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晗：泰国白

一

“现在后悔了吧？一开始我就说，要赶紧给露台加个顶，前埕后院都盖满，你偏不听！”二婶从上海堂弟那赶回来，见到他，顾不上说别的，一个劲只是这样数落着。

他笑笑，没接二婶的话茬。二婶好像也并不需要他的回应，接着絮叨：“你又要说你是干部，多少双眼睛盯着。人家金锁儿子狗鹏，在成都也当官，前年听到要拆迁，还拿钱回来叫兄弟姐妹们赶紧加盖……你衣领拾掇得这么正，到时候保准会吃亏。”

有什么可吃亏的呢？他在心里暗道，老家都没人住了，要是不拆迁，还不是要倒贴钱回来修修补补？他捋了捋头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这时候，不经意间抬头，他看到了老屋大门檐下的那个燕子窝，旧年月里燕子活动的痕迹还在，但是，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燕子们好像已经不来了。“这鸟兽也是爱热闹啊……”他转过身子对二婶说。二婶打断了他，声音又苍老又尖锐：“你这个人就是太正规，你爸你妈要是在世，保准跟你翻脸。就是你二叔还活着，也会骂你的。”二婶越说越气的样子，“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房子就是这么个样，赔多少算多少。那些果树、田地，你要盯紧了，我跟你讲，围庄人现在都变贼变土匪了！”

围庄要拆迁的事传了三四年，忽冷忽热、半真半假的，围庄人一惊一乍地在各种小道消息里煎熬了挺长一段日子。二婶之前也不断问他，真的要拆吗，什么时候开始啊？他总是不置可否，还没最后定，说不定就不拆了，这是个大项目，大学城要搬到这里，围庄整个村要搬迁，光拆迁安置费都得花好几个亿，政府可不敢随随便便乱动。“最好不要拆啊，拆了我们要去哪里啊！”二婶总是这样忧心忡忡。“我们现在又不住围庄……”他轻声道，自从二叔去世后，跟二婶说话，他总是尽量压低了声音。他没有告诉二婶，其实他是知道内情的，这个项目规划、审批的工作一直都在快步推进着。他在市里上班，负责大学城拆迁项目的副市长知道他是围庄人，还特意找他了解过村里的一些现状：围庄有些什么人在外任职，主要有什么大家族，现任的村干部有没有战斗力，等等。他把所知道的，都如实说了：围庄人口不多，读书人有一些，村民收入主要靠打工和果树，大富大贵的人家没几户，等等。“你情况这么熟，索性陪我一起回去做工作吧！”副市长半开玩笑半试探他。“那不行，同村同族的，还不被乡亲撕了吃掉！”他忙不迭地又摇头又摆手。

到春天，满山枇杷吐蕊的时候，围庄拆迁安置工作终于正式启动。和他事先刻意的从容和无所谓相比，政府是做足了功课才出手的，等到拆迁指挥部正式入驻村部，上百号工作人员把一个小村子搅得日夜喧腾，他才感到了一些压力。指挥部隔三岔五通知他回围庄，一会儿丈量房屋水田，一会儿清点果树、园地，一会儿确认公示账目，他渐渐感到了烦琐和啰唆。没想到确权事务这么复杂啊，遇上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总这样说。“领导你可以叫兄弟姐妹代劳啊，写个授权书就行了。”“嗐，说起来曲折。”他叹了叹气。本来，他不是很愿意跟别人提起自己的家史，可是，以他这样的身份，老是一个人不断跑回来，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亲力亲为，镇里村里的工作人员多少也会觉得奇怪。他不想留给别人某种异样的解读，就把自己家的情况陆陆续续透露了出去：母亲1999年就去世了，之后这十几年里，家族顺顺当当的，堂弟堂妹都大学毕业成了家。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家运却忽然不济，先是祖母，接着是父亲，然后大叔、二叔，一两年一个，纷纷发病离世。大叔年少考上大学离家，最后在北京一个陵园里入土为安。二叔儿子在上海做白领，女儿嫁在潮州，二叔二婶早就停了农活儿，帮着儿女在外带孙子带外孙。二叔在围庄刚传出要拆迁时病倒在了上海，临终前提出一定要回老家。还好，最后还来得及在围庄老屋合了眼。二婶身体不错，上海也不远，他们家拆迁的一应杂事，二婶自己回来处理。她是土生土长的围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没有她不熟悉的，可是毕竟年纪大了，也不好什么事都让她老人家代劳。他呢，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外嫁，按照拆迁政策，姐姐没有资格分享遗产。这样，父母留在围庄的所有家产，就要一一由他来接手了。妻子呢，一来要上班，二来是外省人，本地话听不懂，什么忙都帮不上，回来只会添乱。“有时候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啊，”他跟工作人员们说，“谁能想到围庄离市区这么远，也会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虽说政府给的拆迁安置标准并不高，但不管怎样，旧屋、果树、田园，一一清点到位后，他的名下应该会有一笔不小的补偿款。和那些咋咋唬唬的村人不同，那本有关拆迁安置的政策指南，他是仔仔细细研究过的。也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吧，他跟妻子这样说。“可是如果不拿安置房，我们明显会吃亏。拿了安置房，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手。安置房什么时候交房谁都不能保证，咱闺女可是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妻子皱着眉头说。“再看看，到时候再说吧。”他总是这样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谈到拆迁，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关于安置方案，他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的，只是不到最后，他不想把底透出来。这是老家给的最后遗产了，卖掉了，连故乡都没了啊。他在心里一遍遍叹息着。

