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筱聆：杨柳依依

爱人的手彻底失去了温度。

没有温度的身躯硬得就像一块铁。不仅质地是硬的，颜色也是硬的。捧在手里硬硬的、冷冷的，落在心上却仍有一丝的软和暖。　他闭着眼睛，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双后交叠在腹部，一脸安宁。如果我就这么死了，你会想我吗？说什么呢？何止想，我会跟你一起去！那说明你还不够爱我！　阮映趴在爱人的身旁，只见硬和冷一点点爬上周遭的事物。硬的被单冷的床，硬的枕头冷的柜子，硬的台灯冷的时钟，硬的房门冷的红“囍”字……还有，又硬又冷的母亲。

又硬又冷的母亲从进门到出门，大概有一天的时间，似乎一直在做一件重复的事：倒一满杯的水进入客房，再举一个空杯子出来。进入阮映耳朵的只有三句话：一句是对空气说的——幸亏还没有孩子！一句是对阮映说的——结婚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一句是对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的——拉走吧！三句话叠在一起，增加的只有冰的温度和厚度。

这一刻，阮映突然后悔，自己为什么会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突发的事件，手足无措的凌晨，打出120后，她居然拨出的是那串几乎要陌生的号码。这个一年四季只穿紫色衣服——这些衣服的色彩只有深紫浅紫紫红蓝紫艳紫暗紫的色度区分——的矮小女人，从来不懂得别人的疼痛。她不关心失去丈夫的女儿现在苦不苦，她只关心往下的日子里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孩子的拖累——不，不，她更关心的应该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孩子的拖累而引起的拖累于她的诸多可能性。她怎么不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何时拖累过她？！

爱人被带离房间后，母亲终于走到阮映身旁。母亲的手终于有些生疏地落在她的肩膀上，久违的温暖在时隔21年后居然第一次从她心底的缺口渗了出来。她确定，那是一股细细的暖流。从小到大，每一次碰上挫折时，她总会无端生出设想：母亲应该像别人的母亲一样，搂住她的肩膀揽进怀里，摸摸她的头或者脸，或者拍拍她的肩膀或者手臂，再说些安慰的话。过往的每一次终究只是奢望。就在她几乎要把头一歪，借着母亲的手臂一靠时，她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手只是象征性地“落”在她的肩膀上，并没有往自己身体揽的意愿和力量，这让她的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勇气，那丝温暖也心领神会，只微微冒了一下，再没了气息。

母亲的手在她的肩上轻轻点了两下。确切地讲，不是手——因为并没用到整个手掌。应该是手指头，而且不是所有的手指头。也不是点——因为手指头上力的方向并不仅仅是从上往下。应该是拨或者是挠，力的走向还包含了从前往后。　7岁的阮映把脚伸向母亲。妈，我鞋带散了，你帮我系一下吧，我老是系不好！蹲在地上刚系完自己鞋带的母亲站起身来，板着脸，昨天已经教过你了，你要自己系，系不好也得系！　她甚至想象得出母亲那只习惯了用无名指和小指夹一根记账的笔横过虎口，其余的三个手指头上上下下迅速弹拨算盘珠子的右手。那手指头圆圆的、钝钝的，那指节粗粗的、鼓鼓的，像被砍掉大枝丫的树干上日久结出满是皱纹的伤疤。尽管十几年前不再昂贵的计算器乃至后来兼具计算功能的手机已经完全取代了算盘，但母亲仍然习惯让上珠下珠在她的右手手指间跳跃，仿佛那些“咔咔咔”的声响才是它们和她的价值所在。此时，母亲用到的极有可能只是负责弹拨上珠的食指和中指，而她的肩膀无疑成了母亲指下的算珠。

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母亲圆钝的手指头以这种近似乎蜻蜓点水的方式路过她的肩膀，不作过多的停留。母亲的手势和心思应该做着相同的数学题，手上写着标准答案。话刚说完，母亲的右手带着左手迅速抵达另外一个驿站。它们又瘦又细却健壮有力，掀起床单，解开被套，扯出丝棉被……一股淡淡的青草油的味道若隐若现。

阮映为自己的自作多情冷冷地笑了一下。她的肩膀像卸下了几分重量，身体却发生了奇怪的生理反应：一身鸡皮疙瘩全起来了。她其实非常害怕它有过多的停留——说真的，她不知如何应对。那句话听着是这般耳熟，它几乎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纯粹只是完成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这样一个物理性过程——这平衡了她的焦虑和不知所措。　母亲拍拍祖母的肩膀，妈，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既然他因为肝癌选择自杀就一定认为自杀是一种解脱，自杀比活着舒服。既然他认为舒服了，活着的人就没必要为此而痛苦了。你——你，祖母抬起头，指着母亲。你真是个没有情感的人！从没见过比你心肠更硬的人！杨柳跟着你早晚会被你害死！

杨柳！杨柳！阮映仿佛听见了祖母当年的呼唤，她冷冷一笑，起身离开自己的房间。客厅里弥漫着青草油的特殊气味，母亲刚才在这里用过它。她下意识地咬紧了牙关。　阮杨柳跟几个同学在楼下建筑工地上玩闹时摔倒，膝盖破了一大块皮，她咬着牙没哭。母亲拿青草油要她自己涂抹，她倒抽了几口冷气终究不敢下手。母亲抓过药瓶用力一倒，药渗进皮肉钻心地疼痛，她咬紧的牙关还是松开了，“啊”“啊”地尖叫起来，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母亲严厉地呵斥道：姓阮的难道都是软骨头？你妈又没死，你哭什么哭？都已经10岁了，有什么好哭的？哭就不疼了吗？这点疼都受不了还能成什么事？她望着母亲，把嘴唇咬得紧紧的。这个妈一定不是亲妈！她把泪水一口口咽进喉里，暗暗发誓：谁说姓阮的是软骨头？你们姓杨的才软骨头！从今往后，阮杨柳不再是阮杨柳，我要叫——阮硬！从今往后，再不会在这个女人面前流一滴泪，绝不让她再看到自己的一丝软！

实践证明，祖母的话一半是错的——21年了，她没被害死，她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在省城找到了工作还结了婚。还有一半是对的——她用了整整21年的时光充分验证了祖母的半句话。7岁入学的第一天，母亲带她走了20分钟的路到学校报到，认了班级，领了书，再教她把书包整理好，而后说，从明天开始，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收拾学习用具，自己上学放学。从此，无论刮再大的风下再大的雨，母亲没有一次接送过她，甚至连雨伞都未曾给她送过。母亲总说，小孩子吹点风淋点雨长得比较结实。这么多年，她的体格确实被风雨打磨结实了，心也跟着一点点结实起来。到了10岁，在别的女同学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做饭，学会了洗衣服，学会了骑自行车上学放学，学会了独自面对一切。母亲的角色基本已经形同虚设。上高中时，母亲说，你寄宿吧！她嘴一噘，平时我已经什么事都是自己做了，你还嫌我烦，寄宿就寄宿，有什么了不起？！填报大学志愿时，索性填了一所最远的黑龙江大学，索性一口气读到研究生，毕业后遵循祖父母的意愿回了本省，索性就在省城找了一家出版公司担任编辑，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离她的母亲远远的，远得一年甚至几年才回一趟家，远得可以用几个月才一通的电话解决所有问题，远得这一次的见面与上次已经相距了整整两年。

母亲抱着被套、床单走出来，走向外走廊。刚把东西塞进洗衣机，又托举着手急急返回主卧。才进了主卧，又很快走了出来，双手仍是托举的动作，嘴里念叨着，咦，刚刚明明有你一本户口本，怎么现在不见了！阮映看一眼夹在母亲手指间的户口本，伸手取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她的中指上有一条长长的血渍，上面覆盖着一层青草油的浅黄。　母亲指着在作业本、书本、试卷上登堂入室的“阮硬”，扬一扬手上的户口本说，人生终究是要你自己过的，你确认自己要改了这名字，我今天就去帮你改过来，算是你的10岁生日礼物，但是你记住了，将来你一定不要后悔！阮映在心中“哼”了一声，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我还后悔！　阮映最想要的“阮硬”最终在户口本上以“阮映”的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了“硬”字，但她感觉自己还是如名字的发音般一天天地坚硬起来，坚硬得足以抵御一切对女性的歧视或鄙视。大学时第一次跟男同学去约会，男同学怕她冷，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的身上，她一把抓下衣服丢给他：我又不冷，为什么要你的衣服？结果当然是，手还没拉上，就分手了。到中学实习的第一天，教导主任说，一个年段13个班，其他男教师都是两个班，考虑到你是个女孩子，少给你一个班的任务。她立马就不高兴了：我又不是教不动两个班，为什么只给我一个班？她几乎要忘记自己是个女人，直到遇到她的爱人。他是个美发师。　阮映冷冷地坐在他的工作椅上，乌黑的长发随意用一条黑色橡皮筋拢着，一如之前的任何一次。他为她围系上理发专用的围布，轻轻开了一下玩笑，女孩子不要这么硬邦邦的，会找不到男朋友的噢！她的脸色立马结上一层更厚的冰，自己喜欢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男人喜欢？他一脸尴尬，而后耸耸肩，笑着说，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能做成你这样女孩的绝对不是一般的水！通常情况下，她抛出那句话后是没人敢再往下说的，但他说了。她知道他是故意设了埋伏，她还是跳进去，问了，那你觉得是什么水？他咧嘴一笑，非得是钢水不可！她也笑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不还击，就接受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一个男孩子敢这么跟她说话。大家都不敢，事情就复杂了。而恰好他，敢了，事情反而简单了。好感这玩意儿真是奇怪，顺着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就来了。她说，钢水就想剪个刘海！他说，发型就像是女孩子的表情，做得好，就是微笑，做得不好，就是愁眉苦脸。如果你信任得过，我现在就让你愁眉苦脸的长发微笑起来。她又是一笑，真的烫了个大波浪。从此以后，性情也一点点在大波浪里微笑、婉约、蜿蜒、柔软、浮动起来。

