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晗:泰国白

“现在后悔了吧?一开始我就说,要赶紧给露台加个顶,前埕后院都盖满,你偏不听!”二婶从上海堂弟那赶回来,见到他,顾不上说别的,一个劲只是这样数落着。

他笑笑,没接二婶的话茬。二婶好像也并不需要他的回应,接着絮叨:“你又要说你是干部,多少双眼睛盯着。人家金锁儿子狗鹏,在成都也当官,前年听到要拆迁,还拿钱回来叫兄弟姐妹们赶紧加盖……你衣领拾掇得这么正,到时候保准会吃亏。”

有什么可吃亏的呢?他在心里暗道,老家都没人住了,要是不拆迁,还不是要倒贴钱回来修修补补?他捋了捋头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这时候,不经意间抬头,他看到了老屋大门檐下的那个燕子窝,旧年月里燕子活动的痕迹还在,但是,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燕子们好像已经不来了。“这鸟兽也是爱热闹啊……”他转过身子对二婶说。二婶打断了他,声音又苍老又尖锐:“你这个人就是太正规,你爸你妈要是在世,保准跟你翻脸。就是你二叔还活着,也会骂你的。”二婶越说越气的样子,“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房子就是这么个样,赔多少算多少。那些果树、田地,你要盯紧了,我跟你讲,围庄人现在都变贼变土匪了!”

围庄要拆迁的事传了三四年,忽冷忽热、半真半假的,围庄人一惊一乍地在各种小道消息里煎熬了挺长一段日子。二婶之前也不断问他,真的要拆吗,什么时候开始啊?他总是不置可否,还没最后定,说不定就不拆了,这是个大项目,大学城要搬到这里,围庄整个村要搬迁,光拆迁安置费都得花好几个亿,政府可不敢随随便便乱动。“最好不要拆啊,拆了我们要去哪里啊!”二婶总是这样忧心忡忡。“我们现在又不住围庄……”他轻声道,自从二叔去世后,跟二婶说话,他总是尽量压低了声音。他没有告诉二婶,其实他是知道内情的,这个项目规划、审批的工作一直都在快步推进着。他在市里上班,负责大学城拆迁项目的副市长知道他是围庄人,还特意找他了解过村里的一些现状:围庄有些什么人在外任职,主要有什么大家族,现任的村干部有没有战斗力,等等。他把所知道的,都如实说了:围庄人口不多,读书人有一些,村民收入主要靠打工和果树,大富大贵的人家没几户,等等。“你情况这么熟,索性陪我一起回去做工作吧!”副市长半开玩笑半试探他。“那不行,同村同族的,还不被乡亲撕了吃掉!”他忙不迭地又摇头又摆手。

到春天,满山枇杷吐蕊的时候,围庄拆迁安置工作终于正式启动。和他事先刻意的从容和无所谓相比,政府是做足了功课才出手的,等到拆迁指挥部正式入驻村部,上百号工作人员把一个小村子搅得日夜喧腾,他才感到了一些压力。指挥部隔三岔五通知他回围庄,一会儿丈量房屋水田,一会儿清点果树、园地,一会儿确认公示账目,他渐渐感到了烦琐和啰唆。没想到确权事务这么复杂啊,遇上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总这样说。“领导你可以叫兄弟姐妹代劳啊,写个授权书就行了。”“嗐,说起来曲折。”他叹了叹气。本来,他不是很愿意跟别人提起自己的家史,可是,以他这样的身份,老是一个人不断跑回来,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亲力亲为,镇里村里的工作人员多少也会觉得奇怪。他不想留给别人某种异样的解读,就把自己家的情况陆陆续续透露了出去:母亲1999年就去世了,之后这十几年里,家族顺顺当当的,堂弟堂妹都大学毕业成了家。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家运却忽然不济,先是祖母,接着是父亲,然后大叔、二叔,一两年一个,纷纷发病离世。大叔年少考上大学离家,最后在北京一个陵园里入土为安。二叔儿子在上海做白领,女儿嫁在潮州,二叔二婶早就停了农活儿,帮着儿女在外带孙子带外孙。二叔在围庄刚传出要拆迁时病倒在了上海,临终前提出一定要回老家。还好,最后还来得及在围庄老屋合了眼。二婶身体不错,上海也不远,他们家拆迁的一应杂事,二婶自己回来处理。她是土生土长的围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没有她不熟悉的,可是毕竟年纪大了,也不好什么事都让她老人家代劳。他呢,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外嫁,按照拆迁政策,姐姐没有资格分享遗产。这样,父母留在围庄的所有家产,就要一一由他来接手了。妻子呢,一来要上班,二来是外省人,本地话听不懂,什么忙都帮不上,回来只会添乱。“有时候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啊,”他跟工作人员们说,“谁能想到围庄离市区这么远,也会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虽说政府给的拆迁安置标准并不高,但不管怎样,旧屋、果树、田园,一一清点到位后,他的名下应该会有一笔不小的补偿款。和那些咋咋唬唬的村人不同,那本有关拆迁安置的政策指南,他是仔仔细细研究过的。也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吧,他跟妻子这样说。“可是如果不拿安置房,我们明显会吃亏。拿了安置房,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手。安置房什么时候交房谁都不能保证,咱闺女可是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妻子皱着眉头说。“再看看,到时候再说吧。”他总是这样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谈到拆迁,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关于安置方案,他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的,只是不到最后,他不想把底透出来。这是老家给的最后遗产了,卖掉了,连故乡都没了啊。他在心里一遍遍叹息着。