这些遗产，大部分来自母亲。父亲是老师，不曾在村里分得一寸土地。摸底丈量工作开始后，他随身带着的包包里，有一个蓝色封皮的户口本，薄薄的几页记录了他们家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户主是母亲，她去世后户口被注销了。这之前十年，姐姐出嫁、他考上大学，户口早迁走了。最后一栏是父亲，父亲退休后把户口迁回了围庄。他有时候会想不起来父亲到底是哪一天去世的，看到户口本后，他想，再也不会忘掉了，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父亲去世后，户口也被注销了。现在，那个户口本其实是空的。在确权清产期间，时不时地要用到这个户口本，每次翻开那薄薄的几页硬皮纸，他都有说不出来的隐痛：母亲是从外村嫁入围庄的，最后却只有她在围庄获得了土地、房屋和果树。而他自己，曾经拼尽全力要离开围庄，逃离不堪重负的农活儿，现在年近半百了，凭借这个薄薄的空户口本，却成了围庄的一个拆迁对象。

“也确实是难为你了，要是你父母在就好了。”看到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围庄的田间地头，乡亲们有时会这样跟他说。他笑笑，大多时候会很热情地给他们派烟，跟他们攀谈几句。有时候却绷着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二婶回来住在老屋，每次回去，他都在那里吃饭。好几回，他动了动嘴，想跟二婶提起村里有关他们家的那个谣言，最后还是闭紧嘴巴不说了。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反正都要拆了，不仅是这座居住过一个不小家族的老屋，就连围庄，一年半载之后，也要被连根拔掉，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然而，穿梭在围庄熟悉如初的小桥、流水、沟壑、山丘时，往事总会如疾风袭来，躲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恐怖预感，总会突然地冒出来吓他一跳：很早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每上一个台阶，他的长辈就会去世一个。可怜的母亲，就是在他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那一年怅然离世的。这几年，他进步得相对快一点，长辈们就走得更为密集。他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八年前，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再获得什么升迁机会了，却令人意外地获得了现在这个职位。他几乎忘掉了那个不祥的预感，可是上任不到一个月，老祖母突然无疾而终，之后，他的好运虽不再到来，家里死人的节奏却一下子加速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难道真的有什么神秘的运数？他暗自担忧着，却百思不得其解。堂弟堂妹们的事业也在长进啊，为什么却跟长辈们的健康和寿数毫无关联，莫非因为自己是长孙吗？他想起祖母曾经说过，长孙代表着这个家族的兴衰成败。然而，印证在他身上，为何却老是一种相反的方向？也许是巧合吧，他努力这样劝解着自己，在农村，死人的事不是经常发生吗？围庄和附近的村庄每隔几个月都有人过世的。父亲在世时，最喜欢打听和传播的就是，围庄又有谁去世了。“你还记得金锁吧，就是咱们七队那个跟你妈抢地开荒种枇杷的，他昨天死了，就死在那片枇杷林里。”“还有，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半山那边，那个叫和尚肥的，壮得像头牛，可能你不记得了，是你二婶娘家的亲戚，前两个月也死了。”父亲当年提到这些来自围庄的死讯时，言语间总是透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他知道这是老年人皆有的毛病，对死亡的恐惧，常常让他们有一种怪异的比对心理。——现在轮到别人谈论他的亲人了。一个远房的堂哥，他们叫他生子笛，原来在莆仙戏民间剧团待过，人长得像小生，却并不扮演戏里的角色，只做后台伴奏，一根笛子吹得能穿云破雾。后来民间剧团生意寥落，生子笛就回来专事水果收购和销售。围庄的枇杷、龙眼远近闻名，民国时期就有村人深谙将龙眼制成桂圆干的技艺，生子笛那一脉的一个曾叔祖甚至在上海开起了干果店。生子笛跟过民间剧团，围庄人说他是“吃十方”的人，见过世面，脑子活络、那些年，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地的水果尚未大举侵占大陆市场，按二婶他们说的，生子笛是“挣了一篓一斗笠”。正是这个看似颇懂人情世故的生子笛，在他父亲、叔父们接二连三过世后，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说他家房屋是建在一个废弃的尼姑庵上面的。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围庄的日常生活，但是宫前庙后不宜安居的道理他当然也懂，何况是直接把房子建在废庵之上。他不能理解生子笛出此危言的用意，但对这样的聒噪甚是反感，二叔的葬礼结束后，发现生子笛又在亲戚间扯淡，他终于翻了脸。“胡说，这房子都盖多少年了，大学生都出好几个了，我奶奶还活了九十四岁呢！”“可是……”“可是个屁啊，谁家老人能一个个活着堂上坐一排呢！”他一张脸臭得跟什么似的。