可现在，那个让她一点点柔软下来的男人，那个口口声声说要跟她一起生个女儿来好好疼好好爱的男人却变成了硬邦邦的过去式。阮映真的想哭。可她发现，自己居然哭不出来。

这年头，每天死亡的人还真不少。老死的，病死的，气死的，高兴死的，睡着睡着睡死的，走着走着摔死的，各种死法应有尽有。死亡无法预订，火化却是需要预订的。同事告诉阮映，每天的第一炉最干净，被烧者也是最舒服的。再加上阳气最足，往生者的灵魂也最容易往上升。就像是新换过的泳池水，谁不想享受第一个入池游泳的待遇？想要安排火化这一天的第一炉不仅需要提前更长时间的预订，还需要走关系，可能还需要多花些钱。这让第一炉听起来俨然成了酒店里的特殊床位，让死亡看起来也似乎成了一种享受。

母亲气喘吁吁跑了一上午，终没能跑到特殊“床位”，能按着皇历上的良时吉日初步预订下的最靠前的时间点只有下个星期三上午10-12点。阮映只能试着问一下许兰妮。许兰妮是她大学最好的舍友，是她在省城唯一保持联系的同学，毕业后考入了区财政局。许兰妮曾经拿自己跟她做过深刻比对：我长得太像个爷们，尽管心底女人得要死，也没人懂得疼惜我。而你，长得那么女人，可心理却比男人还爷们，谁碰上你都是祸害。结果真被许兰妮说中了：果真是个祸，这么快就把爱人给害了！

第一炉？我问一下小福子！许兰妮挂断电话后半个小时还不到就回复，需要多等两天，下个星期五上午第一炉。可以吗？

小福子是许兰妮新交的男朋友，早一年考入区财政局。凑巧的是，他有个亲戚在民政局当办公室主任，火葬场正是民政局管辖的范围。

多等两天更好！这样，他还可以多“活”两天。阮映是这么回答的。除了多出来的这两天，最为关键的，她可不想爱人的骨灰里掺杂那些来历不明的成分。

爱人是个孤儿。在他两岁的时候，父母出了车祸去世，留下他和祖母。他刚满13岁，祖母也去世了。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母亲是被拐卖的外省女，寻不着可以依靠的亲人，他从此踏上了异乡拜师学艺之路，一走就近20年。20年，于她，短得只有他们相识的这400多天，却也长得连他的火化与安葬都没有其他亲人需要通知和商量。这倒省却了诸多麻烦，一切皆是她可以自己决定的。

省城比较大的墓园只有两处，一处在东边，一处在南边。阮映选了东边的福陵。福陵背倚福乾山，正前方有一弯乾江水缓缓流过，远远一看就是爱人喜欢的景致。进了墓园才知道，看似普普通通的墓地也是大有讲究的。墓地讲究风水，不但讲究地理位置和朝向，还讲究吉利的穴位。这些因素各有上下之分，综合起来后就决定了墓地的三六九等不同单价，有1万多，2万多，3万多。面积大到六七平方米，小到两三平方米，而且并非纯墓地面积，还包含着公摊。阴宅与阳宅异曲同工，只不过，此时陪在身边的是母亲。　阮映在窗户的位置前做出一个夸张的拥抱状，我就喜欢这个大飘窗，到时我在这里摆两盆花，摆个书架，以后看稿就在这里了！连书桌都省了！他从背后环抱住她，那好，那咱们就买这个了！她微微侧过头，与他的脸贴在一起。可是这个太贵了，一平方米要多出1000多！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要嘉华路的那一套吧，省了七八万呢！　暖流与冷流在这里汇合，交集，翻腾。

售墓员带着阮映转了一圈下来，又回到了阮映最看好的那处依山而建的墓区，单价从23888元到29888元不等，面积多为三四平方米。墓区已经“入住”80%以上，剩下则寥寥无几，这边空一位，那边空一位，呈分散状态。

挑墓地也得看邻居。售墓员指着眼前的墓地介绍，阮小姐你看，同样是坐北朝南，同样是依山而建，这个墓地左边是中学教师，右边是公务员，都属于知识分子，你爱人偶尔要跟他们一起看看书，下下棋，聊聊天什么的……　交房取钥匙那天，他一脸兴奋。我探听过了，买咱们隔壁的是一个教师，楼上的是一个乡镇干部。你探听那么多干什么？到时门一关，谁还有空管谁是干什么的？你不懂！远亲不如近邻……　几分钟后，教师近邻真来电话了。你们家门口来了个老太太，说是要找刘亚强。阮映说，她肯定找错人了，我们家没有刘亚强！

你们这些人可真能掰！母亲听不下去了。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邻居？还要看什么书下什么棋聊什么天？

阿姨你可不能这么说。人死了，可是人的灵魂是在的呀！售墓员从阮映的脸色看出来了决定权的方向，转向阮映道。是不是，阮小姐？你也相信你爱人是有灵魂的对不？

阮映还不知如何开口，母亲又接上了。掰来掰去无非就是多要几个钱，你当我们傻啊！你直接找一个大官和一个有钱人出来得了，风水最好了，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什么都有了。

那倒也未必的呀！售墓员倒是一点不饶人，一套一套地应对着。找这种人当邻居，其实好多风水都已经提前被他们占走了，你们这后来的根本分不到什么风水了！

阮映不想多说话，只问，这个，多少钱？

一平方米25888元，3.5平方米，90608元……售墓员熟练地摁几下手机按键，即时通报着数据。你们找了魏主任，给你们打个9.5折，总共86000元，还可以按揭……

你疯了？母亲一把将阮映拉到一旁，声音被压挤得扁扁的。86000元？又不是买房子！

这怎么不是房子？这是他的房子！阮映盯着那块空空的墓地，喃喃自语，他这一辈子够苦的，我一定要让他到那里过得舒服些。

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走的已经走了，花再多的钱也已经走了，回不来。可活着的人还要把日子过下去……你要想一想，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母亲拉起她的手，掰着她的手指头一个个地数起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房贷，1000元的伙食费，一两百元的电费、水费，两三百元的物业费，两三百元的交通费，你一个月多少工资？我年纪大了，帮人记账的事还马马虎虎接着做，钟点工不打算再做了，我，我……

阮映不说话了。她知道母亲的表情和心思做起了不同的数学题，母亲还有未说出的更重的话——我可没办法再帮你出钱了——一个“再”字无情揭开她的旧伤疤！没错，买房子的近40万元首付里，有母亲支付的10万元——那是母亲的全部积蓄——虽然当时她并没有开口要，是母亲主动打到她卡上的，但终究她还是用了的！

你想想，为一个死去的人，值得吗你？母亲切换了轨道，继续说。

为一个死去的人……为一个死去的人……阮映觉得这句话好熟悉。　祖母说，我儿子好歹是有工作的人，怎么说葬礼都得办得像模像样，要请24拜，要请西乐团……母亲一脸冷漠，死都死了，再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日子终究是要我自己过的……阮映退出一小步，抽回自己的手，我谢谢你的关心！但请你先回家去，不要再管我的事了，好不好？

很显然，这几句话像连环掌击中了母亲。她不再说什么，只看几眼被抽空的双手，无趣地走开。一个“谢谢”加上一个“请”都足够客气和礼貌了——亲人间，还有什么比客气和礼貌更令人陌生的？

阮映推门进屋的时候，上一秒餐厅里还时断时续地传来的响亮的算盘珠子声就这么戛然而止。屋子里像刚被清盘过，连空气都规规矩矩。不用看都猜得出——母亲定然又在打她的算盘算她的账——阮映还是看了。母亲正面对着进门的方位，一支笔横过虎口，被右手的无名指与小指夹住，握在手中，右小臂支着餐桌，其余的三个手指头紧急从算珠上撤离，却还未来得及完全收回，悬在半路上上下不得。餐桌上摊开着一堆钱，旁边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出事后，他的朋友，她的同事、同学，一个个地来，一个个地走，送来一份份银子钱。所有外来的安慰到达的都只是表面，无法抵达内心。

