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的人

1

肖特利太太打算站在山上，孔雀跟着她一路上山。她和孔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看上去像一列完整的队伍。她抱着胳膊，爬上山顶，就仿佛成了伟大的农妇：发现危险的征兆便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她怀着山脉般的雄伟自信，用两条粗壮的腿站立着，身躯如同狭长坚实的花岗岩，两道冰蓝色的目光直刺前方，探究一切。午后炽白的太阳佯装成入侵者，匍匐在参差的云层后面，她对这些视而不见，注视着由公路岔出来的红泥路。

孔雀停在她身后，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绿和蓝色的光泽——稍稍翘起，刚好不拖到地面。两侧的羽翼如同飘浮的裙裾般伸展，脑袋在蓝色芦秆似的长脖子上向后望着，仿佛被远处只有它能看见的什么东西吸引。

肖特利太太看见一辆黑色汽车开出公路驶入大门。差不多十五英尺远的工具屋附近，阿斯特和萨尔克这两个黑人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们躲在一棵桑树后面，但是肖特利太太知道他们在那儿。

麦克英特尔太太走下台阶来迎接那辆车。她绽放着大大的笑容，但即便肖特利太太隔了这么远，还是能察觉到她的不安。来的人只不过是雇来做帮工的，就像肖特利他们一家，或者黑人们一样。但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却亲自出来迎接。看看她，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这会儿正咧着嘴奔出来。

车在走道前停下，她也停下。神父第一个下车。他是个长腿老头，身穿黑衣，头戴白帽，反系着领结，肖特利太太知道，当神父希望被认出是神父的时候，就会这样打扮。这些人正是这位神父安排来的。他打开后车门，跳出来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接着，缓缓走出来一个棕色皮肤、花生形身材的女人。然后前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那个难民。他很矮，背有点凹陷，戴着副金框眼镜。

肖特利太太的视线先是聚焦在他身上，然后又扩展到了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全景。最先让她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之前她每次想象他们，脑海中都会出现三只熊，走成一溜，脚蹬荷兰木鞋，头戴水手帽，身穿系着很多纽扣的鲜艳外套。但是那个女人穿着的衣服她自己也会穿，孩子们也穿得和周围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男人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蓝衬衫。当麦克英特尔太太向他伸出手时，他突然弯腰亲吻了那只手。

肖特利太太猛地抬手捂住了嘴，又立刻放下，兴奋地在屁股上搓来搓去。如果肖特利先生要吻她的手，麦克英特尔太太肯定把他痛打一顿，不过反正肖特利先生也不会吻她。他没空四处勾搭。

她眯眼细看。男孩站在人群中间讲话。他大概是那家人里最会说英语的，在波兰学了一点，于是他听他父亲说波兰语，翻成英文，再听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英文，翻成波兰语。神父告诉麦克英特尔太太男孩名叫鲁道夫，十二岁，女孩名叫史莱吉韦格，九岁。史莱吉韦格在肖特利太太听来就像是一只虫子的名字，反过来也一样，好比你叫一个男孩鲍尔维威尔。他们的姓都只有他们自己和神父才能念得出来。肖特利太太只听到什么格波胡克。她和麦克英特尔太太在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时，整整一星期都管他们叫格波胡克一家。

为了迎接他们，准备工作可真不少，因为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连一件家具、一条床单和一只碗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得从麦克英特尔太太自己废置不用的物件里拼凑。她们从这儿搜罗到一件不成套的家具，又从那儿搜罗到一件，再把印花的鸡饲料麻袋做成窗帘，因为红色麻袋不够，就做了两块红的，一块绿的。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她没多少钱，买不起窗帘。“他们不会说闲话。”肖特利太太说，“你以为他们能认得出颜色？”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过，这些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应该对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心怀感恩。她说，想想看，他们交了多大的好运才能从那边逃到这儿来。

肖特利太太想起曾经看过一部新闻短片，光着身子的尸体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堆成小山，胳膊和腿缠在一起，一个脑袋耷拉在这儿，一个脑袋挤在那儿，一只脚，一个膝盖，应该被盖住的部分支棱了出来，一只举起的手里什么都攥不住。你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并且记在头脑中，画面就变了，一个空洞的声音说：“时光飞逝！”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欧洲发生，那里不如美国发达，肖特利太太怀着优越感，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们格波胡克一家就像是带着伤寒病毒的老鼠，会直接把所有杀人的法子都远渡重洋带到这里。如果他们在那儿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对其他人如法炮制？这个问题的宽泛度差点吓到了她。她的胃像小腹中发生地震一般微微抽搐，她不由自主下山，前去接受介绍，像是打算立刻探究出他们的勾当。

她走上前去，挺着肚子，仰着脑袋，抱着胳膊，靴子轻轻地拍打着粗壮的双腿。距离那群比手画脚的人十五英尺远处，她停下脚步，注视着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后颈，让他们意识到她的存在。麦克英特尔太太是个六十岁的矮个儿女人，长着一张皱巴巴的圆脸，红色的刘海几乎盖住两条描得高高的橘红色眉毛。她有一张小小的娃娃嘴，睁大眼睛的时候，眼珠是淡蓝色的，但是她眯起眼睛检查牛奶罐时，却像是钢铁或花岗岩。她死了一个丈夫，离过两次婚，肖特利太太尊敬她，没人能糊弄她——哈哈，或许除了肖特利一家。她伸手指指肖特利太太，然后对鲁道夫说：“这是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先生是我的牛奶工。肖特利先生呢？”肖特利太太仍然抱着胳膊走上前来，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想让他见见古扎克一家。”

现在又变成古扎克了。她不想当面叫他们格波胡克。“强西在谷仓里，”肖特利太太说，“他可不像那些黑人，没工夫在灌木丛里休息。”

她的视线先是掠过这群难民的头顶，然后慢慢往下盘旋，如同滑翔在空中的秃鹰，直到找到尸体的残骸。她站得远远的，这样那个男人就没法亲吻她的手。他用绿色的小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咧开一个大大的微笑，嘴里的一边没有牙齿。肖特利太太不苟言笑，把注意力转向那个站在母亲身边晃着肩膀的小女孩。她长长的头发编成两根羊角辫，她虽然有个虫子的名字，但不可否认是个美人儿。她比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安妮·莫德和萨拉·梅都要好看，那两个女儿一个快要十五岁，一个快要十七岁，但是安妮·莫德不长个子，而萨拉·梅的一只眼睛斜视。她又把这个外国男孩和自己的儿子H.C.比较，H.C.大大占了上风。H.C.二十岁了，身材和她一样，戴着眼镜。他现在去了主日学校，毕业以后要建立自己的教堂。他有一副浑厚美妙的好嗓子，适合唱赞美诗，什么东西都推销得出去。肖特利太太看着牧师，想起来这些人没有高尚的信仰。无从知晓这些人信仰什么，因为愚昧还没有被革除。她眼前再次浮现出堆满尸体的房间。

神父自己也用外国腔说话，他说着英语，却像是塞了一喉咙的稻草。他长着一只大鼻子，秃头，长方脸。她打量着他的时候，他张开大嘴，指着她身后说：“啊！”

肖特利太太转了个身。孔雀站在她身后几尺远的地方，微微昂着脑袋。

“多美的鸟儿啊！”神父咕哝着。

“不过是多了一张要喂的嘴。”麦克英特尔太太朝孔雀瞥了一眼。

“它什么时候会开屏呢？”神父问。

“得看它高兴，”她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二三十只孔雀，我让它自生自灭了。我不喜欢半夜里听到它们叫个不停。”