见他动怒，生子笛不敢在他跟前再乱嚼舌头，然而从此以后，他对围庄渐渐心存芥蒂。下一步要如何应对确权中的争议，他渐渐也有了迥异于二婶他们的对策。冷淡的心思其实早就有了，他只是不说出来罢了。他想，我要跟谁说呢？谁信他的解释呢：“根本没有废庵建宅这种事，完全是胡说！哪怕真的是这样，那又怎样呢！我们这一辈的发展，都是有赖长辈教导有方，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那和长辈的寿数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他知道，在农村，谣言只要一出，就再也没有辟谣的可能。何况，一母三子，接二连三过世，着实是有些吓人。然而，这和他的那个恐怖预感又有什么关联呢？他想不明白，也无法躲避内心那若隐若现的恐惧。他从未跟妻子提及那个老屋宅基的恶毒谣言，更是把那个“此长彼消”的古怪预感藏得深深的，却时不时地和她说起老家带来的那些烦恼。大前年葬完二叔后，二婶去了上海，围庄老屋的门窗至此紧闭。他虽在市区居住，离围庄也就二三十公里，却已断了常回去的念头。前年夏天最后一个台风过境后，二婶从潮州堂妹那里打电话给他，说是邻居打电话告诉她，老家的屋瓦被飓风刮掉了一大片，屋子估计进水了。“这次台风本来要在潮州登陆的，怎么跑福建老家去了？”二婶絮叨着。他答应马上联系师傅修补，回头却跟妻子发起了牢骚，“整个家族天南地北，只有我们留在家乡，难道一辈子都要我们来守护那座越来越破败的老屋吗？”他没有把话说完，后半句留在了心里：“何况老屋被造谣是建在废庵上面……”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油漆匠，一层一层又一层，把自己的心思紧紧地涂裹了起来：灰的下面是白，白的下面是黑。别人，二婶、妻子、远在外地的堂弟堂妹、村里的亲戚、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顶多只能看到他对于老家被征迁的灰色情绪。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仅仅是灰，灰的下面躲着白，他自己暗暗把那个谣传中的废庵想象成了白色。是的，就是白色，那代表了他们家这几年所有丧事的颜色。白的下面，就是那让他无法释怀、不可示人的黑了。那是黑，他想，除了黑色，别的颜色都无法代表。——好了，现在好了，麻烦终于要彻底解决了，拆吧，赶紧拆，越快越好，越干净越好！拆光光了，什么颜色就都没了！他暗暗跟自己这样发狠着。

“你最单纯啦，谁都不跟你抢。”回去的时候，村人们总喜欢这样说他。最初的时候，他很不适应这样的玩笑。后来回去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他知道他们并无什么恶意，无非就是一种搭讪与调侃。当然，那些话里也透露出了他们自己争来争去的烦恼和怨恨。拆迁嘛，都是伤筋动骨的事，谁家不折腾个底朝天呢。

“是啊是啊，我现在就是总统，天上地下都归我管。”他努力装出一副与村人亲近的和气模样，“但是你们要帮我，我妈种下那么多果树，我是一棵一棵都要找回来的。”

他这样说，完全就是虚张声势，母亲留下的果树、田园，他其实是丁点儿印象都没有。田地村里还有底账，果树可不长鼻子眼睛，人家要是量走，他也是束手无策。好在有二婶在，慢慢地，这边那边，山上山下，屋前屋后，树啊、田啊、园啊、鸡鸭猪舍、柴火杂间，差不多也都找回来了。中间有过一次纠纷，一棵龙眼树，二婶说品种叫“蒲金丹”，壳薄肉脆，好吃得很，而且产量惊人。“你忘了？那棵‘蒲金丹’小时候你最爱吃了，剥了壳，埋在热粥里泡，你都不用配菜的。”二婶的话说得快，好像这样就能快速把他的记忆唤醒，“刚承包到户的时候，行情好，一季收成，那棵龙眼够你一年上学开销都不止。”他专注地听着二婶唠叨，脑海里似乎有了些印象，但还是没法把热粥中的龙眼味与那棵具体的大树联系起来。这棵“蒲金丹”，按二婶从拆迁指挥部那儿了解到的，说是已经被隔壁生产队的黑星抢先量走了。

“哪个黑星啊？”他问。“就是那个跑摩的的，脸黑漆漆的，六生产队的，有时讲话有点结巴。”二婶比画着。他想不起来谁是黑星，等到拆迁指挥部安排双方见了面，他微微笑了：黑星就在他工作单位的大楼里做保安。“不是说你在跑摩的吗？”他劈头就问。黑星还穿着上班的那身保安服，可能是骑摩托车，一路上风吹乱了，崭新的保安服给他穿着，却是一副邋遢样。

“怎……怎么是你呀，要知道是你，我……我去你办公室，就……就可以啦！”见到他，黑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皮，转头跟指挥部负责协调的小伙子说，“他，他可是我们围庄出……出的大官，在我们市委最……最后一栋楼上……上班呢！”指挥部负责协调的那个小伙子见他们俩挺熟稔的样子，对他眨眨眼转身就要走。“来……来，抽根烟，你们做拆迁真……真是累死掉了！”黑星作势在口袋里掏烟。那小伙子是个小人精，忽然就学起黑星说话，“累……累不会累死，气……气会被气死……不好意思，我接个……个电话。”说完扮个鬼脸溜了。

黑星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时有些茫然，停了停，感慨道，“围庄真是要变天了，同一个村的，名字和人却对……对不起……起来了！”“我也不知道黑星就是你……”他忽然有点不自在。黑星的手终于从裤袋里拿出来，抓出了一盒还没开封的香烟。他赶紧挡了，塞过去自己的一根烟。黑星嘴里嚷着，“这怎……怎么行，我……我怎么好意……意思抽领导的烟！”“一样的一样的。”他申辩似的这样说道。黑星还是固执地撕开了自己的烟盒，递了一根给他。“好好，那就交换交换。”他随口道。黑星侧身点上烟，眼神闪烁了片刻，语调沉重起来。“领导啊，真是误解了。你婶婶一定记错了，我黑星是脸黑心不黑，我脸再黑也不能黑别人家的财物，何况是领导家的。我就这么说吧，我今天拿了你的，明天就去医院看急诊！”他点上烟，心想真是奇怪，黑星怎么忽然不口吃了。“一棵树而已，一棵树而已。”他吐了口烟。黑星一听激动了起来，“走，马上去看，马上去看，你婶婶胡说八道没好死！叫上你婶婶，我们马上到‘社公’那里去举香发誓，那棵‘蒲金丹’要是你家的，我黑星活不过今天晚上！要不是你家的，你婶婶……”“好啦黑星！”他脸色一沉打断了黑星，“你都这么说了，我还去看什么？不过，话不要讲这么难听……怎么说，我们还是同宗同姓，供奉的是同一尊‘社公’。‘社公’是大菩萨，这么小的事，就别去打搅他老人家了。”黑星有些傻愣，满脸困惑地盯着他。他顺手拍了拍黑星的肩膀，“就是你家的，我婶婶一定记错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省得她老人家操心。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是误解啊，领……领导……”黑星老半天没回过神来。