刚才有三个人来，说是那天晚上跟小谢一起喝酒的——你都认识！母亲指着那堆钱做着介绍，那钱是他们拿来的，我数过了，正好两万。顿了一下，母亲的语气里多少有些埋怨。你怎么没告诉我，他是跟人喝酒出的事？

母亲又说到了阮映的痛处。如果爱人那晚少喝一点酒就不会出事；如果她没有睡在客房，能及时发现情况也不会有事……她趿上脱鞋，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事情都已经出了，告诉你怎么出的事又有什么用？是喝酒出的事还是不是喝酒出的事，又有什么差别？

怎么没用？怎么没差别？我们得去告他们，让他们赔钱。母亲的手指头惯性地栽到算盘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算珠。一条人命，他们想两万就打发，怎么可能？

阿飞已经走了，我不想他把最后一点面子也给丢了。阮映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冲突却在这个时候暴发了。

你能不能不这么软弱任人欺？！我看你往下都要揭不开锅了，你还顾着阿飞的面子？面子重要还是钱重要？母亲摇着头把钞票一张张地码在一起，每一张都码出了力气，话语也一句码着一句不留空隙。他们以为两万元有多少？连买块墓地都不够！你怕没面子我不怕，不用你出面，我来替你出面，我来替你打官司！我刚才已经算过一笔账了……

你不要整天吊着算盘过日子行吗？阮映在“行吗”两字上使了劲，成功阻止了母亲手指头的弹拨。话一出口，她就知道明显是酸的，但已经收不回来了。你盘算得了日子，盘算得了人心吗？

你不要成日里拿着放大镜生活好不好？你就懂得一味放大他的好，放大我的不好。我是你妈，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日子是往前走的，你能不能不一直回头看？你往前看好不好？你别不爱听……母亲的手指头不管不顾地配合着话语飞快地在算盘珠子上拨动。你看，赔偿是算到60岁，阿飞32岁，60减32……

杨月琴，你以为每个人都要跟你一样只认钱不认人吗？算珠声严重刺激了阮映，她再受不了了，捂住双耳咆哮道。你老公早亡，我老公也早亡，我就得跟你过一样的日子吗？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爸的死还不都是你逼的？你不舍得花那么多钱给他治病，你不舍得借钱陪他上北京。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以为你这样对待我爸，我也要这样对待阿飞吗？你日子过得痛苦，非得我也要跟着你一样痛苦吗？

那个被叫作杨月琴的母亲整个人傻掉了。

打开电冰箱的时候，阮映发现了异常。冷冻室已经塞得满满的，放在冷藏室的几款茶叶也被挪动了位置。接连几天，母女俩都不说话，可母亲带来或者一天又一天新买来的许多东西却以一种特殊方式打破原有的秩序，用沉默闯入她的生活。每个新增加的物件上都贴着各种小标签，除了统一的日期标注“2012、12”，还分门别类地标上“香菇”“木耳”“三层肉”“瘦肉”“排骨”“土鸡”“土鸭”等字眼。如此多的种类，如此大的数量，母亲存储的起码是她往下半年的生活需求。这让她有了一种严重的不适感——母亲正把已经远逝的童年生活重新装进她的日子里。　父亲去世后不久，家里所有有外袋包装或容器的食物都被贴上了小标签，除了最常用的塑料桶里的“米”“面粉”和塑料杯里的“盐”“糖”“味精”“碱”相对简单标识外，通常都是名称与时间的配套标注：“生花生92、09”“生花生92、12”“熟花生92、12”“地瓜粉91、冬”“笋干92、春”……所有药品也都标注了名称和用量，“银翘C一片”“扑感敏半片”“感冒冲剂半包”……母亲一一指给她各种食物和药品的存放地点和用法用量，逐一叮嘱。这些花生和地瓜粉有不同时期的，你一定要先从时间早的用起，慢慢往后用……发烧才吃扑感敏，没发烧只要冲半包感冒冲剂。记住了没有？啊？　数据化的日子，程序化的生活，充盈着她学习之外的空间，沉重而又烦琐，这让她一旦距离上远离，便选择全盘抛弃，甚至走到另一个极端——混乱的自由，自由的混乱。在她可以自由做主的地盘，一切都可以不合常规地放置：各种书籍堆满了床头，占据了半张床的篇幅；书桌与餐桌功能混搭，书桌上有速食面、零食，餐桌上有她手头编辑的书稿；衣橱里更是毫无章法……　阿飞收拾着速食面的袋子，调侃道，早知道你生活如此灰暗不能“自理”，谁还敢娶你？阮映笑答，不这样，你这台生活的“打理机”岂不无用武之地？　爱人让她的生活恢复了秩序，没有数据和程序也可以有的秩序。

阮映好不容易找到了标注为“2012、12、20前”的铁观音。母亲以自己插入她的生活的时间为中心轴，用一个“前”字模糊了具体，却划分了界限。她不想吃饭，只想喝茶，喝他带回来的铁观音。她随着他的喜好爱上了铁观音。　第一次约会，下着蒙蒙细雨，他带她进的就是一家茶馆。他举着手上的一小袋茶，说，铁观音——单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铁是硬的，观音是软的。铁是冰冷、无情的，观音是慈眉善目、温暖柔情的。就像你——又冷又暖，你太像这铁观音了！那是她第一次喝铁观音，那么香，那么回甘，那么百转千回地绕，恋爱就该是这般滋味啊。一喝就喝了几个小时。他打趣道，你把雨都喝停了！这一刻，她知道她爱上了他。她就喜欢他这样的说法，不论是夸张还是比喻。

一样的雨天，一样的冷夜，一样的茶，不一样的是没有他。茶的滋味弱了七八分，但总归还是有点滋味的。杨月琴走到小茶桌前倒了一杯水，走进自己安顿下的客房。每次饭后，她都要喝一大杯的水，每次喝水都要进到自己屋内，仿佛喝水也隐含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门铃响第三次的时候，杨月琴举着小半杯的水小跑着去开门。在打开门之前，她将剩下的那小半杯水急速倒进嘴里，一仰脖子，满满一口吞咽了下去。

请问刘亚强是住这儿吗？一个女人苍老的广西口音。

你找错门了！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不，不，应该是这儿，不会有错！对了，对了，他应该还有现在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谢阿飞！

你是？

我是他的阿妈……

阮映的手接连抖了几下，提在半空中的盖瓯里往下倒的茶水冲出了杯外。母亲让进来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穿一件暗红色的粗绒外套，提两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裤管一边高一边低地卷着。母亲望向她，她望向老妇人。老妇人放下蛇皮袋，两眼直盯着她，双手开始在粗绒外套上来来回回正面反面不停擦拭，像是要擦亮两面照人的镜子。

换上杨月琴递过的棉拖鞋，老妇人很是不适应，伸缩了几回才迈开脚，却终究是像猫一般踮着脚尖，碎着步子往前走。阮映慢慢起身，走过去，问，你刚才说——你是谁？

我是亚强，噢，不，是阿飞的阿妈！老妇人揪着衣角揉着，绞着，仿佛衣角犯了错，她要惩罚它。她黑白交错的头发用几个或黑或白不同颜色的发夹别在耳后，一只眼里蒙着一层白色的膜状物，一只眼的上眼睑重重地垂下遮住了半只眼球。她努力抬起头，小心地问，你一定是亚强，噢，不，是阿飞的媳妇？亚强呢？

一切都像是迷局。阮映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阿飞不是孤儿吗？他告诉我他是孤儿！

姑娘你不要误会，他是孤儿没错，我是他的养母！他跟我的小儿子是最要好的同学，我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我们家，后来……阿飞的养母打住话头，往主卧看几眼，又往客房看了看，眼里满是灯火。亚强呢？

他，他……阮映不知如何应答。她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有个养母，可眼前的这个老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撒谎——或许只是因为时间短的缘故，又或许只是老人与阿飞两代人认识上的差异。如果真是他的养母，她无法确定，这么大的年纪，这么满的希望，他的养母是否会受得住？

他，他，他去出差了！关键时刻，母亲几步上前化解了危机。去上海培训，说是要去一个月！

这样啊？老人熄灭了眼里的灯火，低下头往回走。走到入门处，她解开一个蛇皮袋，取出一样样的东西往餐桌上摆，嘴里念叨着，这些都是亚强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自己做的油辣子、芝麻酪，自己蒸的年糕、粉条，自己地里种的小米、玉米……这么多年，也不知他口味有没有改变。她似乎是在责怪自己：我还是来迟了……我早应该来的……又似乎是在自我安慰：去学习好啊，才能有本事……她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每句话都想说得轻松，听起来却令人有种说不出的压抑。