“太美了。”牧师说，“满满一尾的阳光。”他轻轻踮脚走过去，低头看孔雀的背，精美的金绿色图案从那儿开始蔓延。孔雀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刚从阳光充沛的高处下来，供他们欣赏。神父其貌不扬的红脸俯在上方，泛着喜悦的光芒。

肖特利太太不悦地往一边撇撇嘴。“不过是只孔雀而已。”她低声说。

麦克英特尔太太挑起橘红色的眉毛，递了个眼神，像是在说老头不过是童心未泯罢了。“哦，我们得带古扎克一家去看看他们的新家。”她不耐烦地说完，把他们赶回车里。孔雀朝着两个黑人藏身的桑树走去，神父转回聚精会神的脸，坐上车，把这群难民带去他们要住的棚屋。

肖特利太太一直等到轿车在视野中消失，才绕到了桑树后面，站在距离两个黑人身后大概十英尺处，一个老头拎着半桶牛食，另一个皮肤发黄的男孩生着一只土拨鼠似的脑袋，戴着顶圆圆的毡帽。“唔，”肖特利太太慢慢说，“你们已经看得够久了，觉得他们怎么样？”

老头阿斯特直起身来。“我们一直在看，”他像是在对她说着什么新闻，“他们是谁？”

“他们从海那边过来，”肖特利太太挥了挥胳膊，“就是所谓的难民。”

“难民，”他说，“哦，天哪！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又没地方去——好比你从这儿跑了，又没人收留你。”

“但他们像是要待在这儿。”老头思忖着说，“要是他们待在这儿，不就有地方住了吗？”

“是啊，”另一个人应和着，“他们要待在这儿。”

黑人的思维缺乏逻辑常常激怒肖特利太太。“他们没有待在应该待的地方，”她说，“他们应该回到那边去，那边的一切他们都熟悉。这里比他们来的地方先进。但是你们现在最好小心点，”她点点头说，“现在外面有成百上千像他们那样的人，我知道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年轻人问。

“现在住的地方不好找，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但是我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她扬声说。

“你什么都听得出。”老头说着向前倾了倾身子像是要离开，却又没有挪步。

“我听到她说，‘那群懒惰的黑鬼这回要知道敬畏上主了！’”肖特利太太响亮地说。

老头起身离开。“她一天到晚说这个。”他说，“哈哈，真的。”

“你最好去谷仓里帮帮肖特利先生，”她对另一个黑人说，“你以为她付工钱给你是干吗的？”

“是肖特利先生打发我出来的，”黑人咕哝着，“是他叫我去干别的。”

“那你最好马上就去干。”肖特利太太站在原地直到他离开，然后又站了一会儿，思忖着，无神的目光落在孔雀的尾巴前方。孔雀跳在树上，尾巴垂落在她跟前，上面满是长着眼睛的耀眼行星，每只眼睛都镶嵌着绿边，一会儿金色一会儿橘色的阳光在上面闪烁。她原本或许会看到一幅宇宙图景，但是她心不在焉，也没有注意到天空中的斑点打破了树木沉闷的绿色。她的心里有一幅图景。她看到成千上万的黑人正朝这片新大陆涌来，而她自己则像一个巨大的天使，伸出像房子一样宽阔的翅膀，告诉黑人，他们得另觅他处。她转向谷仓的方向，沉思着，露出傲慢满足的表情。

她斜斜走向谷仓，在别人看到她之前便能往里望一眼。强西·肖特利先生正蹲在门口一头黑白花大奶牛脚边，调整最后一台挤奶机。他的下唇中间衔着一根半寸长的香烟。肖特利太太仔细地观察了一小会儿。“她要是看到或者听说你在谷仓里抽烟，会大发雷霆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抬起一张刻满皱纹的脸，他脸颊凹陷，生着水泡的嘴角两边有两道长长的法令纹。“你会告诉她吗？”他问。

“她自己长着鼻子。”肖特利太太说。

肖特利先生看似随意地使出自己的绝招，他用舌尖卷起烟头，吞进嘴里，然后紧闭着嘴唇站起来，走出谷仓，赞许地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的老婆，把灭了的烟屁股啐进草丛里。

“呃，强西。”她说，“呃，呃。”她用脚尖挖了个小洞，把烟屁股埋了起来。肖特利先生的这种把戏实际上是在示爱。他追她的时候，既没有弹吉他，也没有送给她任何漂亮玩意儿，而是坐在她家门廊台阶上，一言不发，模仿瘫痪的人，撑起身体吞云吐雾。等香烟烧到合适的长度，他便满怀爱意地注视着她，张开嘴，把烟屁股含进去，然后坐在那儿，假装吞了下去。他每次这么干，她就爱得发狂，恨不得把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抱着他死在一起。

“哦。”她跟在他身后走进谷仓，“格波胡克家的人来了，她想让你见见他们，她问，‘肖特利先生呢？’我说，‘他没空……’”

“肯定是叫我帮他们拎行李。”肖特利先生蹲回奶牛旁边。

“你觉得那男人连英文都听不懂，能开拖拉机吗？”她问，“我觉得她在他们身上花这些钱根本不值得。那个男孩会说英文，但是他看起来太秀气了。能干活的不能说英文，能说英文的不能干活。她还不如多雇几个黑人呢。”

“要是我的话就雇黑人。”肖特利先生说。

“她说外面还有成百上千那样的难民，她想要多少，神父就能帮她弄来多少。”

“她最好别和那个神父纠缠不清。”肖特利先生说。

“神父看上去不聪明，”肖特利太太说，“——有点蠢。”

“我才不需要罗马教皇教我怎么挤奶。”肖特利先生说。

“他们不是意大利人，是波兰人，”她说，“波兰尸体成堆。你还记得那些尸体吗？”

“我猜他们最多待三个星期。”肖特利先生说。

三个星期后，麦克英特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一起开车去甘蔗地，看古扎克先生操作青贮切割机，这台新机器是麦克英特尔太太刚买的，因为她说，第一次有人可以操作了。古扎克先生会操作拖拉机、旋转干草捆扎机、青贮切割机、收割机、碾磨机，她有的机器，他都会用。他是个能干的技工、木匠、泥瓦匠。节俭，有干劲。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单单是维修费用，他一个月就能替她节省二十块。她说雇佣他是她这辈子干过最漂亮的事。他会用挤奶机，而且特别爱干净，从来不抽烟。

她把车停在甘蔗地边上，她们下了车。年轻的黑人萨尔克正把大车往青贮切割机上套，而古扎克先生正把青贮切割机接上拖拉机。他先干完手上的活，把碍事的黑人男孩推开，自己把大车套上了切割机，怒气冲冲地打手势要锤子和螺丝起子。他的手脚太利落，别人帮不上忙。黑人让他不耐烦。