“记住哦，不要再跟我婶说什么，我这就跟指挥部确认一下，那棵‘蒲金丹’就是你家的。”他扭头便走，黑星却拔腿跟了上来。“不……不过领导，你妈……你妈那时候真……真是死拼啊，种了好多好多树，有枇杷有龙眼。我跟你讲，园山那边溪旁，那一排枇杷，是……是‘白梨’品种，都……都是你家的。我再跟你讲哦，你不要……不要说是我说的，我老婆说，那十几棵枇杷，有……有人盯上了，还说不要……不要告诉你……”黑星说着，又结巴了起来。

“谁啊，谁这么贪心敢动我妈的劳动成果？”他故意板起脸，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

“远……远在天……天边，近在眼……前，就……就是你邻居……杀猪坤和玉治的儿子们。”黑星凑得更近了，满脸堆笑着，晚风把他的一头乱发吹得更乱了。

“那不行！那我必须争回来，不然我妈保准会托梦骂我。”他把半根没抽完的烟扔掉，摆摆手，走了。

二

“你知道吗？白梨回来了。”那天去村部看完果树丈量公示，刚进老屋院子，二婶就过来神神道道地跟他说。

他没接二婶的话，那天他心里有些难受。之前在村部，下午的太阳照在公示栏玻璃罩上有点晃眼，他粗略看了看大致的账目，看到自己名字下面的果树记了满满两页的白纸，不由默默叹了一口气。母亲当年该有多拼命啊，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痛。

“白梨不是嫁台湾去了吗，回来干吗？难不成也要回来争家产？”二婶又絮叨道。

白梨？他想起来，刚才在村部门口遇上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看到他的时候，她愣了一下，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她是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她的份呢。”二婶撇撇嘴。

“这个，别人家的事，也不好说。”他沉吟道。

“你去看公示了？黑星有没把那棵‘蒲金丹’还给你？”二婶又问。未等他回答，她又急急道，“还有园山那边，有人说，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是谁说的，那十来棵枇杷，‘白梨’的品种，也是你家的。这个我是记不起来了，溪那边路不好走，也只有你妈那么拼了。你爸真是糊涂，走之前什么都不交代给你，但是既然别人说了，就要去争取。你在市里上班，他们都说指挥部那些人都认你的面子。这房屋你又不违建又不加盖，他们还不给你一点照顾？我去年就说这院子里要搭建，你不肯，到时候算房子面积，咱家要吃大亏……”

“该是咱的，别人抢不走。”他默默掏出一根烟来，拿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烟少抽点。你弟现在都不抽烟了。”二婶又絮叨道。他笑笑，点了点头。

“白梨到底回来干什么呢？”二婶嘀咕道。

“围庄要拆了，回来看看吧，怎么说大家都对老家有感情。”他又闻了闻那根烟。

“都是无利不起早，冬至扫墓都没这么多儿孙回来！你看这半年出现在围庄的面孔，好多我这老围庄人都不认识。多少年用竹枝条都打不回来的儿孙，眼睛眨一眨全冒了出来。”二婶说着又有了些愤愤不平的样子。

“那是，祖宗物，都想要。”他忽然想起来，等到真正要拆的时候，老屋院子里的这些花木，倒是可以选一些移植到市区的家里去。

“你知道吗，白梨年轻时候在福州做过小姐……”二婶忽然道。

“啊？”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祖传的！”二婶朝白梨家方向吐了口痰。

二婶这天心情不好，明显能感觉到她心里正窝着一团火。刚才在村部，他远远看到远房堂哥生子笛怒气冲冲在找村支书理论什么，后来旁边的人语意含混地跟他说，是二婶跟生子笛因为一个牛栏的归属权一直争吵不休。“其实那牛栏是生产队每家都有份的，就是你家，也能分得一个平方米的。”他看了看嘀嘀咕咕的那个村嫂，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那村嫂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甩甩手走了。等她走远了，他才想起来，好像是黑星的老婆。正犹豫着要不要走到村支书和生子笛那里去，那时候，白梨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是的，那是白梨，即便是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了，她的面容与风韵也迥异于村道上走来走去的那些村嫂。“她也认不出我了吧？虽然是邻居，毕竟后来都离开了围庄……”他的思绪有些飘忽，“可是二婶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自己跟生子笛争牛栏的事呢？”听黑星老婆那闲话，他们有关牛栏的争执，是几年前风传要拆迁的时候就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个，生子笛造了那个他们家老屋基地的白色谣言吗？他不禁暗暗打了个寒战。还好当时没有过去和生子笛打招呼，他暗自庆幸。那棵“蒲金丹”龙眼的协调结果，一开始他就没准备告诉二婶，如此看来，这样处理也是对的。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白梨打过你姐姐，她弟弟阿狸狗打过你。”看到他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二婶故意提高了声调。