阮映知道哪里一定有问题，但她找不出问题所在。她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思考这些，用目光质问着母亲。母亲改用闽南语轻声说，农村老查某（闽南语，意指女人），万一要来跟你分遗产怎么办？也就这一套房子了，再分一半走，真是没法过了……母亲考虑的还是钱的问题！她的心里生出一万分的愧疚。她想在爱人火化前把他的养母送走，可因为元旦连着春运，火车票很是紧俏，买到手的是一个星期以后的票。飞机票倒是买得上，但老人坚决不肯坐飞机。

老人的出现像是润滑油，润滑着母女间的生涩，又像是隔离墙，隔开了母女间方方面面各种直接接触的矛盾和尴尬。她同杨月琴一同住进客房。阮映不动声色地继续做着各项准备，挑骨灰盒，买寿衣，洗照片，找人刻墓碑……杨月琴腾出更多的时间陪着老人，她们一起上街买菜，一起进厨房，一起把一星期切割成一天天地过下去，把一屋子的沉闷过得更加寡淡，把寡淡过得渐渐有点古怪的气息。自从老人住进家里，阮映发现家里的一些物件似乎长了腿脚，时不时会自己移动位置。比如，睡觉前明明还在客厅里电视柜旁摆放的结婚照，天一亮，自己就跑到了抽屉里躲藏起来。一直在抽屉里待着的结婚证，冷不防又自己跑到了桌面上。问谁，谁都说没有动过。直到那天凌晨，客厅里依稀传来的动静才解开了谜团。一开始，阮映以为是小偷进了家，都是翻箱倒柜的声响。后来，隐约听到了嘤嘤哭泣声。她翻身下了床，开了房门开了灯，立马惊呆了。客厅里，阿飞的养母跪在茶几前，一手抱一张大大的照片贴在胸前，一手抬起挡住突然亮起的灯光。她的面前，两个抽屉都敞开着，被抽出照片的相框趴在茶几上。

见是阮映，老人拿袖子揩两下脸，站起身来，讷讷地解释，家里没有亚强的照片，好不容易来一趟，就想找一张留个念想。

这张——不行！阮映急急走过去，双手捏住大照片的两角，轻轻往外抽，我另外洗一张给你！

不，不，我就要这一张！老人把另一手也压到照片上，双手紧张地抱在胸前，仿佛它随时会飞走。我就想要这一张，这一张精神……

我另外洗一张给你！阮映不容置疑地一点点掰开老人的手，把照片往外抽。老人还想抵抗，另外一双手也加入了进来，合力掰开她的手——杨月琴一出现，天平立马往一边倾斜。阮映跪在茶几前，摸摸黑白照片上爱人的脸，尔后重新装进相框里，往玻璃镜面哈几口气，又拿袖子揩了揩，边揩，泪水边往眼眶里一点一点地赶。

老人也跪了下来，眼泪一滴滴掉了下来，掉在他的眼上，鼻上，嘴上。她伸出整个小臂就往相框上擦，将自己的泪水擦成一条又一条的弧线，连成一片，边擦还边轻声唤着，亚强，亚强……

你——阮映把赶到半路的泪水拦了回去。她猜到了几分，惊住了。难道你——知道阿飞？

嗯。老人只是点头。那天去他剪头发的店里他们就告诉我他没了，我一直不相信……既然来了，我还是想来看看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你，看到这个相框，我不得不信了……

你——你都知道了？杨月琴一下子就紧张了，蹲下身来，揪住老人的手臂。那你——你想干什么？

我，我，我想看看他……老人瑟瑟地说，我都已经17年没见到他人了，我想最后再看看他……

杨月琴长长松了一口气，额上的汗水却一颗颗地冒了出来。

直到举行完葬礼，太阳才终于露了脸，阿飞的养母也才终于脱下身上那件粗绒外套。在家的5天，再加上找上家门之前路上的奔波，阮映估计那件外套至少已经在她身上超期服役了七八天，这一块污渍，那一块油斑，甚至开始发出一种近似于馊饭的味道。每次她从身边走过，还没到达，风已提前将那味道送达。她走过好几秒，那味道也还停留在空中，令人作呕。脱下粗绒外套的老人像被扒了厚厚一层皮，瘦了一大圈。脱下也只是脱下，老人把衣服搭在正对着客厅落地玻璃门的阳台上晒，进到客房从蛇皮袋里掏出件稍薄一点的粗布衫。

阮映歪靠在沙发上，随手翻几页新到的《生物学杂志》。一对奇妙的反向平行的DNA双螺旋赫然出现在画面中，它们缠绕着，拥抱着，向上，向上。他们原本处于各自独立的两端，虽然都在向上，却始终反着方向，并列而行。它们本应没有交集，却因为内侧的碱基——最为主要的遗传基因——而将扁平环连接起来。碱基连接起来的两条呈现红、黄、蓝、绿四种色彩的长链绕成一个圆柱体，长长的宽宽的圆柱体，旋转向上，壮丽绚烂。她的目光移离杂志，瞄几眼老人的身影，再瞄几眼阳台。那件粗绒外套像一块骇人的过期膏药贴在阳台上，把阳台也给贴出酸痛病来，膏药的难闻气息被阳光的热量一股一股地往客厅里送。

站在阳台走廊上的杨月琴挨近玻璃门瞥一眼客房的方向，把膏药往边上挪了挪。再瞥一眼，再挪了挪。尔后，开始她因为两天忙乱而不得不停歇的每日必修课——例行打扫、重新归位。她将茶几上的茶罐收进冰箱里，水杯放回角几，杂志放回书桌，年糕、芝麻酪等收进纸盒里……动作干净利索，没有任何迟疑。　阮映，过来，怎么把剪刀放在餐桌上了？快来收回去！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阮映，怎么地上到处都是饼干屑？快过来把它弄干净了！阮映，怎么把袜子跟内裤泡在一个脸盆里洗了？赶紧分开！　来家的这10天时间，阮映一直觉得母亲就像一瓶不折不扣的修改液，所到之处，总将她的自由与随性（当然，在母亲嘴里这是混乱与无序）修改得不见踪迹。母亲重建着她儿时记忆中的秩序：什么站要有站样，吃要有吃相，女孩子坐在沙发上不可以盘腿，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吧嗒”响，不可以咬筷子，不可以在盘子里挑来拣去；什么用过的东西要记得归位，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桌面上放置常用的东西，不常用的东西收进抽屉里；什么吃的东西不可以带进卧室，书桌上不可以摆放跟学习无关的东西；什么地板要先扫再擦，一擦要擦两遍，头遍去粉尘，二遍去小颗粒；什么跟同学出去玩晚上8点前一定要回家……那秩序是她所熟悉的，当然也是力所能及的——在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却更是她所排斥和反感的——在与母亲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她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这种秩序来表示她的抗议，而母亲则以不厌其烦地修改来维护秩序。

好不容易看见老人抱着一堆衣服进了卫生间，阮映丢掉手中的《生物学杂志》。卫生间的门“咔嚓”一关，她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直奔向阳台。以她的经验判断，那么多天才洗的一次澡，老人这一进没个半小时一小时是出不来的。待她半小时一小时出来，衣服已经在洗衣机里转得差不多了，她想不洗也来不及了。一脚刚跨出客厅的落地玻璃门，阮映这才看到，站在走廊的水槽前洗拖把、抹布的母亲已经先她一步抵达目的地，不偏不倚地把手落在了那件粗绒外套上——显然，她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母亲的话还没说出口，几乎是不假思索，她把跨出落地玻璃门外的那一脚收回门内，缓缓往回走。

望着阮映沉默地一点点远离的背影，杨月琴有些失望。失望归失望，她的手还是习惯性地伸进那件粗绒外套的口袋里摸索。两个外口袋被她反掏了出来，没有什么东西。她的手试着往上往里侧的暗袋摸——意外恰是在这时出现的——她掏出了一张已经折出很深的折痕，边角有些发毛的纸。一展开，她惊叫一声——阮映！

刚走到客厅的阮映着实被这声尖叫吓了一大跳。她看到母亲手上举着一张几乎要烂掉的软软的纸，一脸惶恐。往回走已经不可避免。拿过那张纸一看，她也呆住了。纸上赫然写着“通缉令”，下面的名字虽然写的是“刘亚强”，照片却是爱人的照片。惊讶与慌乱像是着在纸上的墨，让每个字都一点一点地模糊起来，直至被覆盖。而母亲的责骂与数落却野蛮地落在那层墨上，重新书写，字字醒目，声声入耳。

早就告诉过你，家庭背景抹得像一张白纸，这样的人绝对不可靠，你就是不信。现在好了，被骗了吧？！知道吃亏了吧？！人真的不可貌相啊，他居然还是个杀人犯！知道吃亏也没用了，给一个杀人犯当了老婆，这种耻辱一辈子都洗不清。我看你以后怎么办啊？以后你怎么办啊？当初我就该拦着你，无论如何拦着你！杨月琴说得痛心疾首，仿佛要过这种苦日子的是她自己。她甚至捏紧了拳头，捶向的却是自己的胸口，一下，又一下。你说，结婚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就可以不告诉我呢？你告诉我，我死活不会答应的！你，你真的，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

