依然维护哥哥的威信,让其继续担任两地厂长。后改为服装制作公司,并打出了很有名的衬衫牌子××牌,以及中档棉衣××牌,十分畅销。

此服装制作公司实际上成了黄家天下,其兄妹五人和堂叔、舅、姨家约有二十人在此。每年,黄某重奖其弟,说是谁有能耐奖谁,大张旗鼓地奖。黄说,我不相信残疾人比正常人无用,有时候,为生活所迫,他们会做出常人难以办到的事。为了推销服装,他常常一瘸一拐全国奔走,有一次在苏州订面料,在马路上行走,避之不及,被汽车将那稍好一点的直腿撞断,输血时又染上了丙肝。

他为了建所谓亿元村,只好把有恩于他的老村长拉下来了,他去市里、县里活动,要建亿元村,只有让他来当村长和书记,这样,他就完成了从服装公司到村委会全部的人马换班,公司即村,村即公司。老村长对他恨之入骨。

服装因为广告投入少,主要是加工,利润不大,让全村人脱贫富起来并非易事,他向外宣称,学生上学免费,村民上医院住院报销,事实是,两个学生免一个学杂费,一年也不到百元;住院,住一次不管三万五万,他补助你三五百元。为此,他主要是贷款,一个村一年贷款达五千万元之多,负债累累。但是,他发誓要让全村人富起来,家家住别墅。

他的办公椅是特制的,可以升高达一米,上椅子有几级台阶,但他见客人一般不下椅子,也不送客。他的专车连老婆也不许坐,有医生、按摩员、秘书等五六个小姐为他服务。听人说,他与这些小姐个个有染。他本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深居简出,凡来客不陪餐,除省里领导外。

他的一个儿子当了民警,因嫖娼被抓了起来。

他恨作家和记者。有两件事让他伤了神。一作家说要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二十集电视剧,前期投资二十万,作家一去不返,后发现此作家的一个十集电视剧中,虽有一个裁缝企业家,却是一个健康人。二十万打了水漂。另一个电视台记者拍他的专题片,拍他瘸腿走路竟达五分钟之久,严重丑化了他的形象,给这个电视台的五万元钱至今欠着。他现在十分孤独,众叛亲离,服装公司效益又不好,但他还发誓要修一条从镇上通往村里的大道,扬言要比长安街还宽,两旁全部修高楼大厦。现在这条未有修成的大道上荒草丛生,原拟叫“幸福路”。

企事业负债累累,他声称不退,再给他三五年翻身。过了一年,他被抓起来了。

钟 某

钟某生于五十年代,他有一兄,俩姐。他一岁时遇天花,成为麻子。麻子日后帮了他不少忙。他说因他哥哥长得一表人才,家里没让其读书,而让钟某读书,原因是,麻子多读点书,以后好混生活。他读书是跟着父亲读的,父亲一个人在小镇上开外科诊所,主要治疮、疔、痈等病,会炮制红、白升丹,其狗皮膏药“驱毒膏”有奇效,主要成份是蟾酥、穿山甲、乳香、没药和铅丹。他跟在父亲身边,边上学边读《药性三字经》《十八反》《十八畏》《汤头歌诀》,休息时也随父上山采药。

初中二年级时,他因抢枪乱军罪入狱,半年后查出为从犯,放出来即回乡生产。钟某虽小时被人歧视,但回乡后,却成了年轻人的头,他竟然参加宣传队,不仅自编节目,还自己演出,不在乎别人叫他“钟麻子”,还能以自己的幽默给大家带来笑声。

其父在大队医务室做赤脚医生,他便跟着父亲出诊。大队书记的一蠢儿一定要钟父收为徒弟,钟父见此人没有悟性,带了两个月,拒绝续带,大队书记于是找理由把钟某也开掉了,让其回队生产。