“为什么，有什么天大的仇恨？”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慢慢有了少女白梨的一些模糊印象，麻花辫子，花手绢绑着，白皙的腿肚，从老井那里挑了水，经过他家门口，苗条的身材随着扁担两端水桶的晃动而轻轻摇摆……白梨可能是围庄最白的姑娘，正是因为怎么也晒不黑的皮肤，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借枇杷新品种“白梨”皮薄肉白的特性，给她起了这么好听的绰号。

“你真的忘光光了？算了，不说了。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奶奶以前常这样说，反正他们家后来都得到报应了。”二婶说完有些夸张地挥了挥手。

“真的被打了？”他把手上的烟夹到耳朵后，从屋里搬出凳子，跟二婶对坐了下来。

“哎，咱家当年真是被他们家欺负死了！还好你二叔壮，有一回阿狸狗看咱家没人，跑到咱家来偷番石榴。咱家原来在墙角有一棵番石榴，你记得不？是搬新家后你爷爷栽的。番石榴结果的那年，你爷爷走了。你记得吧，那棵番石榴？对，阿狸狗那时候也就十二三岁，他该死，跑到咱家来偷番石榴。你二叔在对面田里看到了，一路踩着泥田冲回家，一个巴掌把那死仔拍了飞出去！后来他父亲跟他三个哥哥举着杀猪刀和锄头冲过来，你二叔就像戏台上的将军，挥着铁锹挡在咱家门口。我从来没见你二叔那么愤怒过，那天他们要是敢过来，你二叔手上那把铁锹保准会出人命！”二婶站起来，腰板直直的，比画出当年他二叔持锹怒立的样子。

“我有点印象了，后来他们姐弟才打我们姐弟的？”他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却没有发现那棵番石榴。他有点恍惚，记忆里那棵开白花的番石榴一直都在墙角的，怎么不见了？

“不是，是先打你们的，你叔憋着一口气。你叔多疼你，你也知道，你是长孙，谁都疼着。你在学校被阿狸狗打了，回家不敢吭声，第二天背上疼才哭出来，你奶奶抱着你大哭了一场。那时候我们家也打不过他们，白梨他父亲叫杀猪坤，你记不记得？杀猪坤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大的儿子都凶得像杀猪刀，阿狸狗最小，打你却是刚刚好。你父亲是个读书人，胆子比谁都小，咱们家要是没有你二叔，每天都会被他们打。”二婶还是站着，脸上的怒气尚未消除。

“哦，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是被谁压在树下暴打过……”他反手去自己背上摸索，很快就找到了背椎左侧的一个痛点。“真的是童年的一次伤害吗，我还一直以为是常年伏案造成的。”他这样想道，把在手里玩了好一会儿的香烟点了起来。

“你奶奶诅咒他们，坏人保准没好死。后来阿狸狗瘸了一条腿，他大哥狗屎辉那年‘八一八’严打，第一批就被送到了新疆劳改。再后来，白梨就去城里做了皮肉生意。”二婶拉了拉凳子，坐了下来。

“这样啊，阿狸狗后来在镇上卖水果，有一回经过他店门口，还喊我进去喝茶呢。有说有笑的，好像什么矛盾都没有……白梨的事，却是第一次听说。”他终于想起来，那棵番石榴早就没了，是在爷爷过世的第二年枯死的。可是三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却老觉得一直都在呢，真是奇怪。

“白梨？她是野鸡要趁凤凰飞。你记得金锁家那个儿子钟鹏吗？高考补习了好几年，后来考到四川什么大学，留在成都工作，就是前年拿钱回来叫兄弟抢建了一排房子的那个狗鹏。”二婶说着，嘴角忽然有了笑意。

“我知道啊，钟鹏是个奇迹啊。我们那时候都把他当笑话，补习了那么多年，差点都要被我赶上了。”“成都”这个词把他一直沉睡的某种记忆唤醒了。许多年前，他想起来，他去成都出差，事先从金锁那里问过钟鹏的电话号码。可是后来到了成都，到底有没有联系过钟鹏，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是见过人到中年的钟鹏的，也许不是在成都，是在围庄，钟鹏回来看父母的时候。钟鹏长得特别，头很大，想起钟鹏，现在的记忆就是那颗硕大的头上白发苍苍的。

“狗鹏也是没良心，白梨跟他一起补习，帮他拎米拎菜洗衣服。后来狗鹏考上了大学，白梨没考上。狗鹏答应毕业了回来娶她，没想到‘陈世美’一去不回来，至今白梨一家跟金锁家还是死对头。”二婶把屁股下的凳子挪近了，欠身压低了声音说。

“咦，不对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妈说，钟鹏是答应要回来娶半山那边你娘家亲戚阿霞的，害得阿霞熬到三十出头才嫁了个二婚头。”他的情绪慢慢被二婶带了起来，他想，也许真的应该在老房子被拆掉前好好跟二婶聊聊家常。

“阿霞，你说和尚肥家的阿霞？不是的，阿霞是被另外一个大学生，那个叫什么铸的误的。那个叫什么铸的，三十岁不到就死了。这次围庄拆迁，那个什么铸的老婆也回来了，吵着要分家产。”二婶摇了摇头。