人生终究是要我自己过的，告诉与不告诉有什么不同？……阮映垂下手，别过头去，声音也跟着手越垂越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可爱人的秘密大得令她猝不及防。

跟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就听不进一句话！杨月琴摇着头，三分是责备，是数落，七分是叹惜，是邀功。他居然瞒着你！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一直瞒着你！当初我怎么说的？从小克死家里那么多人，这人的命一定硬得不行。果真被我说中了不是？！

既然他的命硬，那他要克死的应该是我，怎么是他自己？阮映冷冷一笑，恣意维护最后的一点尊严，每字每词都带着针带着刺。你忘了，你也说过，人生终究是要你自己过的……

你——杨月琴被这句话戳在了痛处，生生堵住了去路。

阮映心头一颤，悲切一层叠着一层。“人生终究是要你自己过的”本是母亲的矛，此时却成了她回挡母亲的盾。应该是从7岁起，母亲不再替她做任何选择，大凡碰上需要选择的事项，这句话就隆重登场了。似乎这句话一说，作为母亲的她就永远没有责任了。在她的记忆深处，那句话一直就是母亲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护身符。这东西真是万能膏药啊，用得着的时候一贴，就都没事了，毕竟“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你能怨谁”，用不着的时候，往袖子里口袋里一放，完全不露痕迹。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场合它都可以循环使用，周而复始。

母女俩就像两股绞在一起的乱绳，越绞越紧，几欲窒息。就在这个时候，刺耳的一声“砰”打破了母女间的尴尬。卫生间的门猛地打开了，上身脱得只剩一件秋衣的阿飞的养母惊慌失措地奔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阮映无力地举起那张通缉令，话语软塌塌的。你到底是谁？你找阿飞究竟想干什么？！

这不明摆着杀人犯的母亲，还能是谁？还能想干什么？杨月琴重新燃起了斗志，一句接着一句地发射着毒辣和猜忌。不就是想争财产来了？告诉你，这房子有很大一部分钱是我出的，你儿子出不了几个子儿……

早知道会出事的，早知道会出事的。怎么就给忘了呢？怎么就给忘了呢？阿飞的养母絮絮叨叨，不停地摆着双手。你们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不要因为这对他生出不好的感觉……

一切都突如其来。谢阿飞原来竟然不叫谢阿飞，而是叫刘亚强。19年前，刘亚强成了孤儿，他最好的同学谢鹏飞的母亲收留了他，两人成了朝夕相处的好兄弟。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那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人因为一个女同学吵了起来。刘亚强觉得那个女同学长得很有气质，特漂亮，而谢鹏飞却说那个女同学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难看死了。刘亚强急了，说，谢鹏飞你个傻瓜你没品位不懂得欣赏！谢鹏飞也急了，回骂道，刘亚强你个土包子还懂什么气质！许是“土包子”三个字刺激了刘亚强，他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将谢鹏飞推出几米远，谢鹏飞没有站稳，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谁知道会有那么凑巧的事，地上正好有一块尖尖的石块伸出来，谢鹏飞的后脑直接撞到了石块，再没醒过来。刘亚强当天就失踪了。老人已经失去了儿子，并不愿意再追究养子之责，但派出所还是发出了通缉令。刚开始，她一直以为养子很快就会回来，可一年年过去了，养子再没出现过。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终究还给人留有念想。一直担心忘了养子的容貌，她无数次自责没有给养子照过相。后来有一次到派出所收废品，竟然在一堆旧报纸里翻出一沓当年的通缉令，上面就有养子的照片，干脆就藏起一张带在身上，一藏就是十几年。从几年前开始，谢鹏飞的母亲每个月的10日都会收到邮局的汇款单，300元500元不等，落款只有一个“谢”字。她猜测得出，一定是刘亚强。可是这个月，10日已经过去七八天了，她没有收到汇款。她知道，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她要来看看。所以，她就揣上那张通缉令，循着邮局的汇款单找了过来，找到了邮局。邮局对每个月10日准时汇款的他印象特别深刻，把他工作的美发店告诉了她……她就这样一直找到了家里。

他肯定也是一直愧疚，不敢面对我，才不敢回家去。老人擦一把眼泪，把鼻涕往里一吸，吞了进去。他其实一直是个好孩子，他心里一定还记挂着我，记挂着他的好兄弟，所以才会在名字里取了“谢”姓和“飞”名。

既然很早就有阿飞的消息了，为什么没报警？阮映问。

为什么要报警？老人要回通缉令，轻轻按着原有折痕重新折上。他是我儿子，他又不是故意的，我也希望他没事，好好的。

警察怎么没循着汇款单找过来？杨月琴将手上的那件粗绒外套披在老人身上，声音软了几分。

你说，谁会想到嫌疑犯会给受害者的母亲寄钱？老人将那张纸重新塞进内侧的暗袋里，把外套往内一紧，说，这件衣服也是前年亚强寄回去的……

你怎么确定是他寄的？阮映很是好奇。他不可能写名字。

一定是他寄的……老人轻摩几下衣服，语气非常坚定。这苦命的孩子小时候就说过，等他哪天有钱了，一定要给我买一件绒布衣服。一二十年前，有钱人才穿绒布衣服……她的脸上浮现起一层又一层满满的幸福和骄傲，像是平静的湖面上微微漾动起波纹。

不，不，我觉得他不苦，他比我幸福。至少，他还有你这样不是母亲的母亲爱着。那波纹把阮映漾疼了，她心头瞬间涌起的居然是羡慕。眼前的老人与自己的爱人非亲非故，并无血缘上的任何关联，他们却如此的惺惺相惜，以各自的方式疼惜、保护、爱护着对方。不像有的人……她的目光悄悄发生偏离，转向自己的母亲。母亲也在看她。就像撞在一起的两块石头，两人的目光只是一碰，便各自弹开。

原来，爱并不一定源于血缘。没有爱，哪怕流的是相同的血也没有缘。

阿飞的养母要走的那天是个星期天，她一早就穿上头天刚洗过的那件粗绒外套和阮映帮她新买的棉裤，围上杨月琴送给她的紫色围巾。许兰妮和她的男友特意开车过来相送，帮着大包小包往车上拎。两个简陋的蛇皮袋已经进了垃圾桶，换上的是一个大旅行包和一个小布包。大包里装的是省城的各种特产：几斤橄榄，几包面线，几包燕饺、虾饺、鱼丸，几盒馅饼，等等，小包里装的是老人的衣物。杨月琴原本已经坐进了车里，车刚开出几十米，她接连干呕几下，急急下车吐出几口水样的唾液。那几口唾液似乎带走了她身上的血气，她的脸色紧跟着就一片惨白，大颗大颗的汗密布额头、两鬓。她一手扶住车门，一手叉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老人说抱歉，不好意思亲家母，坐不惯小轿车，小映跟你去，我就不去了！才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几盒钙片塞进老人手里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好送，就几盒钙片，上了年纪该补补钙！

老人正想推辞，杨月琴又一阵干呕上来。她叉着腰的左手提到胸前，紧紧捂住胸口，试图制止那翻江倒海的汹涌。右手赶紧从车门上收回，朝着阮映连摆几下，迅速关上门。门刚关上，她“噢”“噢”几声又吐出几口水样的唾液，那声音在清晨有几分安静的马路上一路翻滚，有些骇人……

除了驾驶员，车上所有人都下了车。许兰妮几乎是从副驾驶位上跳了下来，第一个冲了过去。她扶住杨月琴的肩膀，轻拍她的后背，关切地问，阿姨，不要紧吧？又冲着驾驶室喊道，小福子，拿瓶水来！

杨月琴半直起身来，强堆出一脸的笑，不要紧的，你们快点去吧，别赶不上火车了！

大妹子，你要注意身体噢！阿飞的养母一到杨月琴身边，又是掏手帕帮她擦汗，又是伸出手掌在她胸口位置一下一下往下捋，边捋边冲着阮映叫，姑娘，你带你妈去医院看看吧！

杨月琴的目光跃过许兰妮，又跃过老人，停在了阮映脸上。阮映被母亲的目光别住了脚。她呆呆地立在一米远处。她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她觉得她们的动作未免太矫情了，她做不出来。在她们面前，她仿佛成了多余的人。　妈，我头疼！8岁的阮映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走到母亲床前，轻轻叫着。杨月琴起身摸摸她的头，说，噢，感冒了！杨月琴走过去，又走过来，把一杯冲泡好的感冒冲剂放到她手里，说，喝下去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药还没喝完，杨月琴已经又睡着了。　长期以来，彼此的身体都很争气，从来不需要什么照顾。互相不需要嘘寒问暖，这倒很是平等。只是现在，多了外人——她们。她们让一种自然变成了尴尬。

小福子及时送来的水解了阮映的尴尬。她接过水递给母亲，给——漱漱口吧！

杨月琴漱了口，硬是把几个人重新劝上了车。阮映买了站台票，把阿飞的养母送到座位上坐下，放好行李，返身就要走，老人突然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轻轻抚摩着，交代了一句，姑娘，有时间的话带你妈去看看医生。