上个星期吃午饭的时候，他正好碰见萨尔克拿着麻袋偷偷钻进关小火鸡的鸡棚。他看到萨尔克从空地上抓了一只大到能烤了吃的火鸡，塞进麻袋，把麻袋藏在外套底下。他跟着萨尔克走到谷仓，把他扑倒，拖到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后门，在她跟前把刚刚发生的一切演示了一遍，而黑人在旁边咕哝着抱怨说，如果他偷了火鸡，万能的主就赐他一死，他只不过把鸡抓出来，往它头上涂黑鞋油，因为它脾气暴躁。他在耶稣面前发誓说，如果有半句假话，万能的上帝就赐他一死。麦克英特尔让他把火鸡放回去，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和波兰人解释说所有的黑人都偷东西。她最后不得不把鲁道夫叫来，和他说英语，再让他用波兰语向他父亲转述，古扎克先生走的时候一脸震惊和失望。

肖特利太太站在旁边，巴望着青贮切割机出点问题，但是一切正常。古扎克先生的身手迅速准确。他像只猴子似的跳上拖拉机，把巨大的橙色切割机拖进田里；不出一会儿，绿色的青贮就从管子里喷入大车。他沿着一排排甘蔗颠簸前进，直到消失不见，机器的轰鸣声也渐渐远去。

麦克英特尔太太高兴地松了口气。“终于，”她说，“我有了一个可靠的人。这么多年来我都被一群废物扰得团团转。废物啊。没用的白人渣滓，还有黑人。”她嘀咕着。“他们已经把我榨干了。在你们之前，我雇过瑞菲尔德家、考林斯家、杰瑞尔家、博金家、品金家、赫瑞家，天知道还有哪家，没有一家走的时候不从我这儿顺手牵羊的。一家都没有！”

肖特利太太镇静地听着，因为她明白，如果肖特利太太把她也看成渣滓的话，她们就不会在一起讨论渣滓了。她们都不喜欢渣滓。麦克英特尔太太继续长篇大论，肖特利太太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次了。“我管理这个地方整整三十年，”她紧锁着眉头眺望田野，“常常差点就撑不过去。别人都觉得我有钱。我得缴税，交保险，付维修费，买饲料。”她振作起来，挺起胸膛，小小的手抱住胳膊肘。“自从法官死后，”她说，“我差点入不敷出，他们走的时候还个个顺手牵羊。黑人不走——他们待在这儿偷。黑人觉得有钱人他都能偷，白人渣滓觉得有钱人都雇得起他们这样不中用的货色。我有的只不过是脚下的泥土！”

肖特利太太心想，人来人走还不是你说了算，不过她并不总是把心里话说出来。她站在一旁，等麦克英特尔太太把话说完，但是这次的结束语和往常不一样。“不过我终于得救了！”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一人受苦，他人获益。那个人，”她指着难民消失的地方，“——他得干活！他想干活！”她转向肖特利太太，皱巴巴的脸容光焕发。“那个人是我的救世主！”她说。

肖特利太太直直看着前方，视线仿佛穿透了甘蔗地和山丘，刺向另外一边。“我怀疑救世主是恶魔派来的。”她慢吞吞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麦克英特尔太太严厉地看着她。

肖特利太太摇摇头，不再说话。事实上她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她之前从没仔细思忖过恶魔，因为觉得宗教从本质上来说，是那些没脑子的人用来驱邪的。而对她这样的聪明人来说，宗教不过是一种唱唱圣歌的社交活动；要是仔细想过，她会把恶魔当成首领，把上帝想成拥趸。难民们的到来，让她不得不把很多事情重新想一想。

“我知道史莱吉韦格对安妮·莫德说了什么，”她说，而麦克英特尔太太谨慎得没有发问，却俯身折断一根檫树的嫩枝嚼了起来，于是她用一种欲言又止的口吻继续说，“他们四个人一个月拿七十块，待不长的。”

“给他加点工钱也值，”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他给我省了钱。”

这就差不多是在说强西从来没替她省过钱。强西早晨四点就起床给她的奶牛挤奶，不畏严寒酷暑，而且坚持了两年。他们是跟随她时间最长的人。他们得到的感恩却是她暗示说他们从没为她省过钱。

“肖特利先生今天好点了吗？”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肖特利太太觉得她差不多该问起这件事了。肖特利先生已经生病卧床两天。古扎克先生除了自己的活之外，还接手了挤奶的活。“没有，”她说，“医生说他操劳过度。”

“要是肖特利先生操劳过度，”麦克英特尔太太说，“那他一定还兼了其他私活。”她几乎眯着眼睛看着肖特利太太，像是在打量牛奶罐头的罐底。

肖特利太太一言不发，但是她心中的疑虑如同黑暗的雷云。事实上肖特利先生确实在偷偷干私活，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麦克英特尔太太管不着。肖特利先生制作威士忌。他在这地方最偏僻的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作坊，当然是在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土地上，但是麦克英特尔太太只是名义上拥有那块地，并没有开垦，那是一块与任何人无关的荒地。肖特利先生不怕干活。他早晨四点起床挤牛奶，中午应该休息的时候，他便去料理作坊。不是每个男人都能这么干活的。黑人知道他的作坊，但是他也知道他们的，所以彼此相安无事。不过这个地方现在有外国人了，这些人全知全觉却不通人情，来自战火不断的国家，宗教也没有经历革新——这样的人，你时刻都得提防。她觉得应该有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没理由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取代那些死于战争和屠杀的人。

“还有，”她突然说，“史莱吉韦格说，他爸爸一有钱就要买辆二手车，一旦他有车了，他们就会离开你。”

“我付给他的钱他存不下来，”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不担心这个。当然，”她说，“如果肖特利先生不能干活，我就得让古扎克先生一直挤奶，那就得多付他些钱了。他倒是不抽烟。”这已经是她一周里第五次指出这点了。

“没有人干活比强西努力，”肖特利太太强调说，“没有人挤奶比他熟练，没有人比他更像基督徒。”她抱着胳膊，目光探向远方。又响起拖拉机和青贮切割机的轰鸣声，古扎克先生从那排甘蔗的另一头绕了一圈回来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她嘀咕着。她思忖着要是那个波兰人发现了强西的作坊，是不是能认得出来。那些人麻烦就麻烦在，你说不准他们知道些什么。古扎克先生一笑，欧洲就出现在肖特利太太的想象中，神秘、邪恶，根本就是恶魔的试验站。

拖拉机、青贮切割机和大车轰隆隆地颠簸着，从他们跟前轧过。“要是让人和骡子来干这活，还不知道要干多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嚷嚷着，“照这个速度，我们两天就能把整片地收割完。”

“可能吧，”肖特利太太嘀咕着，“只要不发生可怕的事故。”她想着拖拉机竟然让骡子变得不值一钱。如今骡子已经没用了。她提醒自己说，接下来就轮到黑人了。

下午，她对正在牧场上往施肥机里添肥料的阿斯特和萨尔克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她坐在小棚下面的盐砖旁边，肚子贴着膝盖，胳膊搁在肚子上。“你们这些黑人最好都当心点，”她说，“你们知道的，从一头骡子身上能捞到多少。”

“什么都捞不到，真的，”老头说，“一点都捞不到。”

“没有拖拉机的时候，”她说，“骡子还有用。没有难民的时候，黑人还有用。快了快了，”她预言，“很快就没有黑人讲话的份了。”

老头礼貌地笑笑。“没错，”他说，“哈哈。”

年轻人什么都没说。他一脸阴沉，等肖特利太太回屋以后，他说：“大肚婆搞得好像无所不知。”

“没事，”老头说，“你地位太低，没人会和你争论这个。”

直到肖特利先生又回去挤奶了，她才对他讲起对小作坊的担心。一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她说：“那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肖特利先生把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胸口，作挺尸状。