“这不正是围庄版的《人生》吗？”他脱口而出。

“是啊，每个村都有高加林和刘巧珍啊。”二婶重重叹了一口气。

“婶，你怎么会知道高加林和刘巧珍？”他惊讶道。

“高加林先是爱刘巧珍，后来进了城不要她，娶了城里姑娘黄亚萍。刘巧珍哭死了，这是几十年前电影《人生》的故事。我们那时候看电影，不知道陪刘巧珍流了多少眼泪。”太阳在围庄走得慢，那天说到《人生》时，夕阳刚好照着二婶，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有了些神往。他看到了，心里有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他知道，《人生》是路遥先生的成名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后改编成电影，可谓是风靡天下，万人空巷。他只是没想到一直在围庄田间地头劳作的二婶，居然也对之如此熟悉。当时演刘巧珍的那个女演员是谁呢，他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记得，那时他刚刚上初中，当时的学校也是奇怪，居然也组织孩子们去县电影院看《人生》。电影散场时，一个个少男少女哭得眼睛肿肿的，每个女生看男生的眼神，都像是在看负心郎高加林。思绪盘旋之际，他忽然又想起，二婶在她的少女时代，也当过业余演员。这应该算是他们家族一个被禁止的话题，他的堂弟堂妹都未必知道，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上演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父亲晚年跟着他生活了几年，偶尔会提起老家的一些旧事。也许是因为远离了老家，父子间的话题一度变得百无禁忌。二叔和二婶因为排演样板戏而自由恋爱的故事，就是老父亲晚年透露出来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并不禁止自由恋爱啊，为什么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却成了家族的忌讳呢？他问父亲，父亲闪烁其词。他再问，父亲还是不说。等到他几乎忘了这件陈年旧事时，有一天父亲却随随便便揭了秘：你二婶是半山那边的童养媳啊，你二叔抢了别人家的准媳妇，人家还不提着刀来算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当时大大咧咧这样评点道。“可是后来，她家里的那个兄弟，却上了工农兵大学，成了国家干部。”父亲说。这样啊，他忽然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他想象着，那一年围庄排演样板戏，十八九岁的二婶，出演的是《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而他英俊的二叔演的是农民自卫军领袖雷刚。那时候，他想，他应该还被抱在母亲的膝盖上，还没上小学，还没被邻居坏小子阿狸狗摁在树下打，那时候，祖父还在世，那一棵后来诱惑过阿狸狗的番石榴，也还是一株幼苗……多少年了啊！想到这里，他的好奇心突然涌动，他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婶，你那时候好像也演过戏啊？”

二婶看了看他，假装没听明白的样子，抻了抻衣服，坐直了。“你奶奶英明，从小要你们读书，不然你看留在围庄都是被人家耻笑的料。”

他不好意思再问什么，只好顺着二婶的话头继续聊。“可是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想起来，到底杀猪坤一家为什么那么恨我们？”

“说来话长，杀猪坤一家本来就是恶霸。咱们家一九七六年不是来这个地方起新厝吗？这个地是大队批的，原来是个园子。杀猪坤之前已经在前面盖了房子，说是他家儿子多，咱家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家还要起厝。明明大队批给了我们，却不断阻挠我们。打基础的时候吵，夯墙的时候吵，上脊的时候吵，就是成心要搅我们新厝的风水。咱家的风水他们搅得乱吗，笑话！后来咱家新厝盖起来了，他们全家就处处欺负我们。你奶奶说，还好有你二叔在。其实主要是你大叔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你大叔虽然没做官，但那个时候在北京工作就很有脸面。大队把这个园子给我们家起厝，主要是看你大叔的面子。还有，你那个时候小不知道，杀猪坤家那时候已经失势了，白梨她老娘长交的大队长郑世林已经下台了。”

“白梨老娘叫玉治，这个我记得，好像我妈也说过，跟那个大队老书记有些瓜葛。”

“那个老婊子！”二婶忽然发狠道。

“白梨就是郑世林生的，这是围庄公开的秘密。”二婶用手遮住嘴巴，“杀猪坤那么丑，哪生得出白梨那么标致的女儿？郑世林人倒是有本事。围庄那些灌溉渠，就是郑世林带领大家挖出来的。还有那些枇杷龙眼的新品种，都是郑世林从外面农科所求回来的苗。‘蒲金丹’‘黑龙尾’，那是龙眼的新品种。还有白梨枇杷里最好的‘泰国白’，是从泰国来的苗。到处都没有，就围庄有。以前果子好卖钱的时候，‘泰国白’是普通枇杷三四倍的价。”

“那个白梨白白嫩嫩的，我以为给她起这么个外号，是夸她好看呢，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意思。” 他朝二婶笑了笑。

二婶没接他的话，自顾自感叹道：“那个钟鹏也是没眼力，前年带老婆回来，嗬，那个番婆又矮又黑的，跟白梨比，真是宫娥比皇后。宫娥都不能算，哪个皇宫要那么丑的宫娥呢。不过啊，那时候跟现在不能比，现在年轻人找媳妇不一定看身份。那时候不一样，要是没城镇户口，没固定工作，就是吃苦受累的命。你爸以前最怕农忙，你妈肯拼，种了那么多地，管了那么多树，你爸一放假就找机会偷喝酒，喝醉了就不用干活儿嘛。你妈生气，动不动就砸他的酒瓶子。”二婶说着说着咧嘴笑了，停了停，神情却忽然黯淡了下来。“不过怎么说还是比我们家好，你爸好歹有份工资，不像我们家买酱油的钱都要从果树上抠回来。唉，现在果子也不值钱了，满山的枇杷被鸟吃光了也没人心疼。”