阮映浑身都不适应——自己的母亲都从来不曾这么抚摩过自己——她急急想抽回自己的手，却又不好意思用太多的力。我妈硬实得就像一块铁，哪里需要看什么医生？！

姑娘，没这么简单！老人拍拍还留在她掌心里的阮映的手。你妈一直会晕车？

晕车？嗯，好像没有吧？阮映突然记起，小时候，母亲隔一段时间要出差收账。出差除了少有的坐飞机、坐船，最经常的就是坐车。她不但从来没看见母亲备晕车药，也从来没听说过母亲晕车。她稍微多用了点力气，顺利抽回自己的手，我妈一直都是铁女子！

还是去看看吧！老人摇摇头，叹了一句。你妈的皮箱里有好些瓶瓶罐罐，我看不懂……

什么瓶瓶罐罐？我怎么没见过？或许，真应该去看看？直到重新坐回轿车里，阮映还一直在琢磨老人的话。已经坐到后排的许兰妮迫不及待地靠了过来，又是“啧啧”声又是一通感慨，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母爱！阿飞的养母，不，严格意义上来讲，还算不得养母，她真的是太伟大了！明明是害死她儿子的仇人，她居然还可以爱到如此程度。他们养母子关系也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说，他们……

神奇！神奇！这个词覆盖了许兰妮继续往下滔滔不绝的言语。不知为何，此刻，阮映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那神奇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阿飞和他的养母简直就是那对奇妙的反向平行的双螺旋。他们原本处于受害方和加害方的两边，是反向的，平行的，应该不再有交集，却因为内侧的碱基——爱的基因——而将扁平环连接起来。它们，他们，都在平行，更在连接，紧密连接……

没有熟悉的算盘声或者桌椅的挪动声或者洗菜炒菜声，屋里安静得有些怪异。夕阳的余晖洒进客厅，给客厅铺上一层金光闪闪。地板显然刚刚拖过，出门时还这一块那一块的斑渍都消失了，散堆在入门处的拖鞋常规性地两只交叉、一只不落地摆上鞋柜；客厅和餐厅都收拾得特别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桌罩下罩着一碗早餐吃剩的白粥、几片榨菜，厨房里的碗筷消毒柜已经停止工作，柜身还是热的；所有的花草都刚浇过水，枯叶被修剪过，绿宝树的每片叶子都被擦得干干净净，绿得发亮。椅子上是母亲打了包的行李——她说了明天就回安县——看来是真的，她已经迫不及待，这也正合了阮映的意。一想到马上要清醒地回到两个人面对面的日子（母亲刚来省城的那两天，阮映是不清醒的），阮映就开始有不舒服的感觉。保持距离一直是她们母女俩最好的相处方式。

走廊上水槽里的水是满的，清的，水龙头没有拧紧，水“哒哒哒”地滴得很急。晾在阳台上的地毯有一下没一下地往地上滴着水，已经在走廊上走出一条长长的水路。卫生间的门是开着的。　客厅的灯突然灭了。所有的灯都灭了。阮映害怕极了。屋里黑漆漆的，静悄悄，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不紧不慢。妈，你在哪里？你要回来了吗？家里没电了，很黑，我害怕！都14岁的大姑娘了，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好害怕的？厨房的柜子里有蜡烛，自己点上。我要工作，要加班，要赚钱，没那么快回去。“啪！嘟嘟——”她蜷缩在布艺沙发上，双手抱着腿，怯怯地盯着厨房的方向看。厨房的位置传来“刷——刷——”的声响，响一阵停一阵，响一阵停一阵。她的后脊梁一阵阵地冷。不远处老猫的叫声“喵喵”地撞了进来，厨房“刷——刷——”的声音被掐断了。她的头皮像通了电，一阵阵地往上麻。老猫停住叫声的一瞬间，“啾”的一声，厨房里有个什么东西像火箭般蹿了出来——老鼠——阮映惊叫一声，那股冷嗖地一下直接从她脑门上蹿了出去！　阮映脚上敛着力，走得小心翼翼。入主卧时，她忍不住偷偷瞥一眼斜对门的客房。客房的门虚掩着，一支拖把柄从门缝里戳出来，顶在门框上。房内没有任何动静。　阮映停下写到一半的周记《妈妈》，转动起手上的笔，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忙进忙出。不专心做你的作业你看什么拖地板？我累死累活赚钱是用来给你看我干活的？你有那么多时间，干脆你来拖得了！母亲把拖把柄塞进阮映的手里，每个字都说得咬牙切齿。不读书将来就是像你妈给人家当保姆拖地板的命！

阮映直接走进自己的房间。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客房里依然没有动静。再细碎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她犹豫了两次，终究还是决定去看看。门似乎被什么东西顶住了，推不大开。她侧着身子挤进那条门缝——地上一摊水，几块玻璃杯碎片，还有——母亲！俯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母亲！她的脚顶着门，头挨着电脑桌，身旁还有散落的几片药片。阮映的鼻头微微发酸。　我又没死，你哭什么哭？　阮映将母亲翻过身来，她几乎已经全身湿透，两鬓的头发也湿成一绺绺地贴在脸上。她面无血色，双眼紧闭，仅有微弱的气息。在她头部上方的电脑桌上，行李箱敞开着，大大小小各种包装的药，奥美拉唑、雷尼替丁、硫糖铝、芬必得……

阮映退得远远的，看着忙成一团的几个医生护士帮母亲量过血压，测过心跳，抽过血样。接诊的中年男医生简单问询过病史、曾经药物过敏之类常规问题，开始填写各项检查单。他埋着头问，姓名？

杨月琴。阮映递上挂号单，又按着儿时听到的母亲习惯性的自我介绍做着字面的解读和补充。杨树的杨，月亮的月，口琴的琴。

杨月琴？写下“杨月琴”三个字，中年男医生的手突然停住了。他一脸疑惑地抬起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怎么可能？又转向阮映问道，她原来是不是在安县？

她现在也还在安县啊，怎么啦？阮映觉得好生奇怪，对方问得颇有几分惊讶，更多了几分谨慎，“安县”两字好像被他嚼烂了半吞进了喉咙一不小心又吐出了口。你们——认识？

这——不——我们不认识！中年男医生重新埋头开起检查单，不再说什么。

清醒过来的杨月琴刚睁开眼，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手掀开被子，一骨碌就下了床，一边在床底下探来探去地找鞋子穿，一边就用指甲这抠一下，那抠一下，试图抠起左手手背上用来固定针头位置的胶布。我不住院，不住院！我行李都收拾好了，我要回安县，我要回栖鹏镇，谁都拦不住我！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阮映心中涌起一阵阵的酸。刚刚拍出来的X光片里，母亲的胃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阴影，医生怀疑是肿瘤。至于肿瘤的性质，说是需要第二天再做一个胃镜才能确定，但她已经从担任主治医生的那个中年男医生隐晦的口吻里有了不祥的预感。她帮母亲把拖鞋穿上，一手护在她的左手上，避免针头掉出。医生说了，你这种情况一定得住院！医生说……

医生说，医生说，医生21年前就这么说了！杨月琴拨开阮映的手，迅速抠起胶布的一个角，不管不顾用力就是一揭，胶布连着针头一齐被拽了下来甩了出去。这要住院，那要住院，哪里住得起院？要住院我21年前就住了，还等到现在？！

你——你——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什么都行？！阮映被气得实在不行，眼里已经一点点湿润起来。她不想母亲看到自己眼里的状况，只能不合时宜地扭过头去。连接着塑料软管的针头几乎接触到了地面，正一点一滴地往地上滴着药水，仿佛生病的是地板。她的余光还是瞥到一抹殷红在母亲的手背上出现，积蓄，扩散，迅速蔓延成一串长长的红线。　母亲终于回家了。她一进屋就直接坐到客厅的小桌前，“叭叭叭”地敲起算盘。阮映揪着衣角低着头走过去，哭着说，妈，我想我可能是快死了！母亲夹着笔的手继续拨了几下算盘珠子，记下几个数字，这才抬起头问，怎么啦？阮映咬几下嘴唇，抽泣着。我下面一直在流血，从上午到晚上，擦都擦不完……母亲没有说什么。她起身进了屋，拿出一包东西递给阮映，说，拿一块贴在内裤上……才说着，又坐回小桌前低头敲算盘。阮映看到那包东西包装上写着“卫生巾”三个字。　她用“算了，算了，她是病人”强力拦截自己的怒火，终究还是挡不住层层叠叠的埋怨。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就不能听人医生一次劝？

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医生！我为什么……杨月琴还想往下说的“要看什么鬼医生”被女儿微冒着火焰的直视给逼退了，跟随着她别到一边的头软软地糊到了白墙上。反正我不住院，我要回安县，我要回栖鹏镇……她觉得左手手背上暖暖的，痒痒的，抬起右手就是一擦。

血！阮映瞪大眼睛，惊叫一声，像失去支撑的藤状植物软了下去。杨月琴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手背上，一大团的血盛开在那里，像一朵妖娆的大红花！