“鬼鬼祟祟的，”她继续说，用膝盖用力踢了踢他的身侧，“谁猜得透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谁知道要是他发现了，会不会马上去告诉她？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欧洲不酿酒？他们会开拖拉机。他们什么机器都会用。你倒是说啊。”

“别烦我。”肖特利先生说，“我是个死人。”

“他那双小眼睛一看就是外国人，”她嘀咕着，“还有他耸肩的样子，”她支起肩膀耸了几下，“他怎么老耸肩呢？”她问。

“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死透了，就没有麻烦了。”肖特利先生说。

“那个神父，”她咕哝着，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他们在欧洲可能有其他酿酒的办法，但是我估计他们都知道。他们满脑子歪门邪道。他们没有开化革新过。他们的信仰和一千年前没有差别。只能是恶魔干的。总是打来打去。争论不休。然后把我们扯进去。他们不是已经把我们扯进去两次了吗，我们还傻头傻脑地过去，帮他们摆平，然后他们再回到这里，四处打探，发现你的作坊以后再去向她汇报。时刻准备亲吻她的手。你在听我说吗？”

“没有。”肖特利先生说。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不管是不是说英语，要是你说什么他都懂我也不吃惊。”

“我不会说其他话。”肖特利先生喃喃。

“我怀疑，”她说，“不出多久，这儿就没有黑人了。我告诉你，我宁可要黑人，也不要那些波兰人。还有，到时候我要护着黑人。你回想一下格波胡克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握手的，像是不知道区别似的，像是他和他们一样黑，但是他发现萨尔克偷火鸡时，却逮了个正着去告诉她。我知道萨尔克在偷火鸡。我本可以自己去告诉她的。”

肖特利先生呼吸轻柔，像是已经睡着了。

“黑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朋友。”她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从史莱吉韦格那儿打听到很多事。史莱吉韦格说他们在波兰住在一幢砖屋里，一天晚上，一个男人过来叫他们天亮前离开。你相信他们曾经住在砖屋里吗？

“扯淡，”她说，“完全是扯淡。我觉得木屋就够好了。强西，”她说，“转过来。我不想看到黑人被亏待，然后跑掉。我很同情黑人和穷人。我一直这样不是吗？”她问，“我是说，我向来都是黑人和穷人的朋友吧？”

“到时候，”她说，“我要站在黑人一边。我不会眼睁睁看着神父把黑人统统赶走的。”

麦克英特尔太太买了个新拖耙，和一辆带升降机的拖拉机，因为她说自己头一次雇到了会操作机器的人。她和肖特利太太开车去后面的田野检查前一天他耙过的地。“干得太漂亮了！”麦克英特尔太太环顾着起伏的红土地。

自从难民开始为麦克英特尔太太干活，她就变了，肖特利太太仔细地观察到了这些变化：她言行举止像个暗地里发了财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肖特利太太袒露心扉。肖特利太太怀疑神父是变化的根源。他们都很狡猾。起初他带她进教堂，接着他便把手伸进她的钱包。唉，她真是太傻了！肖特利太太自己有一个秘密。她知道难民正在做一件会把麦克英特尔太太击溃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他每个月赚七十块钱，在这儿待不久。”她咕哝着。她打算保守这个秘密，只有肖特利先生知道。

“嗯。”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可能得撵走一个人，好付他更多的钱。”

肖特利太太点点头，表示她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我不是说那些黑人不应该被赶走，”她说，“但是他们只能尽力干好自己会干的活，你让他们干活就得在旁边盯着他们干完。”

“法官也是这么说的。”麦克英特尔太太赞许地看着她。法官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块地方是他留下来的。肖特利太太听说麦克英特尔太太嫁给他的时候，她三十岁，他七十五岁，麦克英特尔太太以为丈夫一死，她就会变成有钱人，但是那个老头是个恶棍，清算遗产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一个子都没有。他留给她的就是这五十英亩地和一幢房子。但是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起他的时候总是满怀敬意，常常引用他的话，像是“一人受苦，他人获益”，以及“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

“但是，”肖特利太太说，“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她不得不转过头去，不让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她在偷笑。她从老头阿斯特那儿打听到了难民在搞什么勾当，除了肖特利先生，她谁都没告诉。肖特利先生听了像爬出坟墓的拉撒路一样，从床上直直跳了起来。

“闭嘴！”他说。

“真的。”她说。

“不可能。”肖特利先生说。

“真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直直地躺回去。

“波兰人什么都不懂。”肖特利太太说，“我觉得都是神父教唆他干的。都怪神父。”

神父不时过来看看古扎克一家，也会顺路拜访麦克英特尔太太，他们会在这儿四处走走，她指给他看改观的地方，听他说个不停。肖特利太太突然意识到，神父是在说服麦克英特尔太太再雇一家波兰人过来。要是有两家人在这儿，他们就只说波兰语了呢！黑人们走了以后，两家人一起对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开始想象一场语言之战，看见波兰词语和英语词语彼此对抗，围追堵截，没有句子，只有词语，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破口大骂，尖声尖气，围追堵截，扭成一团。她看见肮脏的、全知的、未经革新的波兰词语往干净的英语词语上扔泥巴，直到每个词语都变得一样脏。她看见所有死去的脏字儿堆在房间里，他们的词语和她的词语像新闻短片里的裸尸一样堆在一起。她无声地哭喊着：“主啊，把我从撒旦的肮脏势力中拯救出来吧！”从那天起，她特别专注地读起了《圣经》。她细读了《启示录》，引用《先知书》里的话，不久，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沉的思考。她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意义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谜。她怀疑自己是这个计划中特殊的一部分，因为她是个强者，对此她一点也不吃惊。她发现全能的主创造出强者，让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她感到自己被召唤的时候会做好准备。此刻她觉得自己的任务是监视神父。

神父的来访愈发激怒她。上次他来的时候，到处拾羽毛。他找到两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鸡羽毛、一根棕色母鸡的羽毛，像捧着束花似的带走了。这种愚蠢的举动完全没有骗过肖特利太太。他就在这儿：把游荡的外国人带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引起纠纷，驱赶黑人，在正义之士里安插巴比伦大荡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她都藏在暗处监视他，直到他离开。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产生了幻觉。肖特利先生膝盖疼，于是她去替他赶牛，她抱着胳膊慢慢穿过牧场，注视着远处低低的云层，像一排排白色的鱼被冲刷到浩瀚的蓝色沙滩上。走完一个斜坡后她停了停，筋疲力尽地喘着气，因为她太重了，而且也不复年轻。不时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像小孩的拳头似的，在她的胸口一紧一松，这种感觉出现时，她的思绪一下子停滞了，就像一具巨大的躯壳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但是她腿脚抖也不抖地爬上了斜坡，站在坡顶，颇为自得。她正看着的时候，天空突然像舞台帷幕一样从两边合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站立在她面前。像晌午的太阳般泛着白金色的光芒。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周围飞快转动着火轮，火轮里有凶狠的黑眼睛。她无法判断这个身影是要向前还是向后，因为它光芒万丈。为了看清楚，她闭上眼睛，它变成了血红色，轮子变成了白色。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说出了那个词：“预言！”

她站在那儿，稍稍蹒跚，却站得笔直，她紧闭双眼，握住拳头，遮阳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邪恶民族的子孙将被屠杀，”她大声说，“腿安在原本胳膊的位置，脚对着脸，耳朵长在手掌里。谁还是完整的？谁还是完整的？谁？”