这些遗产,大部分来自母亲。父亲是老师,不曾在村里分得一寸土地。摸底丈量工作开始后,他随身带着的包包里,有一个蓝色封皮的户口本,薄薄的几页记录了他们家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户主是母亲,她去世后户口被注销了。这之前十年,姐姐出嫁、他考上大学,户口早迁走了。最后一栏是父亲,父亲退休后把户口迁回了围庄。他有时候会想不起来父亲到底是哪一天去世的,看到户口本后,他想,再也不会忘掉了,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父亲去世后,户口也被注销了。现在,那个户口本其实是空的。在确权清产期间,时不时地要用到这个户口本,每次翻开那薄薄的几页硬皮纸,他都有说不出来的隐痛:母亲是从外村嫁入围庄的,最后却只有她在围庄获得了土地、房屋和果树。而他自己,曾经拼尽全力要离开围庄,逃离不堪重负的农活儿,现在年近半百了,凭借这个薄薄的空户口本,却成了围庄的一个拆迁对象。

“也确实是难为你了,要是你父母在就好了。”看到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围庄的田间地头,乡亲们有时会这样跟他说。他笑笑,大多时候会很热情地给他们派烟,跟他们攀谈几句。有时候却绷着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二婶回来住在老屋,每次回去,他都在那里吃饭。好几回,他动了动嘴,想跟二婶提起村里有关他们家的那个谣言,最后还是闭紧嘴巴不说了。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反正都要拆了,不仅是这座居住过一个不小家族的老屋,就连围庄,一年半载之后,也要被连根拔掉,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然而,穿梭在围庄熟悉如初的小桥、流水、沟壑、山丘时,往事总会如疾风袭来,躲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恐怖预感,总会突然地冒出来吓他一跳:很早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每上一个台阶,他的长辈就会去世一个。可怜的母亲,就是在他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那一年怅然离世的。这几年,他进步得相对快一点,长辈们就走得更为密集。他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八年前,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再获得什么升迁机会了,却令人意外地获得了现在这个职位。他几乎忘掉了那个不祥的预感,可是上任不到一个月,老祖母突然无疾而终,之后,他的好运虽不再到来,家里死人的节奏却一下子加速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难道真的有什么神秘的运数?他暗自担忧着,却百思不得其解。堂弟堂妹们的事业也在长进啊,为什么却跟长辈们的健康和寿数毫无关联,莫非因为自己是长孙吗?他想起祖母曾经说过,长孙代表着这个家族的兴衰成败。然而,印证在他身上,为何却老是一种相反的方向?也许是巧合吧,他努力这样劝解着自己,在农村,死人的事不是经常发生吗?围庄和附近的村庄每隔几个月都有人过世的。父亲在世时,最喜欢打听和传播的就是,围庄又有谁去世了。“你还记得金锁吧,就是咱们七队那个跟你妈抢地开荒种枇杷的,他昨天死了,就死在那片枇杷林里。”“还有,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半山那边,那个叫和尚肥的,壮得像头牛,可能你不记得了,是你二婶娘家的亲戚,前两个月也死了。”父亲当年提到这些来自围庄的死讯时,言语间总是透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他知道这是老年人皆有的毛病,对死亡的恐惧,常常让他们有一种怪异的比对心理。——现在轮到别人谈论他的亲人了。一个远房的堂哥,他们叫他生子笛,原来在莆仙戏民间剧团待过,人长得像小生,却并不扮演戏里的角色,只做后台伴奏,一根笛子吹得能穿云破雾。后来民间剧团生意寥落,生子笛就回来专事水果收购和销售。围庄的枇杷、龙眼远近闻名,民国时期就有村人深谙将龙眼制成桂圆干的技艺,生子笛那一脉的一个曾叔祖甚至在上海开起了干果店。生子笛跟过民间剧团,围庄人说他是“吃十方”的人,见过世面,脑子活络、那些年,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地的水果尚未大举侵占大陆市场,按二婶他们说的,生子笛是“挣了一篓一斗笠”。正是这个看似颇懂人情世故的生子笛,在他父亲、叔父们接二连三过世后,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说他家房屋是建在一个废弃的尼姑庵上面的。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围庄的日常生活,但是宫前庙后不宜安居的道理他当然也懂,何况是直接把房子建在废庵之上。他不能理解生子笛出此危言的用意,但对这样的聒噪甚是反感,二叔的葬礼结束后,发现生子笛又在亲戚间扯淡,他终于翻了脸。“胡说,这房子都盖多少年了,大学生都出好几个了,我奶奶还活了九十四岁呢!”“可是……”“可是个屁啊,谁家老人能一个个活着堂上坐一排呢!”他一张脸臭得跟什么似的。