阮映的晕倒换得了杨月琴最终的妥协。但她提出一个条件，现在，马上，带我去你工作的出版社看看，然后再回来接着住院，否则就没得商量！看看就看看，尽管没什么好看的。阮映接受了这个条件。

医生办公室的门是虚掩着的，中年男医生背对着门站在窗前，手上端着一杯水。阮映正要推门进去，中年男医生说话了。真的是她，这真是个奇迹！

什么奇迹？谁是奇迹？一旁有个女声问。

中年男医生侧脸转向右边，深有感慨。15床那个新收进来的杨月琴……

阮映的心提了起来。难道，她的病情有了转机？

你不是确定她八九不离十是胃癌吗？女声满满的疑惑。这还什么奇迹？

胃癌？真的是胃癌！阮映的一只手撑在门框上。

你不知道，她1992年就得了胃癌。中年男医生喝了一口水，补充道，没有手术居然活到了现在，你说是不是奇迹？

你不会搞错了吧？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女声一副戏谑的口吻。再说了，也有可能你们当年误诊啊！

怎么可能误诊？当年是我们科室的主任亲自看的，他可是专家。至于人，我核实过了，年龄、地点，都对得上。中年男医生继续说，语气肯定。1992年，我还在安县医院当实习医生，她来找我们科室主任看病。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她还很年轻，梳一个马尾巴，跟她女儿现在几乎一模一样，她介绍自己的名字说，就是杨树的杨，月亮的月，口琴的琴。接诊时她女儿也是这么介绍她的，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她明明是胃疼，却坚持还要做一个HIV病毒筛查。这种要求简直是无理取闹，主任坚决不答应。后来她才说出实情，她丈夫去世了，因为艾滋病自杀，所以她才坚决要做这项检验……HIV她没查出什么问题，倒是查出了胃癌。当年我们要她接受手术——说真的，主任最终给她下的诊断是除非手术，否则，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她当时哭得很凶，她说，他们刚从乡下搬到城里，原本丈夫在县车队当司机收入还好（可能也就是当司机四处奔波的缘故，他才会去沾染上那种病），现在丈夫走了，她只能去当保姆，根本就没钱做手术，她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要养。当年她连药都没拿，直接就回去了。一晃21年了，她居然还能活到现在，你说这能不是咱们医学界的奇迹？！

中年男医生不停摇头反复念叨着“奇迹”，阮映脑里反复出现的却是——21年。21年？21年前，我刚7岁，那一年，父亲自杀了。艾滋病？不是说肝癌吗？不是说她不给父亲治病父亲才自杀的吗？21年前，她要我自己上学放学，她要我自己做饭、洗衣服，她要我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她要我什么事都自己做。我以为她不管我了。我以为她……难道，难道——不！不！不！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是真的！这一定是她跟医生串通好说给我听的！阮映想不下去了。她也不想再往下想了。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她明明摇着头，明明是不相信的，可为什么胸口、喉咙、鼻孔、眼睛，哪里都是堵的，酸的。所有的过往都在一一呈现。21年了，21年了，她知道这21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她知道我常常在夜里哭醒吗？她知道我心里有多疼吗？她知道我，我——她咬着嘴唇一拳砸向了墙壁，狠狠地。不狠不足以解恨，不狠不足以覆盖住疼。她的眼眶里涌动起一阵接一阵的热。

生活中的谜团无处不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不，我不要让谜团再存在下去，我一定要跟她问个明白！阮映收回搭在门上的手，也收回原本想向主治医生提出暂缓点滴的申请。回到病房，母亲正在梳头。她宽大的病号服内空空荡荡，抬起的右手臂上，袖子已经几乎溜到肩膀处。骨头。只有骨头。阮映的鼻子又一阵酸。话终究是问不出口了，她接过母亲手上的梳子，偷偷抹了下眼睛。母亲回过头，定是看到了什么，脸上马上就不高兴起来。我又没死，你哭什么哭！那话语坚硬得足以将一切剁碎。原本在廊道上生出的一句句温情连同那阵酸楚被阮映重新吞回了肚里——她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刚才的一切都是假象，这是母亲与他人设的又一个局，母亲又说了一次谎。21年，她们已经彼此适应了这种言语缺失的相对和表达。她不知道说什么好，索性就什么都不说了。

出版公司位于西湖边上，阮映办公的位置正挨着窗。白天，从她的办公桌往外望去，满眼是绿。绿的树，绿的水，绿的山，绿的岸。湖边柳条低垂，随风微微摇摆着，煞是好看；又瘦又高的柠檬桉树亭亭玉立，像穿着白裤袜的时尚女子随时准备翩翩起舞；又粗又壮的榕树沉稳庄重，在湖中心的小岛上独树成林；几只白鹭掠过湖面，飞过高高的棕榈树，枝繁叶茂的香樟树，丰满圆润的罗汉松……在绿的衬托下，隐约可见的亭台楼阁和各式拱形小桥精致舒缓、婉约动人。此时的夜幕下，夜色覆盖了树的绿意，只有这一团那一团未完全散开的墨色或深或浅不均匀地分布着，这一盏那一盏错落有致的照明灯将园内的气氛烘托得神秘而又温柔。湖水倒映着岸边不远处高楼闪烁的灯火，像披上金缕玉衣，又像鱼鳞片片，满满的金光、银光在湖面一晃一闪，一晃一闪。

办公桌的左上角摆着一个小相框，相框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五六岁的阮映——噢，不，当时阮映还不是阮映，而是阮杨柳——她举着一根冰糖葫芦，像举着一把胜利的旗帜，一脸幸福地偎依在母亲怀里。　大街上的人真是多啊，车也多啊，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有人肩上扛着一个稻草人，嘴里不停吆喝着“买油柑枝，山楂枝”。那稻草人长得很是奇怪，身子和脚是木头做的，头顶上包着稻草，插上一根根串着或者浅黄绿色或者暗红色东西的小木棍。那东西可以吃，很多人买了去直接张口一咬，咬下来一颗颗或者浅黄绿色或者暗红色的圆珠子还会拉出好长好长的丝。阮杨柳第一次进城，第一次看到这种可以吃的稻草人。她不停吞咽着口水，被稻草人黏住了。她怯怯地伸出小手指着，爸，那红色的东西是什么？父亲从稻草人身上拔出一根串着最大颗粒东西的小木棍，递给她，来，给我们的小杨柳买一根山楂枝，这种山楂枝北方人管它叫冰糖葫芦。她偷偷舔了一下，就永远记住了它的名字。冰糖是甜的，葫芦兄弟是可爱的，冰糖葫芦——多美的名字啊！她举着冰糖葫芦，并不舍得吃，直到进了相馆照了相，五颗山楂果还是好好的。　酸！阮映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顺手就把相框倒扣在桌面上。

那时你多小啊！杨月琴一把拿起相框，语气从未有过的轻柔，仿佛照片里的女儿重新回到了她的怀里。她哈一口气在镜面上，手心缓缓走过镜面上的每个人，尔后俯下身把相框放回原位，坐了下来。桌上摊开着的是阮映前阶段正着手编辑的一本青少年自然科普图书，图文并茂，放在最上面的那张图案正是她看了《生物学杂志》上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后从网络上下载打印出来的，计划作为科普书籍的一张配图。绚烂的双螺旋环抱在一起，旋转起来，往上冲，往上奔。她拿起那张双螺旋图纸，定定地看着，尔后，忍不住伸手又是一摸。

母亲的手似乎摸在了阮映的心上，她疼了几下。她把母亲留在办公室，找到女老板商量多请几天假和再往下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式。她希望可以相对灵活些，可以将随地可做的手头案头工作放在家里医院里，不必天天到公司坐班。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女老板一声“NO”，她一定提出辞职。没想到，女老板爽快地答应了。知道她的母亲也到单位来，女老板还特意到她的办公室热情地打了招呼。“您不知道您培养了一个多么优秀的女儿，进咱们出版公司才两年，按她提出的创意设想做的一本植物学的绘本销量就破了100万，她现在又在尝试将生物学融入漫画中做成另一类青少年科普图书……她简直是我们出版界的奇才！”

久违的微笑就这样轻轻爬上了杨月琴的嘴角和眼角，那些或横或纵的纹理更深了。阮映不知如何回应母亲的这种表情，干脆低下头去。　阮映噘着嘴，把画笔扔到地上。妈，我不想学画画，我学不会！母亲指着画笔大吼一声，捡起来！你以为我白天当保姆，晚上兼职做记账员供你上学还要学画画不够辛苦是不是？我才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半年都学得会记账，你怎么就学不会画画？阮映顿着脚。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母亲拎起她的胳膊，在她的屁股上就是一掌，一掌接一掌。我也不喜欢当保姆，我也不喜欢这么辛苦，我也说我不做，那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多一样本事，将来就多一条出路，你懂吗？你不知道吗！　阮映眼里汪着泪水，岿然不动。望着女老板远去的背影，杨月琴一脸羡慕，你们老板看起来人很不错啊，还年轻，又漂亮！