她立刻睁开眼睛。天空里布满白色的鱼，被看不见的浪头懒懒地托住，远处被淹没的片片阳光不时闪现，像是正被冲刷到彼岸。她木然地把一只脚踏在另一只前面，直到穿过牧场，来到场院。她晕头转向地走过谷仓，没有和肖特利先生说话。她继续沿路往前走，直到看到神父的车停在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屋前。“又来了。”她嘀咕着，“来搞破坏。”

麦克英特尔太太和神父在院子里散步。为了不和他们迎面撞上，她左转钻进了饲料屋，这是一个单间的棚屋，一边堆着装饲料的印花麻袋。一个角落里散落着牡蛎壳，墙上贴着几张脏兮兮的旧日历，上面印着牛饲料和各种专利药的广告。有一张画上印着一个穿礼服留胡子的绅士，他握着瓶子，脚下有一行字：“这个神奇的发现治好了我的便秘。”肖特利太太一直感觉和这个男人很亲近，他像是她熟识的一位大人物，但是现在她满脑子都是神父危险的存在。她站在两块木板的缝隙后面向外张望，看到神父和麦克英特尔太太正漫步走向饲料屋旁边的火鸡孵化棚。

“啊！”他们走近孵化棚的时候神父说，“看那些小鸡仔！”他俯身透过铁丝网眯眼往里看。

肖特利太太撇撇嘴。

“你觉得古扎克一家会离开我吗？”麦克英特尔太太问，“你觉得他们会去芝加哥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吗？”

“他们现在干吗要这么做？”神父用手指逗弄着一只火鸡，大鼻子靠在铁丝网上。

“为了钱。”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啊，那就多给他们一点钱。”他漠不关心地说，“他们也得过日子啊。”

“我也是啊。”麦克英特尔太太嘀咕，“这样的话，我就得撵走其他人。”

“肖特利一家干得还满意吗？”他问，他对火鸡的兴趣明显更大。

“上个月我有五次发现肖特利先生在谷仓里抽烟，”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五次。”

“那黑人怎么样？”

“他们撒谎、偷东西，整天都得看着他们。”她说。

“啧啧。”他说，“你打算让谁离开呢？”

“我打算明天通知肖特利先生，让他在一个月内离开。”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神父正忙着把手指伸进铁丝网里，像是没听到她说的话。肖特利太太一屁股坐在一袋敞口的产卵鸡饲料上，周围扬起一片饲料粉末。她发现自己正直直盯着对面的墙，日历上的绅士握着神奇的发现，但她却视而不见。她看着前方，似乎什么都没看见。接着她起身跑回了家，脸红得像爆发的火山。

她打开所有的抽屉，从床底下拖出盒子和破旧的行李箱。她不停地把抽屉里的东西统统倒进盒子，都顾不上摘下头上的遮阳帽。她让两个女儿也跟着一起干。肖特利先生进来的时候，她看都不看他，只是用一只胳膊继续打包，一只胳膊指着他说：“把车开到后门，你不想等着被撵走吧。”

肖特利先生这辈子都没有质疑过她的无所不知。他用半秒钟思索了整件事情，便沉着脸退出门去，把车开到了后门。

他们把两个铁床绑上车顶，床里面塞着两把摇椅，又在摇椅间卷了两张床垫。顶上绑了一箱鸡。车里装满旧的行李箱和盒子，留了一小块地方给安妮·莫德和萨拉·梅。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半夜，肖特利太太决心已定，他们要在凌晨四点前离开这里，并且认定肖特利先生不应该再在这儿调试挤奶机。她一直在干活，脸色飞快地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

黎明之前下起毛毛细雨，他们准备上路。一家人挤进车里，蜷在盒子、包袱和一捆捆铺盖中间。方方正正的黑色汽车启动时发出比平常更响的咯吱声，像是在抗议负重。后座上，两个瘦高的金发女孩坐在一叠盒子上，一只比格猎犬和一只带了两只猫仔的猫藏在毯子底下。车子像一辆超载又漏水的方舟，慢慢离开他们的棚屋，经过麦克英特尔太太的白房子，她正在沉沉的睡梦中——根本不知道今天早晨肖特利先生不会帮她的奶牛挤奶了——经过山顶上波兰人的棚屋，沿路往下向大门驶去，两个黑人正一前一后地走去帮忙挤奶。他们直直望着这辆车和车里的人，但即便昏黄的车灯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也礼貌地表现得什么都没看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觉得眼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超载的车或许只是昏暗的清晨飘过的一团迷雾。他们继续匀速前进，没有回望。

空中升起一轮暗黄色的太阳，天空和公路一样平滑灰暗。崎岖不平、杂草丛生的田野往公路两边延伸出去。“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第一次发问。

肖特利太太坐着，一只脚搁在包袱上，膝盖抵着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几乎戳到她的鼻子底下，萨拉·梅光着的左脚支到前座，碰到她的耳朵。

“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又问了一遍，她依然没有回答，于是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燥热慢慢膨胀，蔓延到她的整张脸，像是要涌起来做最后一击。尽管一条腿蜷在身子下面，一个膝盖几乎顶到脖子，她仍然坐得直直的，但是冷冷的蓝眼睛毫无神采。眼睛里的一切景象仿佛都翻了个面，看向她的内心。她突然同时抓住肖特利先生的手肘和萨拉·梅的脚，拉扯起来，像是要把这两截多余的肢体安在自己的身上。

肖特利先生骂骂咧咧地立刻停车，萨拉·梅嚷嚷着要下车，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打算立刻把整辆车重新布局。她拍拍前面，拍拍后面，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抱在怀里，肖特利先生的头、萨拉·梅的腿、猫、一捆白色的铺盖、自己像大大的满月似的膝盖；接着她脸上的狂怒突然转变成惊愕，抓着东西的手也松开了。一只眼睛向另一只靠拢，她一动不动，仿佛安静地崩溃了。

两个女孩不知道她怎么了，开口说：“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她们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而父母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似乎正在装死。她们不知道母亲经历了很多，在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容身之地。她们被眼前平滑灰暗的公路吓到了，不断用越来越尖利的声音一遍遍问：“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而母亲巨大的身躯依然靠在座位上，眼睛像是蓝色的玻璃，仿佛第一次认真凝视着祖国广袤的边境。

2

“好啦，”麦克英特尔太太对老黑人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扫，而她手里握着个耙子，不时从角落里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块老黑人没有清扫到的湿湿的地面。发现肖特利一家离开时她很高兴，这样她就不用撵他们走。她雇的人总是离她而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人。她雇过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难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们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说过，世事两难全，而且她对难民很满意。“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她又满意地说了一遍。

“我和您，”老头弯腰把锄头拖到了饲料架底下，“还在这儿。”

她准确捕捉到了他语气中的意味。一道道阳光透过开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长的双手握着锄头，佝偻衰老的身影凑在手上。她对自己说，或许你到这儿的时间比我早，但看来等你走了我还在这儿。“我半辈子都在应付没用的人，”她严肃地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黑人和白人，”他说，“是一样的。”

“我熬到头了。”她又说了一遍，飞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领子，她把罩衫当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顶黑色宽檐儿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块买的，现在被用作遮阳帽。“钱是罪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痛恨金钱。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是因为流通的钱太多。”

老黑人认识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穷得雇不起黑人干活。”他说，“他说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来了。”