见他动怒,生子笛不敢在他跟前再乱嚼舌头,然而从此以后,他对围庄渐渐心存芥蒂。下一步要如何应对确权中的争议,他渐渐也有了迥异于二婶他们的对策。冷淡的心思其实早就有了,他只是不说出来罢了。他想,我要跟谁说呢?谁信他的解释呢:“根本没有废庵建宅这种事,完全是胡说!哪怕真的是这样,那又怎样呢!我们这一辈的发展,都是有赖长辈教导有方,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那和长辈的寿数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他知道,在农村,谣言只要一出,就再也没有辟谣的可能。何况,一母三子,接二连三过世,着实是有些吓人。然而,这和他的那个恐怖预感又有什么关联呢?他想不明白,也无法躲避内心那若隐若现的恐惧。他从未跟妻子提及那个老屋宅基的恶毒谣言,更是把那个“此长彼消”的古怪预感藏得深深的,却时不时地和她说起老家带来的那些烦恼。大前年葬完二叔后,二婶去了上海,围庄老屋的门窗至此紧闭。他虽在市区居住,离围庄也就二三十公里,却已断了常回去的念头。前年夏天最后一个台风过境后,二婶从潮州堂妹那里打电话给他,说是邻居打电话告诉她,老家的屋瓦被飓风刮掉了一大片,屋子估计进水了。“这次台风本来要在潮州登陆的,怎么跑福建老家去了?”二婶絮叨着。他答应马上联系师傅修补,回头却跟妻子发起了牢骚,“整个家族天南地北,只有我们留在家乡,难道一辈子都要我们来守护那座越来越破败的老屋吗?”他没有把话说完,后半句留在了心里:“何况老屋被造谣是建在废庵上面……”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油漆匠,一层一层又一层,把自己的心思紧紧地涂裹了起来:灰的下面是白,白的下面是黑。别人,二婶、妻子、远在外地的堂弟堂妹、村里的亲戚、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顶多只能看到他对于老家被征迁的灰色情绪。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仅仅是灰,灰的下面躲着白,他自己暗暗把那个谣传中的废庵想象成了白色。是的,就是白色,那代表了他们家这几年所有丧事的颜色。白的下面,就是那让他无法释怀、不可示人的黑了。那是黑,他想,除了黑色,别的颜色都无法代表。——好了,现在好了,麻烦终于要彻底解决了,拆吧,赶紧拆,越快越好,越干净越好!拆光光了,什么颜色就都没了!他暗暗跟自己这样发狠着。

“你最单纯啦,谁都不跟你抢。”回去的时候,村人们总喜欢这样说他。最初的时候,他很不适应这样的玩笑。后来回去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他知道他们并无什么恶意,无非就是一种搭讪与调侃。当然,那些话里也透露出了他们自己争来争去的烦恼和怨恨。拆迁嘛,都是伤筋动骨的事,谁家不折腾个底朝天呢。

“是啊是啊,我现在就是总统,天上地下都归我管。”他努力装出一副与村人亲近的和气模样,“但是你们要帮我,我妈种下那么多果树,我是一棵一棵都要找回来的。”

他这样说,完全就是虚张声势,母亲留下的果树、田园,他其实是丁点儿印象都没有。田地村里还有底账,果树可不长鼻子眼睛,人家要是量走,他也是束手无策。好在有二婶在,慢慢地,这边那边,山上山下,屋前屋后,树啊、田啊、园啊、鸡鸭猪舍、柴火杂间,差不多也都找回来了。中间有过一次纠纷,一棵龙眼树,二婶说品种叫“蒲金丹”,壳薄肉脆,好吃得很,而且产量惊人。“你忘了?那棵‘蒲金丹’小时候你最爱吃了,剥了壳,埋在热粥里泡,你都不用配菜的。”二婶的话说得快,好像这样就能快速把他的记忆唤醒,“刚承包到户的时候,行情好,一季收成,那棵龙眼够你一年上学开销都不止。”他专注地听着二婶唠叨,脑海里似乎有了些印象,但还是没法把热粥中的龙眼味与那棵具体的大树联系起来。这棵“蒲金丹”,按二婶从拆迁指挥部那儿了解到的,说是已经被隔壁生产队的黑星抢先量走了。

“哪个黑星啊?”他问。“就是那个跑摩的的,脸黑漆漆的,六生产队的,有时讲话有点结巴。”二婶比画着。他想不起来谁是黑星,等到拆迁指挥部安排双方见了面,他微微笑了:黑星就在他工作单位的大楼里做保安。“不是说你在跑摩的吗?”他劈头就问。黑星还穿着上班的那身保安服,可能是骑摩托车,一路上风吹乱了,崭新的保安服给他穿着,却是一副邋遢样。

“怎……怎么是你呀,要知道是你,我……我去你办公室,就……就可以啦!”见到他,黑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皮,转头跟指挥部负责协调的小伙子说,“他,他可是我们围庄出……出的大官,在我们市委最……最后一栋楼上……上班呢!”指挥部负责协调的那个小伙子见他们俩挺熟稔的样子,对他眨眨眼转身就要走。“来……来,抽根烟,你们做拆迁真……真是累死掉了!”黑星作势在口袋里掏烟。那小伙子是个小人精,忽然就学起黑星说话,“累……累不会累死,气……气会被气死……不好意思,我接个……个电话。”说完扮个鬼脸溜了。

黑星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时有些茫然,停了停,感慨道,“围庄真是要变天了,同一个村的,名字和人却对……对不起……起来了!”“我也不知道黑星就是你……”他忽然有点不自在。黑星的手终于从裤袋里拿出来,抓出了一盒还没开封的香烟。他赶紧挡了,塞过去自己的一根烟。黑星嘴里嚷着,“这怎……怎么行,我……我怎么好意……意思抽领导的烟!”“一样的一样的。”他申辩似的这样说道。黑星还是固执地撕开了自己的烟盒,递了一根给他。“好好,那就交换交换。”他随口道。黑星侧身点上烟,眼神闪烁了片刻,语调沉重起来。“领导啊,真是误解了。你婶婶一定记错了,我黑星是脸黑心不黑,我脸再黑也不能黑别人家的财物,何况是领导家的。我就这么说吧,我今天拿了你的,明天就去医院看急诊!”他点上烟,心想真是奇怪,黑星怎么忽然不口吃了。“一棵树而已,一棵树而已。”他吐了口烟。黑星一听激动了起来,“走,马上去看,马上去看,你婶婶胡说八道没好死!叫上你婶婶,我们马上到‘社公’那里去举香发誓,那棵‘蒲金丹’要是你家的,我黑星活不过今天晚上!要不是你家的,你婶婶……”“好啦黑星!”他脸色一沉打断了黑星,“你都这么说了,我还去看什么?不过,话不要讲这么难听……怎么说,我们还是同宗同姓,供奉的是同一尊‘社公’。‘社公’是大菩萨,这么小的事,就别去打搅他老人家了。”黑星有些傻愣,满脸困惑地盯着他。他顺手拍了拍黑星的肩膀,“就是你家的,我婶婶一定记错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省得她老人家操心。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是误解啊,领……领导……”黑星老半天没回过神来。