队长为钟某的本家,钟父又为队长割了痔疮,只收了他七毛钱,队长就安排钟某去学开抽水机。开抽水机的师傅没钟某有文化,害怕钟学会把自己这份美差夺走,于是向他封锁技术,要钟每天摇机器,十分毒辣的是偷偷将喷油的火头移了位,让钟某每摇一次机器,把肠子都摇断。师傅就揶揄他,说一台八马力的都摇不动,还想学开机器。钟不服气,买书学,终于发现了师傅的伎俩,后来再摇机器就不吃力了。

师傅后来又使了一招,向大队书记汇报,说钟偷柴油回去烧炉子,这样钟某又被剥夺了开机器的权利。此时钟谈了一个女友,女友的父亲也是被钟父治好的一个病人,出于感激,将女儿许配给钟家。

春节快来时,钟想春节给女友家提点见面礼,无钱,就躲着村干部,同几个小伙子约好去深山里贩炭出来卖。走了一夜的路,到山里买了七十斤木炭,个子虽小,刚开始挑出时还可以,走了二十多里路后,七十斤越挑越沉,沉得已经挑不动了,伙伴们都先他而走。他想了一个办法强迫自己挑——数电杆,一根电杆五十米,挑两根电杆歇口气。这样一直到半夜才回家。木炭放在村头一户人家里,第二天借了个板车,与表弟一起拖上两担木炭去镇上卖。到了镇上,卖炭的多,买炭的少,钟某好说歹说,让一家烧饼铺收了木炭,烧饼铺说没有现钱,要他春节后过了正月十五来拿钱,钟某一下子心凉透了。这天是腊月三十,他拖着板车空手而归。他的父亲筹了五块钱给他,买了瓶酒,一条烟和点心,去了女友家。

女友本来对他没有感情,因他是一大麻子。但女友有一天起床时,发现爬不起来了,无缘无故两腿瘫了。这时,钟某借用他的中医知识为其诊治,诊不好,钟父诊,也无效。在床上一个多月,一动不能动,查不出病因,钟某天天伺候在女友床边,给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

家里人以为女儿从此瘫痪了,钟某并不嫌厌她,还悄悄到镇上摆地摊挖鸡眼赚钱,将她拖到县城去看病。到县医院也查不出病情,只好拖回来。又过了一个月,女友竟不治而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钟某夫人后来说,那的确是爱的力量。她见钟某对她那么好,她整天在心中默念,一定要站起来,以后报答钟某的好心。

那段特殊历史结束前,钟某之父被落实政策调到县中医院坐诊,并可带一个子女到县城落户,钟父见大儿子不学无术,恐以后生活困难,就将其带走了。他也为二儿子钟某规划了未来生活,通过关系让其到县养猪场当兽医。虽说是临时的,虽说是兽医,钟某也高兴异常,钟某将落户到县养猪场(依然是农村户口,但是城郊),怕与之有隙的大队书记从中作梗,钟父便假找了一个女的,假说到养猪场做女婿,这才得以将户口转移。

此事只有钟家和钟的女友家知道其内幕,于是外人就说钟麻子变心了,弄得女友也怕钟假戏真做。但两个月以后,钟就与女友结了婚。此时钟某不仅医猪、牛,也医人,且主要是医人。因父亲的“驱毒膏”对脓肿和风湿有奇效,在他的软磨硬缠下,终于让父亲告诉了配方。作为此膏药传人,钟某极有头脑,与妻一起四处刷广告,找他治风湿的就门庭若市了。

这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他兄长。兄长招工在县化肥厂里扛化肥包,遇上夜班精疲力竭,见弟卖膏药来钱容易,也缠着父亲教他配方。父亲不想教,因大儿子无甚文化,怕教了出事,但大儿子有匪性,威胁父亲,如不教就杀他,还要杀全家,同时也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大儿子腰上缠着雷管,闯入父亲的门诊室。如不是民警赶到,定会酿成血案。钟父只好答应,也将此秘方传给了大儿子。