她身体前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说：“哼，那天已经快要到来了，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最好放聪明点。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现在有干活的人。”

老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搭话，什么时候不应该。他最后说：“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还不是最差劲的。”她说，“我清清楚楚记得加利特家。”

“他们后面是考林斯家。”他说。

“不对，是瑞菲尔德家。”

“主啊，瑞菲尔德家！”他咕哝着。

“他们没一个人想干活。”她说。

“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颂，“但是过去从没有过一个人，”他直起身子来和她面对面，“和现在这个人一样。”他肤色发黄，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挂在蛛网背后。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锄头，把刨花堆到独轮车旁边。她冷冷地说：“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扫谷仓的那点时间里，他都已经清扫完了。”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嘀咕着。

“是从波兰来的。”

“波兰和这儿不一样。”他说，“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他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蜷起膝盖，用耙子慢慢清理饲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汇报。”她说。

“不是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他嘀咕着，“而是别人都不那么做。”

“你对他没意见吧。”她简慢地说，“他要在这儿待下去。”

“我们只不过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低声说着，露出礼貌的笑容。

“时代变了。”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吗？它在膨胀。人太多了，只有聪明、节俭、有干劲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聪明、节俭、有干劲这几个词语。穿过长长的隔栏一路望过去，她看见难民正握着绿色的水管站在敞开的谷仓门边。他的身影僵硬，她觉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认定这是因为她无法和他轻松攀谈。每次和他说话，她发现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点头，而且她发觉总有个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里监视。

“真的！”她坐在饲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这儿遇上的渣滓已足够耗尽我一辈子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尔德家或考林斯家搅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干活的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多余的人？”他问。

“人都是自私的。”她说，“他们生了太多孩子，已经丧失理智。”

他抓起独轮车把手，退出门去，又停下来，半边身体在阳光里，他站在那儿嚼着口香糖，像是忘了该往哪个方向去。

“你们这些黑人还没有意识到，”她说，“我是这儿管事的。如果你们不工作，我就赚不到钱来付你们工资。你们都倚靠我，但是你们每个人却表现得好像事情是倒过来的。”

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听到她的这番话。最后他推着独轮车走出门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好过他不知道的。”他口齿清晰地低声说，推着小车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后面，额头中间的红色刘海下出现一道深深的竖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这儿的账单了。”她尖声说。

他是这儿的黑人里唯一一个认识法官的，他以为这样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两位丈夫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她每次离婚，他都用含蓄礼貌的方式祝贺她。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在她的窗下干活。他自言自语，展开一场谨慎的、拐弯抹角的讨论，自问自答，反复几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来，重重拉下窗户，以至于他差点跌倒。他偶尔和孔雀说话。孔雀跟着他溜达，眼睛稳稳地盯着他屁股口袋里支出来的玉米穗，或者，孔雀会坐在他身边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听到他对孔雀说：“我记得过去这儿有二十只孔雀，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鸡了。克鲁姆在的时候有十二只，麦克英特尔在的时候有五只。现在就剩下你和两只母鸡了。”

她立刻迈出门去站到门廊上说：“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两个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这只孔雀死了，就再也没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还养着这只孔雀不过是出于迷信，担心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他喜欢看着孔雀们在周围走来走去，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钱。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贴近，尽管她只亲手埋葬过他一个人。他就葬在后面玉米地圈出来的一小片祖坟里，和他的母亲、父亲、祖父、三个姑奶奶以及两个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鲁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计她的上一任丈夫麦克英特尔先生正在佛罗里达某个酒店房间里烂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远在家。

她嫁给法官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她看上他的钱，但还有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承认的原因是，她喜欢他。他是个抽鼻烟的脏老头，在法院工作，有钱到全郡闻名，他穿短靴，系领结，穿黑色条纹的灰西装，不分冬夏地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帽子。他的牙齿和头发都被烟草熏黄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洼洼的，上面布满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记号，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总有股汗湿钞票的特殊气味，但是他从来不带钱，连一个子都不带。她为他做了几个月秘书，老头犀利的眼睛立刻发现这个女人爱慕他。他们结婚后的三年是麦克英特尔太太人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后，她才知道他破产了。他留给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地，他在死前设法把树都砍了。这仿佛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后一次胜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来。尽管遇见一连串连老头自己都很难对付的佃农和挤奶工，她还是活了下来，一直对付着一帮喜怒无常的黑人，甚至还时不时地与敲诈犯、牛贩子、伐木工人较劲，还有凑在一起开卡车来的买卖人，在院子里大声按喇叭。

她身体稍稍往后仰，在罩衫底下抱着胳膊，满意地看着难民关上水管，消失在谷仓里。她同情他，这个可怜人被逐出波兰，穿越欧洲，不得不栖身于陌生国家的一间棚屋里，但是她无需为此负责。她自己也有过艰难的处境。她知道什么是奋斗。人人都得奋斗。穿越欧洲来到这里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他可能奋斗得还不够。她给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对此心怀感恩。除了他干活努力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她来说还不够真实。他就仿佛是她见证和谈论的奇迹，她却仍然无法相信。

她看见他从谷仓里出来，和正从场院后面走来的萨尔克打了招呼。他比画着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两个人便站在那里盯着看。她沿着小路朝他们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懒，像平常那样傻乎乎地探着圆脑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话，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说过，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为他们不停地干活。波兰人飞快地比画。他把什么东西交给黑人男孩以后便走开了，她还没走到转弯处，就听到拖拉机的声响。他下田里去了。黑人原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走进场院，穿过谷仓，赞许地看着干净潮湿的水泥地。现在才九点半，肖特利先生从没在十一点之前洗干净过任何东西。她从谷仓另一头走出去时，看见那个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过去，眼睛还盯着古扎克先生给他的东西，没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脚步，蜷起膝盖，看着手里的东西，舌头在嘴巴里打着圆圈。他拿的是一张照片。他举起一根手指，轻轻地拂过照片的表面。接着他抬头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举着手指，似笑非笑。

“你干吗不去田里？”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咧开嘴，拿着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里伸。

“那是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咕哝着，自觉地把照片交给了她。

照片上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白裙子，金色的头发上戴着花冠，浅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静温和。“这个孩子是谁？”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他的表妹。”男孩高声说。

“那你拿着照片干吗？”她问。

“她要嫁给我。”他的声音更响了。

“嫁给你！”她尖叫起来。

“我掏一半钱让她过来。”他说，“我每个星期付给那人三块钱。她现在长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离开那儿，不在乎嫁给谁。”他大着嗓门连珠炮似的说，接着看着她的脸色，声音渐渐平缓起来。他注视着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像蓝色花岗岩，但是她没有看他。她沿路望去，远远传来拖拉机的声响。

“我想她是来不了了。”男孩咕哝着。

“我会帮你把钱都要回来的。”她不动声色地说，把照片对半折起，转身走了。从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惊。

她一回房间就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把手压在心头，像是要把心脏摁住。她张开嘴巴，发出两三声干涩的轻吼。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大声说：“他们都一样。向来如此。”接着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来我不断遭受打击，他们甚至连他的坟也要扒！”想到这个，她便无声地哭了起来，不时用罩衫的卷边擦眼泪。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头在城里一家墓碑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裸着身子的花岗岩小天使。他立刻买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小天使的脸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在回家的火车上，他让小天使坐在他身边绿色的长绒坐垫上。麦克英特尔太太从没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间的相似。她觉得它非常吓人，但是当赫瑞家把它从老头的坟墓上偷走时，她还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觉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脚趾，因为赫瑞老头挥舞斧头的时候砍得稍微高了一点。麦克英特尔太太一直没钱再去买个新的。