“记住哦,不要再跟我婶说什么,我这就跟指挥部确认一下,那棵‘蒲金丹’就是你家的。”他扭头便走,黑星却拔腿跟了上来。“不……不过领导,你妈……你妈那时候真……真是死拼啊,种了好多好多树,有枇杷有龙眼。我跟你讲,园山那边溪旁,那一排枇杷,是……是‘白梨’品种,都……都是你家的。我再跟你讲哦,你不要……不要说是我说的,我老婆说,那十几棵枇杷,有……有人盯上了,还说不要……不要告诉你……”黑星说着,又结巴了起来。

“谁啊,谁这么贪心敢动我妈的劳动成果?”他故意板起脸,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

“远……远在天……天边,近在眼……前,就……就是你邻居……杀猪坤和玉治的儿子们。”黑星凑得更近了,满脸堆笑着,晚风把他的一头乱发吹得更乱了。

“那不行!那我必须争回来,不然我妈保准会托梦骂我。”他把半根没抽完的烟扔掉,摆摆手,走了。

“你知道吗?白梨回来了。”那天去村部看完果树丈量公示,刚进老屋院子,二婶就过来神神道道地跟他说。

他没接二婶的话,那天他心里有些难受。之前在村部,下午的太阳照在公示栏玻璃罩上有点晃眼,他粗略看了看大致的账目,看到自己名字下面的果树记了满满两页的白纸,不由默默叹了一口气。母亲当年该有多拼命啊,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痛。

“白梨不是嫁台湾去了吗,回来干吗?难不成也要回来争家产?”二婶又絮叨道。

白梨?他想起来,刚才在村部门口遇上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看到他的时候,她愣了一下,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她是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她的份呢。”二婶撇撇嘴。

“这个,别人家的事,也不好说。”他沉吟道。

“你去看公示了?黑星有没把那棵‘蒲金丹’还给你?”二婶又问。未等他回答,她又急急道,“还有园山那边,有人说,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是谁说的,那十来棵枇杷,‘白梨’的品种,也是你家的。这个我是记不起来了,溪那边路不好走,也只有你妈那么拼了。你爸真是糊涂,走之前什么都不交代给你,但是既然别人说了,就要去争取。你在市里上班,他们都说指挥部那些人都认你的面子。这房屋你又不违建又不加盖,他们还不给你一点照顾?我去年就说这院子里要搭建,你不肯,到时候算房子面积,咱家要吃大亏……”

“该是咱的,别人抢不走。”他默默掏出一根烟来,拿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烟少抽点。你弟现在都不抽烟了。”二婶又絮叨道。他笑笑,点了点头。

“白梨到底回来干什么呢?”二婶嘀咕道。

“围庄要拆了,回来看看吧,怎么说大家都对老家有感情。”他又闻了闻那根烟。

“都是无利不起早,冬至扫墓都没这么多儿孙回来!你看这半年出现在围庄的面孔,好多我这老围庄人都不认识。多少年用竹枝条都打不回来的儿孙,眼睛眨一眨全冒了出来。”二婶说着又有了些愤愤不平的样子。

“那是,祖宗物,都想要。”他忽然想起来,等到真正要拆的时候,老屋院子里的这些花木,倒是可以选一些移植到市区的家里去。

“你知道吗,白梨年轻时候在福州做过小姐……”二婶忽然道。

“啊?”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祖传的!”二婶朝白梨家方向吐了口痰。

二婶这天心情不好,明显能感觉到她心里正窝着一团火。刚才在村部,他远远看到远房堂哥生子笛怒气冲冲在找村支书理论什么,后来旁边的人语意含混地跟他说,是二婶跟生子笛因为一个牛栏的归属权一直争吵不休。“其实那牛栏是生产队每家都有份的,就是你家,也能分得一个平方米的。”他看了看嘀嘀咕咕的那个村嫂,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那村嫂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甩甩手走了。等她走远了,他才想起来,好像是黑星的老婆。正犹豫着要不要走到村支书和生子笛那里去,那时候,白梨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是的,那是白梨,即便是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了,她的面容与风韵也迥异于村道上走来走去的那些村嫂。“她也认不出我了吧?虽然是邻居,毕竟后来都离开了围庄……”他的思绪有些飘忽,“可是二婶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自己跟生子笛争牛栏的事呢?”听黑星老婆那闲话,他们有关牛栏的争执,是几年前风传要拆迁的时候就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个,生子笛造了那个他们家老屋基地的白色谣言吗?他不禁暗暗打了个寒战。还好当时没有过去和生子笛打招呼,他暗自庆幸。那棵“蒲金丹”龙眼的协调结果,一开始他就没准备告诉二婶,如此看来,这样处理也是对的。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白梨打过你姐姐,她弟弟阿狸狗打过你。”看到他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二婶故意提高了声调。