“所以，拆了算了……”他在心里暗道。

“白梨的名字，就是你妈起的。”停了停，二婶好像下了一番决心似的说道。

“啊？”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那一年，郑世林带村里几个年轻人去省农科所学果树栽培，这些人都是村里干活儿种树的能手。白梨她老娘玉治去了，你妈也去了。郑世林就是那时候和玉治那老婊子交上的。后来玉治生了个女儿，白白胖胖的。咱家那时候还没跟白梨家结仇，你妈去看玉治生小儿，抱那一团白肉丸在手上，张嘴就夸，哎呀，真白，像一颗‘白梨’枇杷！后来白梨的名字传了开来，郑世林交玉治的秘密也传得人人皆知。就这样，玉治恨死了你妈，她以为是你妈传的。玉治恨你妈，是暗暗恨心里，她做贼心虚，哪里敢找你妈对质。那时候郑世林一手遮天，杀猪坤再凶狠，也只能做缩头乌龟。郑世林报复心强啊，他不管是不是你妈传的，再不让你妈做技术员，大队有什么重活儿，就派你妈去干。你妈是果树栽培能手，我还没嫁到你家就知道，这家的大嫂子心眼活。后来，咱家在他们家后面起新厝，杀猪坤那样欺负我们，就是玉治背后烧的火。”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妈一直不准我跟白梨姐弟一起玩。”他的思绪又飘了起来，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当年的那个邻家小姐姐，并没有现在追忆起来的那么大，好像就是同龄人，一起在两家之间的空地上追打，在附近的树木、草丛和柴木间捉迷藏，一起去蚕豆田里摘大大的蚕豆叶子做毽子。月光下，一朵朵暗绿色的叶毽子在白梨和姐姐的身旁飞舞，他跑过去捣蛋，白梨把叶毽子塞到他脖颈后，冰凉冰凉的。月光更亮了，一条橡皮筋拉直了，一头套在他的脚踝上，一头套在阿狸狗那里。姐姐和白梨他们在中间的皮筋上踩踏、勾踢、跳跃。橡皮筋不断上升上升，从脚踝到膝盖，最后到了他们的脑袋上。场上只剩下了白梨，她的脚也勾不到了，这时候，只见她远远跑来，一个倒立，身子直直树在橡皮筋旁边，然后慢慢放倒了，把皮筋踩在了脚下。白梨的肚皮翻了出来，月光下白花花一片。应该有儿歌吧，对，有儿歌，还是普通话，不知道谁先学到了围庄：“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十五六，二十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这时候生子笛的笛声响了，嘘嘘嘘，嘘嘘嘘，刚开始的时候不成调，后来终于连成了一阙歌，那是莆仙戏里的曲子，尾音盘旋，不断盘旋，是小姐在后花园见公子时的伴奏小曲。孩子们忽然都安静了下来，月光照着他们的脸，有白梨，有姐姐，有阿狸狗，有小小的他瘦瘦的小脸，还有五官虚化了的其他小伙伴们……这时候，他母亲出现了，手里拿了一根竹枝条，对着他姐姐的小腿就抽。这时候，白梨的母亲玉治也出现了，她的手里也有一根竹枝条。小孩子们都跑散了，生子笛的笛子继续吹着，笛声悠扬，月光洒满了围庄四处散落的房屋、田野和阡陌。

“你妈不在了，当年她那么拼命开荒种树，就是要做给郑世林和玉治看。现在她要是活着，看到这一棵棵树被政府收走砍掉，一定会伤心得不能吃不能睡……”二婶怅然道。“我跟你说，你做事太‘破’了。溪边那些‘泰国白’，你一定要去争回来！你不要，杀猪坤他家也不会感谢你。现在又不是靠铁锹锄头打架的年代，你一个电话都压得过他们。”

“破”在围庄方言里，是大方、随便、无所谓的意思。我做事真的太“破”吗？他问自己。他没有接二婶的话，只是轻轻扭了扭腰。背部那个小时候被阿狸狗小拳头敲打的地方，隐隐又痛了起来。那天驱车离开围庄时，忽然间他想到了，也许二婶早就知道那棵“蒲金丹”的最后归属了，可她为什么故意不挑明呢？他不知道二婶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他明白，等到最后提出纯货币安置，把父母留下的所有家产换成钱带走，不在消失的围庄留下哪怕是一小套的安置房，这样的决定，一定会遭到二婶的严厉指责。管他呢，就这么定了，走，大步跨出围庄，彻底离开围庄。谁都别想阻拦，他要远离灰色，更要远离白色和黑色。灰色、白色、黑色，都是糟糕透顶的情绪，他已经年近半百了，如果继承母亲早逝的基因，他甚至没有几个年头好活了，如果有幸获得父亲和祖母一样的寿数，他还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半辈子要活。就这样了断吧，再也不能活在那层层叠叠无法排遣的情绪里了，他这样告诉自己。

三

“也许你不会忘记跟你打过架的人。这让他们在你的人生中占据了一个位子。”那天他从围庄回家后翻书，刚好翻到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的这句话。那是福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千百种罪》，随手翻开，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有一千册的藏书，一千册里的一句话，奇迹一般的概率啊。那一刻，他心里有了一种过电的感觉。

这样过电的感觉，于他并不陌生，这跟他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有关。几个月前，多少受围庄拆迁情绪的影响，他突然发现，家里书柜上的某些书，这辈子再也不会重读了，而另外一些书，它们摆上书柜后，从来没有被打开过……他的眼睛老花得越来越严重，也许哪一天，连一本书也读不完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老家既不可保，藏书留着何用？于是他断然决定：捐掉，全部捐掉。