她哪会年轻？她都50岁了！阮映脱口而出这句话后猛然意识到，母亲也才50岁，可同为50岁的两个女人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女老板长得珠圆玉润，成日里花红柳绿，俨然三十几岁的少妇，而母亲呢？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她变得更矮更瘦更小了。头顶的发稀稀疏疏，就像是荒种的田地里随风飘摇的几支芦苇，隐约透出头皮的亮光。新长出的一小截白发从开分线处显山露水，意志坚定地和盘托出她看似乌黑头发的秘密。她的身上似乎只有骨头，前胸平平，屁股扁扁，紫色的开衫毛衣尽管一个不落地扣上了纽扣，与她的身体依然隔着远远的距离，随着身体颠来荡去。颈下的锁骨突兀地从紫色的领口露了出来，像是横伸向左右两边的两根老藤。她的脸和唇都毫无血色，脸颊凹陷了进去，这让她原本就方方正正的脸像是被挖出了两个坑，颧骨显得愈发地高，嘴巴显得愈发地突，眼窝显得愈发地深，眼睛显得愈发地大。记不得十天前她进门的时候是否就是这个样子，阮映依稀能记起的是两年前回家过年时看到的她还是有几分红润的，着一件紫色的棉袄也还是能填得满满的。眼前的她看起来像是一颗被晒得瘪瘪的李子，黑黑的，干干的。可即便是干的瘪的，也还是有棱有角的，一如既往地硬。只是这硬再不是钢铁的坚硬，而是石头的冷硬。

冷硬的石头虽然笑了，终究软不了。

走回医院的路上，突然就下起了雨。雨，下得不动声色，却让这座城市猝不及防地稠了、重了，也缓了。一件外套，一个手提包，一张报纸，甚至是一双手，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都被挖掘出了作为雨具的最大功能。半空中撑起了各种材质、各种颜色的“伞”。车慢下来了，人多起来了——许多人在奔跑，从后面往前面赶，从路的这面往那面冲——整条道路被一次次横切、竖切，碎了一地。被雨扰了的秩序，浑浑的，堵堵的。道路的这一侧是条护城河，只有树，没有可以借以遮挡的建筑物。杨月琴双手遮在头上，拔腿就要往前跑，却见阮映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伞，撑了起来。

一整天都是大晴天的，你怎么会带着把伞？杨月琴躲进伞下，拿手拍拍衣裤上的雨滴，很是纳闷。你看天气预报了？可天气预报也没说今天会下雨啊！

习惯了！阮映淡淡地说，把雨伞伸向母亲的一侧。性子稍急的少许几点雨滴已经率先滴落在母亲浅紫色的开衫毛衣上，那浅浅的紫变深了，变暗了，也变重了。雨伞的重量明明在她高高的手里，矮矮的母亲还是被压低了头。　雨下得很大，一瓢一瓢地往下倒。雨水淋湿了头发，淋湿了脸，淋湿了身上的衣服，一串又一串地汇聚到坐垫上。很多同学都在等着父母送伞到学校，阮映唯有把自行车踩得一下比一下快，她已经感觉得到例假带给屁股下的状况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加剧。拐弯处，骑在她前面的摩托车一个急刹车，阮映跟着刹车，连人带着车摔到了一旁的水沟里。骑摩托车的人看都没看，加了油门，一溜烟不见了。她好不容易才从水沟里爬起来，扶起自行车。几个走路撑伞的初三年男生干脆就停在路边，指着她的裤子又是说又是笑，目光狡黠，带着几分猥琐。她低头朝后一看，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白裤子上已经流下了两股殷红。她的脸一阵阵热辣，顾不得调整自行车歪扭的车把手，飞一样地往家冲。第二天，天晴了，她避开母亲摸了把伞出门。这一带，就是十多年。

就这样，一高一低并排默默地走。雨越下越大，一把伞很难完整地遮住两个人的身体，更何况她们中间或多或少隔着距离。微微动了两次念头，阮映终究没有勇气把雨伞换到右手，把左手搭在母亲肩上。她把伞往母亲的一侧伸得更过去些，再过去些。母亲微微抬起头看一眼她举伞的手，又看一眼她已经被淋湿的右侧。几秒的停顿后，母亲绕到她的右侧。她正疑惑母亲莫名其妙的行为，想把伞移到右手，母亲的左手已经伸出，准确无误地勾住她的右手臂。像是被什么电到了，一股热浪已经率先袭击了她的脑门。她不敢往那边看，只缓缓地屈起右手臂，勾住母亲往自己的身体拢了拢。伞一下子变大了。

依然是静默。一个目光平视看着前方，一个目光低垂看着地面，雨水填满了母女间的静寂、距离和空隙，仿佛那“滴滴答答”就是她们彼此的对答。

雨就这么一直下着，回医院的路那么长，那么长，长得永远都走不完的样子，母女俩一直这么勾着手臂走着，走着。阮映感受一条紫色单螺旋盘着她的手臂向上缠过来绕过去，一层层，一圈圈，扭转着，往上往上。从梦中醒来，母亲的手臂早已不在自己的臂弯里。才凌晨3点多，邻床的病人还在睡觉，母亲却不在病床上。卫生间，走廊上，都找不到人，手机又处于关机状态。阮映心头没有缘由地揪住了。这么早，人能去哪儿？这才注意到，母亲的挎包和病号服都摆在枕头上，病号服折叠得出奇地整齐。阮映的心头一阵慌乱。她急急打开挎包，一个崭新的信封掉了出来。信封上写着“柳儿启”。她双手颤抖地打开信封，心绷得紧紧的，紧紧的。

“柳儿，不要救我，不要花冤枉钱，这是我的选择，人终究是要死的，我希望我的死能变得有价值……你有理由恨我，你应该恨我！我也希望你恨我！恨我吧！恨可以让你好好地活下去，恨可以让你少一些生活的疼……”

阮映再看不下去了。她的头脑一片空白。担忧伴着埋怨，慌乱伴着愤怒，它们释放着巨大的压力挤压着她逼迫着她。病她可以不治，可为什么她要用这种揪人心的方式来躲避？还说什么希望她的死能变得有价值？这是什么意思？人一旦死了，还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她已经折磨了我21年了，她还想怎么折磨我？阮映不知道病得这么重的母亲能去哪里，自己该去哪里寻找。她只有一遍一遍地拨打母亲的手机。

好在，半个多小时后，母亲的电话终于打通。阮映再也忍不住了，她撕扯着嗓门厉声质问，杨月琴，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啊！应答她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男人语无伦次地说着：“我撞人了，我撞人了……”

出事了，果真出事了，所有的盔甲瞬间全部粉碎。阮映跌跌撞撞地赶到母亲出事的地方，救护车和警车都已经到了。那地方是条偏僻的马路，路灯昏暗，道路狭窄。男人反复囔囔着，这黑灯瞎火的，谁能想到路上躺着个人？谁能想到路上躺着个人？谁能想到……

躺在担架上的母亲一脸的鲜血，双眼紧闭，被血浸染过的紫色毛衣紫得更深更重了。泪水顷刻间漫涌而出，阮映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她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抓在捏在扯，双手剧烈颤抖着，颤抖着。她想喊，可喉咙里却出不来声音。

时间黏滞在一起。21年的生活场景，21年的对峙与过往，医生的话，所有的一切都绞在一起，绞出一滴滴的苦，一把把的痛。

救护车开到半路，杨月琴微微睁开眼。她看到了阮映，只是轻轻摇一下头，用力挤出一点笑，再挤出一句话。能——再为——你做两件——事，真——好！真——好！

两件事？什么两件事？阮映不明白。

60减50——等于——等于——10……杨月琴做着最后的数学题，脸上再写不出答案。她一点点没了力气。柳儿，柳儿……她轻声呼唤着，气息越来越微弱。她的语气是如此柔弱，目光是如此绵软。柳儿……柳儿……

阮映再次听到了算盘珠子的声音。她被母亲的声音和目光轻轻地抚摩着。21年从未有过的抚摩。这一刻，她知道了母亲所说的“价值”和“两件事”的意思，她相信那医生说的都是真的……21年了，21年了，她怎么有办法隐瞒我21年？！这21年，那么多人在骂她，在恨她，她一个人怎么过来的？她希望我恨她！而我居然真的恨了她21年！21年啊，她心中一直是有我的，她一直是爱我的！而我，居然恨了她整整21年！我——我——阮映握紧拳头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胸口。从小到大，她无数次诅咒自己的母亲早死，这一刻，她平生第一次如此希望母亲好好活着。她第一次觉得母亲的“杨”和自己的“柳”搭在一起是如此妥当，“杨柳”是如此柔软如此好听，她是如此喜欢。她后悔了！那条向上缠绕的紫色单螺旋变成了双螺旋，在她眼前飘荡，跃升，紫得发艳，艳得如此绚烂。她张开嘴，一个声音划破了黑暗。

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