“为什么,有什么天大的仇恨?”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慢慢有了少女白梨的一些模糊印象,麻花辫子,花手绢绑着,白皙的腿肚,从老井那里挑了水,经过他家门口,苗条的身材随着扁担两端水桶的晃动而轻轻摇摆……白梨可能是围庄最白的姑娘,正是因为怎么也晒不黑的皮肤,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借枇杷新品种“白梨”皮薄肉白的特性,给她起了这么好听的绰号。

“你真的忘光光了?算了,不说了。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奶奶以前常这样说,反正他们家后来都得到报应了。”二婶说完有些夸张地挥了挥手。

“真的被打了?”他把手上的烟夹到耳朵后,从屋里搬出凳子,跟二婶对坐了下来。

“哎,咱家当年真是被他们家欺负死了!还好你二叔壮,有一回阿狸狗看咱家没人,跑到咱家来偷番石榴。咱家原来在墙角有一棵番石榴,你记得不?是搬新家后你爷爷栽的。番石榴结果的那年,你爷爷走了。你记得吧,那棵番石榴?对,阿狸狗那时候也就十二三岁,他该死,跑到咱家来偷番石榴。你二叔在对面田里看到了,一路踩着泥田冲回家,一个巴掌把那死仔拍了飞出去!后来他父亲跟他三个哥哥举着杀猪刀和锄头冲过来,你二叔就像戏台上的将军,挥着铁锹挡在咱家门口。我从来没见你二叔那么愤怒过,那天他们要是敢过来,你二叔手上那把铁锹保准会出人命!”二婶站起来,腰板直直的,比画出当年他二叔持锹怒立的样子。

“我有点印象了,后来他们姐弟才打我们姐弟的?”他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却没有发现那棵番石榴。他有点恍惚,记忆里那棵开白花的番石榴一直都在墙角的,怎么不见了?

“不是,是先打你们的,你叔憋着一口气。你叔多疼你,你也知道,你是长孙,谁都疼着。你在学校被阿狸狗打了,回家不敢吭声,第二天背上疼才哭出来,你奶奶抱着你大哭了一场。那时候我们家也打不过他们,白梨他父亲叫杀猪坤,你记不记得?杀猪坤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大的儿子都凶得像杀猪刀,阿狸狗最小,打你却是刚刚好。你父亲是个读书人,胆子比谁都小,咱们家要是没有你二叔,每天都会被他们打。”二婶还是站着,脸上的怒气尚未消除。

“哦,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是被谁压在树下暴打过……”他反手去自己背上摸索,很快就找到了背椎左侧的一个痛点。“真的是童年的一次伤害吗,我还一直以为是常年伏案造成的。”他这样想道,把在手里玩了好一会儿的香烟点了起来。

“你奶奶诅咒他们,坏人保准没好死。后来阿狸狗瘸了一条腿,他大哥狗屎辉那年‘八一八’严打,第一批就被送到了新疆劳改。再后来,白梨就去城里做了皮肉生意。”二婶拉了拉凳子,坐了下来。

“这样啊,阿狸狗后来在镇上卖水果,有一回经过他店门口,还喊我进去喝茶呢。有说有笑的,好像什么矛盾都没有……白梨的事,却是第一次听说。”他终于想起来,那棵番石榴早就没了,是在爷爷过世的第二年枯死的。可是三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却老觉得一直都在呢,真是奇怪。

“白梨?她是野鸡要趁凤凰飞。你记得金锁家那个儿子钟鹏吗?高考补习了好几年,后来考到四川什么大学,留在成都工作,就是前年拿钱回来叫兄弟抢建了一排房子的那个狗鹏。”二婶说着,嘴角忽然有了笑意。

“我知道啊,钟鹏是个奇迹啊。我们那时候都把他当笑话,补习了那么多年,差点都要被我赶上了。”“成都”这个词把他一直沉睡的某种记忆唤醒了。许多年前,他想起来,他去成都出差,事先从金锁那里问过钟鹏的电话号码。可是后来到了成都,到底有没有联系过钟鹏,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是见过人到中年的钟鹏的,也许不是在成都,是在围庄,钟鹏回来看父母的时候。钟鹏长得特别,头很大,想起钟鹏,现在的记忆就是那颗硕大的头上白发苍苍的。

“狗鹏也是没良心,白梨跟他一起补习,帮他拎米拎菜洗衣服。后来狗鹏考上了大学,白梨没考上。狗鹏答应毕业了回来娶她,没想到‘陈世美’一去不回来,至今白梨一家跟金锁家还是死对头。”二婶把屁股下的凳子挪近了,欠身压低了声音说。

“咦,不对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妈说,钟鹏是答应要回来娶半山那边你娘家亲戚阿霞的,害得阿霞熬到三十出头才嫁了个二婚头。”他的情绪慢慢被二婶带了起来,他想,也许真的应该在老房子被拆掉前好好跟二婶聊聊家常。

“阿霞,你说和尚肥家的阿霞?不是的,阿霞是被另外一个大学生,那个叫什么铸的误的。那个叫什么铸的,三十岁不到就死了。这次围庄拆迁,那个什么铸的老婆也回来了,吵着要分家产。”二婶摇了摇头。