大儿子也就是钟某的兄长自己开始熬膏药后同样到处刷广告,开始了与其弟的作对。所有这一切,皆是钟某嫂子的主意,因钟这兄长是马大哈,炮筒子,幕后策划全是媳妇。

这媳妇何许人也?是当年大队书记的一个十分跋扈的女儿。这女人是寡妇,还大钟某兄长三岁,大队书记见钟某兄长已成了县城户口,有了工作,找人来说这门亲事,钟父考虑家眷多人还在书记手下,就免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兄弟俩开始了在县城作对。两年后,两人都有了点名气,钟父也身患了绝症,便开始有意让两子联合。征得县里同意,让二子建了一所共同所有的风湿医院,安排大儿子为院长,钟某(二儿子)为主治医生、副院长。此安排也是按大媳妇的坚持来的。显然,大儿子有统管权,但真正的医生是钟某。钟某虽仅仅是副院长,却名声远扬,超过了兄长。所来的病人都是来找钟某的。兄长嫉妒不过,终于爆发,两兄弟在医院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两夫人也来助战。此事闹得满城风雨。

钟父临终前,要两儿子各站一边,当着他的面拉手和好,共创钟氏风湿医院,和衷共济,两儿子不拉,钟父说,我死不瞑目。钟父死后果然不闭眼,其母和家人说,你们不拉手父不闭眼,两兄弟只好拉手,见父果然马上合眼了。

但在钟某一次出差时,其兄以院委会名义撤消了其弟副院长职务和主治医生职务,改由另一个跟随他的人坐诊,自己亦坐诊。钟某回家,成了一般的医生。钟某一气之下,离开了此医院,承包了县机械厂的医务室。但是没有病人来源,如何得了。钟某就在过去风湿医院四周贴告示,但每贴后总有人马上就撕掉,其兄雇人在县城巡查,当时未有在报刊做广告一说。怎么办呢?天无绝人之路,其妻在整理旧物时,找出一本过去在养猪场治病时的登记名单。钟某打印一封封信,按名单分头寄出,要他们转告亲朋好友、病友,这样陆陆续续有了一些病人。

在一次为一个痔疮患者治病的过程中,以“枯痔散”将痔枯干脱落时,患者大出血,血流了一脸盆,后因离县人民医院近,才将患者救活。钟某其兄得知此事,以患者家属名义给市卫生局、市政府写匿名信,说钟某草菅人命,要卫生局吊销他的执业资格。后卫生局有人保了钟某,并将其兄搞他的事说了,钟某气得要杀兄,被人制止。

其兄以正宗风湿医院名义,占尽天时地利,敛刮了不少钱财。假设兄为钟民,麻子弟为钟国,钟民就把此医院改为钟民医院,而钟国也以自己名字建了一所很小的医院。钟民决定把医院扩建成八层大楼的医院,果然做了。弟钟国便开始了报复。他读过初中,有头脑。在兄的“钟民医院”八层大楼还未投入使用时,与城建局订了一纸合同,将钟民医院所在的那条街改造成水泥路,捐资三十万,命名为钟国路。这一切,钟民蒙在鼓里。

需要交代的是,路名对钟民极其重要,医生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靠邮购,即用垃圾信件一麻袋一麻袋送往全国乡、村、组,钟国也小有名气了,凡知道钟民的,就知道钟国,钟民医院地址在其弟的路上,这不是天大笑话?让人尴尬。他又不得不写地址(某路某号)。等到钟民医院开业的时候,钟国路也竣工开通。兄不得不面对着自己大量信封写上以其弟名字命名的路,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这栋花费两百多万建造的医院就只好租给了别人,自己在另一条路上租借了一个旧商场重新改造、装修,又花去了一百多万元。钟国轻松以三十万元让其兄付出了三百万元的惨重代价。