她尽情哭完以后，起身来到后厅，这个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静，像个礼拜堂，她挨着法官黑色机械椅的椅边坐下，手肘撑在书桌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卷盖书桌，上面都是文件格，里面塞满沾灰的文件。旧的银行存折和分类账本装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空的，却上了锁，像壁龛似的放在中间。自打老头走后，她从未动过房间的这个角落。这是对他的纪念，有点神圣，因为他曾在这里打理工作。稍稍往旁边动一动，椅子就发出骷髅般刺耳的呻吟，听着像是他在抱怨没钱。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便是说话口气要像世界上最穷的人，她也学会了，不是因为他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当她皱紧眉头坐在空空的保险箱跟前时，她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穷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书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接着像是累积了些力气，起身钻进车里，往玉米地开去。

道路穿过一片阴暗的松树丛，通往山顶，山上一大片绿穗般的树木像扇子似的连绵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绕着圈从玉米地的外围往中间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在山坡顶上坐在拖拉机上，身后是青贮切割机和大车。黑人还没来，他不时得从拖拉机上下来，爬进大车里把青贮散开。她站在黑色汽车跟前，不耐烦地看着，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着田地的边缘往前开，渐渐向她靠近，看见她朝他挥手，叫他下来。他停下机器，跳下车，一边跑上前来，一边用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擦着红红的下巴。

“我想和你谈谈。”她招呼他到林子边的树荫里来。他脱下帽子，笑着跟在她身后，但是当她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眉毛像蜘蛛脚一样又细又凶，不祥地纠在一起，深深的竖形凹槽从红色的刘海底下一直插到鼻梁。她从口袋里掏出折起来的照片，默默地交到他手上。接着她后退一步说：“古扎克先生，你要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弄到这儿来，嫁给一个肮脏的偷东西的白痴黑鬼！你真是一个禽兽！”

他接过照片，笑容又慢慢回到脸上。“这是我的表妹，”他说，“她那会儿十二岁。第一次领圣餐。现在十六岁了。”

禽兽！她对自己说，她看着他，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被帽子护着的额头和脑袋还是白色的，脸的其他部分都晒红了，覆盖着密密匝匝的黄色汗毛。他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是两颗闪亮的铆钉，眼镜靠近鼻梁的位置用捆干草的铁丝修补过。他的整张脸仿佛是由好几张脸拼起来的。“古扎克先生，”她起初说得很慢，接着越说越快，直到气喘吁吁地停顿在一个词语中间，“那个黑人不能娶一个欧洲来的白人老婆。你不能和黑人这么说话。你会刺激他，而且这是不可能的。或许在波兰可能，但是在这儿不可能，你得住手。这太蠢了。那个黑人没有脑子，你会刺激……”

“我表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他说。

“你的表妹，”她肯定地说，“不能过来和我的黑人结婚。”

“她十六岁，”他说，“在波兰。妈妈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营里等着。等了三年。”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翻来翻去，又找出另外一张照片，还是这个女孩，年长了几岁，穿着不像样的深色衣服。她靠在一面墙上，身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没有牙齿的矮个儿女人。“她的妈妈。”他指着那个女人说，“她两年前死在集中营里了。”

“古扎克先生，”麦克英特尔太太把照片推回他手里，“我不想让我的黑人不高兴。这儿不能没有黑人。我可以没有你，但是不能没有黑人，如果你再对萨尔克提起这个女孩，你就不用再替我干活了。你明白吗？”

他一头雾水，仿佛要把头脑里所有的词语都拼在一起想个明白。

麦克英特尔太太想起肖特利太太的话：“他什么都明白，只是假装不懂，这样就能肆意妄为。”她的脸上又浮现出起初的震怒。“我不明白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她说，“会把一个无辜的可怜女孩带到这儿来，嫁给那样一个玩意儿。我不明白啊。不明白！”她摇摇头，蓝眼睛痛苦地望着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像是累了似的垂下胳膊。“她不在乎是不是黑人，”他说，“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

麦克英特尔太太感到膝盖一软。“古扎克先生，”她说，“我不想再和你讨论这件事情了。如果再这样，你就得自己滚蛋了。你明白了吗？”

那张拼凑起来的脸没有说话。她感到他压根儿没有看她。“这是我的地盘，”她说，“我决定去留。”

“没错。”他重新戴上帽子。

“世界上的苦痛与我无关。”她想了想说。

“没错。”他说。

“你有一份好工作。你能待在这儿应该感恩，”她补充说，“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恩。”

“没错。”他稍稍耸耸肩，回到拖拉机里。

她看着他爬上拖拉机，发动机器开回玉米地里。他开过她身边，转了个弯，她爬上坡顶，抱着胳膊站着，严肃地眺望着田野。“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她咕哝着，“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我对付得了赫瑞家、瑞菲尔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对付古扎克家。”她眯起眼睛，视线聚焦在拖拉机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像是正通过瞄准镜盯着他。她一辈子都在和世界容不下的人斗争，现在她要对付一个波兰人。“你和其他人都是一路货色，”她说，“——不过是聪明、节俭、有干劲罢了，但我也一样。这是我的地盘。”她站在那儿，黑帽黑衫的矮小身影，一张苍老的天使般的脸庞，她抱着胳膊，像是没有什么能难得住她。但是她的心脏怦怦直跳，仿佛已经受了内在的打击。她睁开眼睛把整片田野尽收眼底，在她宽阔的视野中，拖拉机还不如一只蚱蜢大。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微风吹来，山坡两边的玉米晃动着掀起巨浪。庞大的青贮切割机单调地咆哮着，源源不断地把切碎的青贮粉末喷进大车。夜幕降临前，难民应该已经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两座山丘的两边只剩下残茬，中间的墓地像小岛一样升起，法官正微笑着躺在他被亵渎的墓碑下面。

3

神父用一根手指撑着温和的长脸，就炼狱大谈了十分钟，麦克英特尔太太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愤怒地眯眼看着他。他们在前廊上喝干姜水，她不断地晃着杯子里的冰块，珠串和手镯也晃个不停，像一头不安的小马驹把马具摇得叮当响。她低声说，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要留他，完全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她突然蹒跚着站起来，打断了他的爱尔兰土腔，像是钻头钻进了机械锯子。“听着，”她说，“我不懂神学。我是个务实的人！我想和你谈一下现实问题！”

“呃。”他呻吟着，刺耳的声音停止了。

她往自己的干姜水里倒了起码一指深的威士忌，这样她才能坚持到他离开，她笨拙地坐下，发现椅子比她预料中离得更近。“古扎克先生不行。”她说。

老头不无惊奇地挑起眉毛。

“他是多余的人，”她说，“他不适合这里。我得找到适合这里的人。”

神父小心地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耍了个小小的心机，沉默地等上一会儿，然后再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轨道。他差不多八十岁。她从没和神父打过交道，直到她在雇用难民的时候遇见这一位。他为她找来波兰人以后，便利用生意的机会向她传教——她知道他会这么做。