“这不正是围庄版的《人生》吗?”他脱口而出。

“是啊,每个村都有高加林和刘巧珍啊。”二婶重重叹了一口气。

“婶,你怎么会知道高加林和刘巧珍?”他惊讶道。

“高加林先是爱刘巧珍,后来进了城不要她,娶了城里姑娘黄亚萍。刘巧珍哭死了,这是几十年前电影《人生》的故事。我们那时候看电影,不知道陪刘巧珍流了多少眼泪。”太阳在围庄走得慢,那天说到《人生》时,夕阳刚好照着二婶,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有了些神往。他看到了,心里有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他知道,《人生》是路遥先生的成名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后改编成电影,可谓是风靡天下,万人空巷。他只是没想到一直在围庄田间地头劳作的二婶,居然也对之如此熟悉。当时演刘巧珍的那个女演员是谁呢,他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记得,那时他刚刚上初中,当时的学校也是奇怪,居然也组织孩子们去县电影院看《人生》。电影散场时,一个个少男少女哭得眼睛肿肿的,每个女生看男生的眼神,都像是在看负心郎高加林。思绪盘旋之际,他忽然又想起,二婶在她的少女时代,也当过业余演员。这应该算是他们家族一个被禁止的话题,他的堂弟堂妹都未必知道,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上演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父亲晚年跟着他生活了几年,偶尔会提起老家的一些旧事。也许是因为远离了老家,父子间的话题一度变得百无禁忌。二叔和二婶因为排演样板戏而自由恋爱的故事,就是老父亲晚年透露出来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并不禁止自由恋爱啊,为什么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却成了家族的忌讳呢?他问父亲,父亲闪烁其词。他再问,父亲还是不说。等到他几乎忘了这件陈年旧事时,有一天父亲却随随便便揭了秘:你二婶是半山那边的童养媳啊,你二叔抢了别人家的准媳妇,人家还不提着刀来算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当时大大咧咧这样评点道。“可是后来,她家里的那个兄弟,却上了工农兵大学,成了国家干部。”父亲说。这样啊,他忽然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他想象着,那一年围庄排演样板戏,十八九岁的二婶,出演的是《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而他英俊的二叔演的是农民自卫军领袖雷刚。那时候,他想,他应该还被抱在母亲的膝盖上,还没上小学,还没被邻居坏小子阿狸狗摁在树下打,那时候,祖父还在世,那一棵后来诱惑过阿狸狗的番石榴,也还是一株幼苗……多少年了啊!想到这里,他的好奇心突然涌动,他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婶,你那时候好像也演过戏啊?”

二婶看了看他,假装没听明白的样子,抻了抻衣服,坐直了。“你奶奶英明,从小要你们读书,不然你看留在围庄都是被人家耻笑的料。”

他不好意思再问什么,只好顺着二婶的话头继续聊。“可是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想起来,到底杀猪坤一家为什么那么恨我们?”

“说来话长,杀猪坤一家本来就是恶霸。咱们家一九七六年不是来这个地方起新厝吗?这个地是大队批的,原来是个园子。杀猪坤之前已经在前面盖了房子,说是他家儿子多,咱家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家还要起厝。明明大队批给了我们,却不断阻挠我们。打基础的时候吵,夯墙的时候吵,上脊的时候吵,就是成心要搅我们新厝的风水。咱家的风水他们搅得乱吗,笑话!后来咱家新厝盖起来了,他们全家就处处欺负我们。你奶奶说,还好有你二叔在。其实主要是你大叔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你大叔虽然没做官,但那个时候在北京工作就很有脸面。大队把这个园子给我们家起厝,主要是看你大叔的面子。还有,你那个时候小不知道,杀猪坤家那时候已经失势了,白梨她老娘长交的大队长郑世林已经下台了。”

“白梨老娘叫玉治,这个我记得,好像我妈也说过,跟那个大队老书记有些瓜葛。”

“那个老婊子!”二婶忽然发狠道。

“白梨就是郑世林生的,这是围庄公开的秘密。”二婶用手遮住嘴巴,“杀猪坤那么丑,哪生得出白梨那么标致的女儿?郑世林人倒是有本事。围庄那些灌溉渠,就是郑世林带领大家挖出来的。还有那些枇杷龙眼的新品种,都是郑世林从外面农科所求回来的苗。‘蒲金丹’‘黑龙尾’,那是龙眼的新品种。还有白梨枇杷里最好的‘泰国白’,是从泰国来的苗。到处都没有,就围庄有。以前果子好卖钱的时候,‘泰国白’是普通枇杷三四倍的价。”

“那个白梨白白嫩嫩的,我以为给她起这么个外号,是夸她好看呢,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意思。” 他朝二婶笑了笑。

二婶没接他的话,自顾自感叹道:“那个钟鹏也是没眼力,前年带老婆回来,嗬,那个番婆又矮又黑的,跟白梨比,真是宫娥比皇后。宫娥都不能算,哪个皇宫要那么丑的宫娥呢。不过啊,那时候跟现在不能比,现在年轻人找媳妇不一定看身份。那时候不一样,要是没城镇户口,没固定工作,就是吃苦受累的命。你爸以前最怕农忙,你妈肯拼,种了那么多地,管了那么多树,你爸一放假就找机会偷喝酒,喝醉了就不用干活儿嘛。你妈生气,动不动就砸他的酒瓶子。”二婶说着说着咧嘴笑了,停了停,神情却忽然黯淡了下来。“不过怎么说还是比我们家好,你爸好歹有份工资,不像我们家买酱油的钱都要从果树上抠回来。唉,现在果子也不值钱了,满山的枇杷被鸟吃光了也没人心疼。”