其兄在县城待不下去,只好到省城发展,果然省城天地广大。钟某的报复竟让兄得以走上高处。于是钟某也来到省城。现在,他们各在省城竖起了一座相同的民营医院的牌子,各有了名气,治同样的病。

后钟某说:“假如两兄弟亲密联合,还没有今天,顶多只是在县城里当个小医院的小医生,正因为两兄弟窝里斗,同室操戈,都发展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每年都有几千万元收入。正是利弊互见,福祸相倚,好事是坏事,坏事也是好事啊。

崔 某

崔某是江苏人,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后成为武汉市某中学教师。在特殊年代,他属于一般造反派。在一次批斗区教育局局长时,他作为三个会议主持人之一(他主要做记录),将局长押上台来时见他脸色浮肿不好,另一个主持会议的不仅拒绝他要坐下接受批斗的要求,还打了他几拳。三天后,此局长死亡。原来他有严重肝腹水,但主持会议的以为他只患了感冒。几年后追查旧账,将三个主持人(包括崔某)逮捕,主犯判了十五年,另两个(有崔某)判了十年。

崔某是一个书生,进牢后被狱霸以“包饺子”“坐轿子”等酷刑折磨得九死一生,打掉了两颗门牙,脾脏破裂。此人手无缚鸡之力,因读书甚多,特别是记忆力奇好,能记住读过的《三侠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每夜给犯人“说书”,竟成为新狱霸。

崔某说,在狱中意志从未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反。然而自他抓进去,其妻被教育局一位科长相中,成了他人新妇,而此科长正是搞他材料、将他送入狱中的人。其女儿也成了他人女儿,改名换姓。

崔某在五年后就平反出来了,被安排到一郊县中学,继续任教。而那位夺妻科长到了另一郊县任教育局局长。

每每到周末,崔某就坐车去另一县,守在此教育局长家门口,见自己的女儿。此教育局长房子在一座小石桥那边,他就坐在桥上守。桥是局长一家(包括崔某前妻及女儿)出入唯一通道。女儿还是认他。那局长见他长时间如此,一到周末有家不敢回,对继女说,你跟你父亲讲,不是我把他送到牢里去的。可崔某不这样认为,他说不是你那是鬼?

前妻看他神经兮兮的,就托人给他找女人。在城区找了一个纺织女工,同居了,可是到了周末,崔某不仅不去城区与新女友见面,还继续去见女儿,坐在那小石桥上。

崔某没有神经病,课讲得很好,评上了高级教师。倒是那县教育局长被崔某逼出病来了。崔某认为,并不是他逼出病来的,那局长该死了。

局长害暴病死了,有人劝他与前妻复婚,他不干,前妻后与局长又生了两个孩子。而那个同居的小崔某二十来岁的纺织女工,因不同意调到郊县去,与崔某分手了。

崔某后来找了一个小他约三十岁的姑娘结婚,是他的学生。妻子没给他生子,到惠州跟人做生意去了。崔某也退休了。崔某说,不晓得老婆搞什么生意,据笔者找他人问,大约是搞“皮肉生意”去了。

崔某退休后在县里帮着编教育志,每天在原学校与住读学生一起吃食堂。他说他有许多朋友,都是坐过牢的,因为他是狱霸,每年春节,还有许多牢友给他提烟酒来孝敬他,不过他烟酒不沾,除了三餐食堂饭外,也不下馆子,生活极其节俭。他镶有两颗大金牙,他自己说是纯金的,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皮鞋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头发理得很顺,丝毫不乱。在全县城,他是最整洁的老人。