然而书籍毕竟不同衣服杂物，说捐就能捐，多少也需要一些敬重与谨慎。他把旧书从书柜上逐格抽下来，用干布将封面封底细细擦拭过，再拿到阳台上反复拍打。那些旧书虽然不能恢复当初簇新白皙的模样，但多少是干净了，可以逐页翻开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边读边在书上画线做记号，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画线的部分重新浏览一遍。这算是一种特别的告别仪式吗？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慢慢地，他陷入了复习和回忆的泥沼。虽然不再需要从一本书的前言序言读起，那些后记也不能像当初那样引起他的兴趣，然而仅仅是翻寻那些画线的部分，也一点都不轻松。由一句话两句话勾连而起的浮想不断发生，时不时地，他还会停下来，慢慢猜想当年阅读这些文字时的心情：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为什么要在它们下面画线？当时究竟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而怦然心动，因什么而心潮澎湃？如果一篇文章画线的部分较多，他还会把全文再读一遍。这样，他的节奏就慢了下来，甚至一整个星期里，他可能一直都埋头在某一本书里。“这未免有些好笑了，本来是想放弃对一本书的拥有，现在反而实现了出乎所料的精读。”他这样对自己说。

当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值得为之停留。在已经翻检过的书籍里至少三分之一，一条画线都没有。这些书被他堆在一起，哪天得闲了，就装上五十本，亲自开车送到市图书馆去。市图书馆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小柳，短发，个头不高，眼睛亮亮的，业余也写点散文，写得不多，文字倒不俗。每回他把车开到图书馆前面广场上，给小柳发个微信，她就脚步匆匆赶过来。他把装书的袋子交给她，说句谢谢，就上车走了。在这座城市，他有一定的身份，要是走进那座刚刚在城郊开馆的簇新的图书馆，馆方少不得要泡茶请他坐坐聊聊，甚至还要给他开一个类似于收藏证明那样的单子。他讨厌这样的繁文缛节，一个一辈子和书籍打交道的人，不到五十岁就陆续把自己的藏书捐掉，这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离谱。他不想有过多的解释，还好图书馆那边好像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样便省了许多麻烦。之所以每次只捐五十本，倒不是因为那个阶段淘汰下来的旧书就这个数，更多的是他要考虑到小柳的臂力：他既不想和小柳一起搬运，亲自登上图书馆那高高的台阶；也不想让纯粹是帮忙的小姑娘跑两趟。在图书馆前空荡荡的广场上待太久，同样让他扫兴。这个图书馆所处的地方，有些让人生疑，说是在城郊的所谓“绿心”，一条小溪环绕着三座簇新建筑，然而四周荒无人烟，一片沉寂。他每回总是匆匆来去，跟小柳也交流甚少。奇怪的是那个小柳居然也寡言，只有一次，她轻轻地问了一句：“老师，我可不可以留一两本喜欢的带回家看？”“哦哦……行啊。”他这样说多少有些敷衍，其实，他不是很喜欢她那样做。那些有过阅读痕迹的书籍，最好的去处，就是混入图书馆大海一般浩渺的藏书里。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最近一次去送书前，他发了微信给小柳。“老家拆迁，我带出了一批很旧很旧的图书杂志，主要是杂志，不知道合适送过去否？”

“越旧越好啊，谢谢老师。”小柳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个“喜悦”的表情。

送完书的那天晚上，小柳给他发了条微信：“老师，你那么早就喜欢上文学了呀？我在你今天送来的这些杂志里发现了一本1982年的《收获》，那上面有路遥先生的《人生》……”

天哪，那瞬间，他的某种记忆被激活了：那本《收获》，就是白梨借给他看的。1982年，围庄有人在看《收获》，那个人就是白梨。那一年，她应该陪着钟鹏，为钟鹏打水洗衣服，一起准备高考。可是她为什么要借这本杂志给两家交恶的他看呢？记忆在这里出现了巨大的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到来，第二天他刚起床，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刚好正把手机从充电器上拔下来，本来这种陌生号码他是不准备接的，但是因为刚好手里抓着，迟疑间就滑动了屏幕。这样的状态，让他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对方的声音瞬间传进了他的耳膜：

“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会读书当大官就了不起吗？你以为你送几棵枇杷树，我们就会感恩你，把你塑成菩萨，天天给你烧香磕头吗！”

是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声音里有些疲惫，普通话非常标准，而且有这个地方少见的酥软。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对方这样连珠炮一般说完就挂断了。

是你吗，白梨？他不禁对静默的手机咕哝了一句。

他回拨过去，对方掐断了。过一会儿，他再拨，通了，却一直无人接听。

又过几天，拆迁指挥部通知他回去，说是还要确认一批枇杷树的归属权。他踌躇了老半天，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打二婶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又打了一遍，还是无法接通的状态，他放弃了。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拿起手机，直接打给小柳，请她找出那本旧《收获》。

“哎呀，老师真对不起，那本杂志，我昨晚带回家，被小孩撕……撕破了。”小柳在电话里嗫嗫嚅嚅道。

“怎么会这样啊！”他忽然生气了。

“对不起老师……不过没事的，我们旧籍修复部的同事说，能修补的。我早上一上班就带过来了，我这就去看看，说不定就修好了。”小柳的声音轻轻的，不知道为什么，说着说着，她的话里透出了一种轻松。

“算了。”他摁掉了手机。

黎晗，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小说集《朱红与深蓝》、散文集《流水围庄》等，获十月文学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