“所以,拆了算了……”他在心里暗道。

“白梨的名字,就是你妈起的。”停了停,二婶好像下了一番决心似的说道。

“啊?”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那一年,郑世林带村里几个年轻人去省农科所学果树栽培,这些人都是村里干活儿种树的能手。白梨她老娘玉治去了,你妈也去了。郑世林就是那时候和玉治那老婊子交上的。后来玉治生了个女儿,白白胖胖的。咱家那时候还没跟白梨家结仇,你妈去看玉治生小儿,抱那一团白肉丸在手上,张嘴就夸,哎呀,真白,像一颗‘白梨’枇杷!后来白梨的名字传了开来,郑世林交玉治的秘密也传得人人皆知。就这样,玉治恨死了你妈,她以为是你妈传的。玉治恨你妈,是暗暗恨心里,她做贼心虚,哪里敢找你妈对质。那时候郑世林一手遮天,杀猪坤再凶狠,也只能做缩头乌龟。郑世林报复心强啊,他不管是不是你妈传的,再不让你妈做技术员,大队有什么重活儿,就派你妈去干。你妈是果树栽培能手,我还没嫁到你家就知道,这家的大嫂子心眼活。后来,咱家在他们家后面起新厝,杀猪坤那样欺负我们,就是玉治背后烧的火。”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妈一直不准我跟白梨姐弟一起玩。”他的思绪又飘了起来,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当年的那个邻家小姐姐,并没有现在追忆起来的那么大,好像就是同龄人,一起在两家之间的空地上追打,在附近的树木、草丛和柴木间捉迷藏,一起去蚕豆田里摘大大的蚕豆叶子做毽子。月光下,一朵朵暗绿色的叶毽子在白梨和姐姐的身旁飞舞,他跑过去捣蛋,白梨把叶毽子塞到他脖颈后,冰凉冰凉的。月光更亮了,一条橡皮筋拉直了,一头套在他的脚踝上,一头套在阿狸狗那里。姐姐和白梨他们在中间的皮筋上踩踏、勾踢、跳跃。橡皮筋不断上升上升,从脚踝到膝盖,最后到了他们的脑袋上。场上只剩下了白梨,她的脚也勾不到了,这时候,只见她远远跑来,一个倒立,身子直直树在橡皮筋旁边,然后慢慢放倒了,把皮筋踩在了脚下。白梨的肚皮翻了出来,月光下白花花一片。应该有儿歌吧,对,有儿歌,还是普通话,不知道谁先学到了围庄:“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十五六,二十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这时候生子笛的笛声响了,嘘嘘嘘,嘘嘘嘘,刚开始的时候不成调,后来终于连成了一阙歌,那是莆仙戏里的曲子,尾音盘旋,不断盘旋,是小姐在后花园见公子时的伴奏小曲。孩子们忽然都安静了下来,月光照着他们的脸,有白梨,有姐姐,有阿狸狗,有小小的他瘦瘦的小脸,还有五官虚化了的其他小伙伴们……这时候,他母亲出现了,手里拿了一根竹枝条,对着他姐姐的小腿就抽。这时候,白梨的母亲玉治也出现了,她的手里也有一根竹枝条。小孩子们都跑散了,生子笛的笛子继续吹着,笛声悠扬,月光洒满了围庄四处散落的房屋、田野和阡陌。

“你妈不在了,当年她那么拼命开荒种树,就是要做给郑世林和玉治看。现在她要是活着,看到这一棵棵树被政府收走砍掉,一定会伤心得不能吃不能睡……”二婶怅然道。“我跟你说,你做事太‘破’了。溪边那些‘泰国白’,你一定要去争回来!你不要,杀猪坤他家也不会感谢你。现在又不是靠铁锹锄头打架的年代,你一个电话都压得过他们。”

“破”在围庄方言里,是大方、随便、无所谓的意思。我做事真的太“破”吗?他问自己。他没有接二婶的话,只是轻轻扭了扭腰。背部那个小时候被阿狸狗小拳头敲打的地方,隐隐又痛了起来。那天驱车离开围庄时,忽然间他想到了,也许二婶早就知道那棵“蒲金丹”的最后归属了,可她为什么故意不挑明呢?他不知道二婶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他明白,等到最后提出纯货币安置,把父母留下的所有家产换成钱带走,不在消失的围庄留下哪怕是一小套的安置房,这样的决定,一定会遭到二婶的严厉指责。管他呢,就这么定了,走,大步跨出围庄,彻底离开围庄。谁都别想阻拦,他要远离灰色,更要远离白色和黑色。灰色、白色、黑色,都是糟糕透顶的情绪,他已经年近半百了,如果继承母亲早逝的基因,他甚至没有几个年头好活了,如果有幸获得父亲和祖母一样的寿数,他还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半辈子要活。就这样了断吧,再也不能活在那层层叠叠无法排遣的情绪里了,他这样告诉自己。

“也许你不会忘记跟你打过架的人。这让他们在你的人生中占据了一个位子。”那天他从围庄回家后翻书,刚好翻到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的这句话。那是福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千百种罪》,随手翻开,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有一千册的藏书,一千册里的一句话,奇迹一般的概率啊。那一刻,他心里有了一种过电的感觉。

这样过电的感觉,于他并不陌生,这跟他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有关。几个月前,多少受围庄拆迁情绪的影响,他突然发现,家里书柜上的某些书,这辈子再也不会重读了,而另外一些书,它们摆上书柜后,从来没有被打开过……他的眼睛老花得越来越严重,也许哪一天,连一本书也读不完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老家既不可保,藏书留着何用?于是他断然决定:捐掉,全部捐掉。