陈 某

陈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说他的祖上曾是浙江舟山武举人,代代好武,祖父曾练过铁裆功,在生殖器上可吊二十斤秤砣。祖上到湖北某县做官,前妻死后,又娶一寡妇,此寡妇嫁过八个男人,均无生育。陈说,继祖母待他如掌上明珠,跟亲孙子一样。因此,他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还去读中学,并未辍学。学校几十里地远,住宿,吃什么呢?继祖母给他炒好并碾好自种的荞麦面,加上养了几箱蜂,在荞麦面里拌些蜂蜜,用布袋子装着。天天打开袋子埋着头去啃食,吃饱了,把袋子又系好。常常是,他与蚂蚁争食荞麦炒面。而继祖母重男轻女十分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陈某有一个妹妹,1960年才三岁,为了保陈某中学吃饱,三岁小妹妹饿得皮包骨头,已养不活了。

陈某高中毕业后因成份不好,未分配工作(当时高中毕业不管农村、城市户口,皆可分配工作),他的一个老师后调回某县教书,便把他也约去当代课老师,这样,陈便成了老师。

陈在二十多岁当代课老师时就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民歌和演唱作品(当时《人民文学》刊登演唱作品),并由继祖母作主,在家乡找了一个媳妇,此媳妇是大队妇女主任,陈说,在当时算很漂亮能干的。

陈因为在邻县代课,每次回去步行要三十多里,所以只好每个月回去一次。当妇女主任的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女儿。第一个女儿不像他,大家都说像大队一个老书记,他说就是那老流氓的;第二个女儿跟第一个女儿又不同相,大家偷偷说像公社武装部长。陈说就是武装部长的。他的老婆因名声太不好,70年代初,竟跟河北来的人贩子跑了。是她自愿跟人贩子跑的,把两个女儿丢给了年近七旬的陈的祖母。

两个女儿不是陈的,却陈姓,继祖母也没有办法,就把这两个野种孙女带着了,陈某却从来不管,也很少回家去了。陈某写了许多作品,后来就被文化馆给招工了,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两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他未出一分钱。两个女儿生了孩子,过年回家来,他既不欢迎,也不拒绝,逗逗外孙子、外孙女,却无有一分钱给他们。他坚信,这些人与他无血缘关系。

有一次,他的故事让他的一个朋友在外地的一个笔会上讲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一天,一个才二十来岁的云南农村女孩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女业余作者,听到他朋友讲的他的故事,毅然跟来,不是说来结婚,而是说要照顾他的生活。此女孩长得很端庄,陈不接受她,但她坚持不走,陈不让其进门,文化馆领导出于同情,就把千里迢迢来的女孩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

陈一个人,很不讲究,衣裳穿得到处是油渍,鼻涕擦在鞋后跟上,天天吃面条。那女孩在领导的支持下,给他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慢慢地,就有了感情,两人虽然年龄悬殊,最终还是结婚了。

陈已经受到了伤害,对男女之事兴趣不大,还疑神疑鬼,常爱盯着这年轻老婆的行踪,不准她跟男人说话,不准她出去两小时以上,否则就拳脚相加。这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大家都说像他,像极了,可他不承认,说不是他的。前几年,亲子鉴定的风还没吹过来,他说女儿不是他的,就变本加厉虐待老婆,他的同事说,他打老婆下得了手。

就这样,他把老婆打跑了,女儿也不认。这千里迢迢来的女人在这儿离婚了,无依无靠,后来找了一个个体老板。个体老板对陈的女儿很好,陈的女儿也不认陈了,便跟继父姓。孩子已经长到十二三岁了,越来越像他,走到街上,他不喊她,她不喊他,形同陌路。

很多人都说你应该认这个女儿,你可以在她上学或放学时,到她学校门口去,塞给她十块二十块的,良心上才过得去,他却摇摇头。

他说他是三毛的远亲,有一个家谱(三毛也姓陈,也是舟山人),他说三毛没死时,他给三毛去过信,攀亲,三毛竟然给他回了信,并寄上了一本书,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扉页竟然写着:“表叔陈某雅正”。他成了三毛表叔。

陈应松,1956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等一百余部,《陈应松文集》四十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三卷。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人民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奖、梁斌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等。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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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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