然而书籍毕竟不同衣服杂物,说捐就能捐,多少也需要一些敬重与谨慎。他把旧书从书柜上逐格抽下来,用干布将封面封底细细擦拭过,再拿到阳台上反复拍打。那些旧书虽然不能恢复当初簇新白皙的模样,但多少是干净了,可以逐页翻开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边读边在书上画线做记号,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画线的部分重新浏览一遍。这算是一种特别的告别仪式吗?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慢慢地,他陷入了复习和回忆的泥沼。虽然不再需要从一本书的前言序言读起,那些后记也不能像当初那样引起他的兴趣,然而仅仅是翻寻那些画线的部分,也一点都不轻松。由一句话两句话勾连而起的浮想不断发生,时不时地,他还会停下来,慢慢猜想当年阅读这些文字时的心情: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为什么要在它们下面画线?当时究竟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而怦然心动,因什么而心潮澎湃?如果一篇文章画线的部分较多,他还会把全文再读一遍。这样,他的节奏就慢了下来,甚至一整个星期里,他可能一直都埋头在某一本书里。“这未免有些好笑了,本来是想放弃对一本书的拥有,现在反而实现了出乎所料的精读。”他这样对自己说。

当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值得为之停留。在已经翻检过的书籍里至少三分之一,一条画线都没有。这些书被他堆在一起,哪天得闲了,就装上五十本,亲自开车送到市图书馆去。市图书馆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小柳,短发,个头不高,眼睛亮亮的,业余也写点散文,写得不多,文字倒不俗。每回他把车开到图书馆前面广场上,给小柳发个微信,她就脚步匆匆赶过来。他把装书的袋子交给她,说句谢谢,就上车走了。在这座城市,他有一定的身份,要是走进那座刚刚在城郊开馆的簇新的图书馆,馆方少不得要泡茶请他坐坐聊聊,甚至还要给他开一个类似于收藏证明那样的单子。他讨厌这样的繁文缛节,一个一辈子和书籍打交道的人,不到五十岁就陆续把自己的藏书捐掉,这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离谱。他不想有过多的解释,还好图书馆那边好像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样便省了许多麻烦。之所以每次只捐五十本,倒不是因为那个阶段淘汰下来的旧书就这个数,更多的是他要考虑到小柳的臂力:他既不想和小柳一起搬运,亲自登上图书馆那高高的台阶;也不想让纯粹是帮忙的小姑娘跑两趟。在图书馆前空荡荡的广场上待太久,同样让他扫兴。这个图书馆所处的地方,有些让人生疑,说是在城郊的所谓“绿心”,一条小溪环绕着三座簇新建筑,然而四周荒无人烟,一片沉寂。他每回总是匆匆来去,跟小柳也交流甚少。奇怪的是那个小柳居然也寡言,只有一次,她轻轻地问了一句:“老师,我可不可以留一两本喜欢的带回家看?”“哦哦……行啊。”他这样说多少有些敷衍,其实,他不是很喜欢她那样做。那些有过阅读痕迹的书籍,最好的去处,就是混入图书馆大海一般浩渺的藏书里。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最近一次去送书前,他发了微信给小柳。“老家拆迁,我带出了一批很旧很旧的图书杂志,主要是杂志,不知道合适送过去否?”

“越旧越好啊,谢谢老师。”小柳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个“喜悦”的表情。

送完书的那天晚上,小柳给他发了条微信:“老师,你那么早就喜欢上文学了呀?我在你今天送来的这些杂志里发现了一本1982年的《收获》,那上面有路遥先生的《人生》……”

天哪,那瞬间,他的某种记忆被激活了:那本《收获》,就是白梨借给他看的。1982年,围庄有人在看《收获》,那个人就是白梨。那一年,她应该陪着钟鹏,为钟鹏打水洗衣服,一起准备高考。可是她为什么要借这本杂志给两家交恶的他看呢?记忆在这里出现了巨大的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到来,第二天他刚起床,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刚好正把手机从充电器上拔下来,本来这种陌生号码他是不准备接的,但是因为刚好手里抓着,迟疑间就滑动了屏幕。这样的状态,让他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对方的声音瞬间传进了他的耳膜:

“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会读书当大官就了不起吗?你以为你送几棵枇杷树,我们就会感恩你,把你塑成菩萨,天天给你烧香磕头吗!”

是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声音里有些疲惫,普通话非常标准,而且有这个地方少见的酥软。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对方这样连珠炮一般说完就挂断了。

是你吗,白梨?他不禁对静默的手机咕哝了一句。

他回拨过去,对方掐断了。过一会儿,他再拨,通了,却一直无人接听。

又过几天,拆迁指挥部通知他回去,说是还要确认一批枇杷树的归属权。他踌躇了老半天,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打二婶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又打了一遍,还是无法接通的状态,他放弃了。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拿起手机,直接打给小柳,请她找出那本旧《收获》。

“哎呀,老师真对不起,那本杂志,我昨晚带回家,被小孩撕……撕破了。”小柳在电话里嗫嗫嚅嚅道。

“怎么会这样啊!”他忽然生气了。

“对不起老师……不过没事的,我们旧籍修复部的同事说,能修补的。我早上一上班就带过来了,我这就去看看,说不定就修好了。”小柳的声音轻轻的,不知道为什么,说着说着,她的话里透出了一种轻松。

“算了。”他摁掉了手机。

黎晗:泰国白 -1

黎晗,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小说集《朱红与深蓝》、散文集《流水围庄》等,获十月文学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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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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