“给他点时间，”老头说，“他会学会适应的。你那只漂亮的鸟儿去了哪里？”他问道，接着说，“啊，我看到了！”他站起来向外望去，那只孔雀正和两只母鸡在草坪上紧张地迈着步子，它们长脖子上的毛竖着，孔雀是蓝紫色的，母鸡是银绿色的，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古扎克先生非常能干，”麦克英特尔太太竭力用平稳的声音继续说，“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和我的黑人相处，他们不喜欢他。我不能没有黑人。我也不喜欢他的态度。他待在这儿，却丝毫不觉得感激。”

神父推开了纱门，准备告辞。“啊，我得走了。”他咕哝着。

“我告诉你，要是我能找到一个理解黑人的白人，我就要让古扎克先生跑路。”她说完再次站了起来。

神父转身看着她的脸。“他没有地方可去。”他说。接着他说：“亲爱的太太，我很了解你，你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赶他走的！”他没等她回答便挥了挥手，叽里咕噜说了一通祝福的话。

她生气地笑着说：“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

神父的目光落在鸡和孔雀身上。它们走到了草地中间。孔雀突然停下来，向后弯起脖子，同时翘起尾巴，展开一片炫目的光芒。一层层饱满的小太阳飘浮在它头顶金绿色的迷雾中。神父张着下巴，看傻了眼。麦克英特尔太太心想从没见过这么蠢的老头。“耶稣降临时就是这样。”他欢快地大声说，用手擦了擦嘴，目瞪口呆地站着。

麦克英特尔太太露出一副清教徒似的古板神情，涨红了脸。谈及耶稣让她感觉难堪，就像谈论性会让她母亲觉得尴尬一样。“古扎克先生无处可去不是我的责任，”她说，“我不必为世界上所有多余的人负责。”

老头仿佛充耳不闻。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孔雀，孔雀迈着小步往后退，脑袋抵着开屏的尾巴。“变容啊。”他低声说。

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古扎克先生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儿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孔雀垂下尾巴，吃起草来。

“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她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

老头心不在焉地笑了。“他是来救赎我们的。”他温和地握了握她的手，说他要告辞了。

要不是肖特利先生几个星期后又回来了，她就得重新去雇个人了。她并不希望他回来，但是当她看到那辆熟悉的黑色汽车一路开过来停在房子旁边时，感觉自己才是那个经历了痛苦的长途跋涉的归家之人。她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太太走了以后，她就没有人说话了，她跑到门口，期望能够看到她走上台阶。

肖特利先生一人站在那儿。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呢帽，穿着一件印有红蓝色棕榈树图案的衬衫，但是他那张被虫咬得起了水泡的长脸比一个月前更瘦了。

“呵！”她说，“肖特利太太呢？”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脸像是由内而外地发生了变化；他仿佛一个走了很久却滴水未沾的人。“她是上帝的天使，”他大声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她人呢？”麦克英特尔太太低声问。

“她死了，”他说，“她离开这儿的那天中风了。”他脸上有种死尸般的沉静。“我知道是那个波兰人杀了她。”他说，“她一开始就看穿了那个人。知道他是恶魔派来的。她告诉我的。”

麦克英特尔太太花了三天才接受了肖特利太太的死讯。她告诉自己，每个人都会觉得她们很亲密。她又雇了肖特利先生来干农活，尽管实际上没有了他妻子，她并不想要雇他。她告诉他，月底她会通知难民在三十天里离开，到时候他就可以重新干回挤奶的活。肖特利先生更喜欢挤奶的活，但是他觉得他可以等。他说看着波兰人离开这个地方会给他一点安慰，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她会大感欣慰。她坦白说一开始她就应该知足，不该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帮手。肖特利先生说他参加过一战，所以他从来不待见外国人，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他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都和我们不一样。他说他想起一张曾经朝他扔手榴弹的男人的脸，那个男人戴着小小的圆形眼镜，就和古扎克先生的一样。

“但是古扎克先生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他们没有多大区别。”肖特利先生解释。

黑人们很高兴看到肖特利先生回来。难民要求黑人和自己一样卖力工作，而肖特利先生知道他们的局限。有肖特利太太看着的时候，他自己也向来不是一个好工人，现在没有了她，他更加健忘和磨蹭。波兰人和往常一样努力工作，仿佛并不知道自己快要被撵走了。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那些她觉得永远也干不完的活转瞬就干完了，可她铁了心要摆脱他。看见他矮小坚定的身影飞快地到处移动，她便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被老神父耍了。他说过，如果难民不能令她满意，没有法律规定说她一定要把他留下，但是接着他又搬出道义责任。

她打算告诉他，她只对自己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她对为自己国家打过仗的肖特利先生负有责任，但是对只来这儿捞便宜的古扎克先生没有。她觉得在撵走难民前得先和神父说说清楚。到了月初，神父没有来，她决定晚几天再通知波兰人。

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说到做到。他不知道对于她的犹豫不决他还能忍多久。他私下以为她大概是心软了，担心把波兰人赶走以后他们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诉她事实是这样的：如果她让波兰人走，不出三年，他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还架着电视天线。作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后门给她讲道理。“有时候白人得到的关照不及黑人。”他说，“但是这没关系，因为他终究是白人。但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看着远处，“一个为自己国家浴血奋战、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顾却比不上他的敌人。我问你：这样对吗？”他问她这种问题时会盯着她的脸，看看自己的话是否奏效。这段时间来她脸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两个白人帮手时，还没有那些皱纹。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脏像铁桶一样沉入干涸的水井。

老神父迟迟不出现，似乎对上一次的来访心有余悸，但是他发现难民没有被撵走，终于大胆再次登门，打算接着上次断了的话题继续向麦克英特尔太太传教。她并没有要求他传教，但是他执意如此，不管和谁说话，在交谈中都要扯一些圣礼或者教义的解释。他坐在她的门廊上，对于她半是嘲讽半是愤怒的神情视而不见，而她晃着腿坐着，随时准备打断他。“因为，”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镇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慢慢低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的声音差点让他惊跳起来，“我想和您谈点要紧事。”

老头右眼的眼皮抽了抽。

“照我看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稣不过是另外一种难民。”

他稍稍举起手，又放在膝盖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这句话。

“我得让那个人走。”她说，“我对他没有义务。我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有义务，而不是那些随便过来占便宜的人。”她说得飞快，想起了所有论据。牧师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间私人祈祷室，直到她讲完。有一两次，他的视线徘徊在外面的草坪，仿佛在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她没有停下。她告诉神父自己如何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十年，总是在对付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辆车罢了。她说她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她说，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她告诉神父那些看起来富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维护。她问神父，他以为她是怎么支付饲料账单的。她告诉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没钱。她甚至没钱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险金累积到今年有多少。最后她问神父，是否觉得她浑身都是钱，老头突然发出一声难听的大吼，仿佛这是一个滑稽的问题。

神父告辞以后，她没精打采，尽管她明显占了上风。她立刻决定月初便给难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说波兰人是恶魔和神父派来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就会去他那儿做弥撒。她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虑，不再敏锐。她现在看着牛奶罐，却看不出它有多脏，他还见过她明明没有说话，却动着嘴唇。波兰人从没做错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恼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随心所欲——并不按照她的来——可是她仿佛并不在意。尽管她注意到波兰人一家都变胖了，却还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们的脸颊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会把你的地买了，再卖个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胆地说，他看得出来这番话吓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后月初来了又走，她没有解雇波兰人。他本可以告诉随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讨厌看到一个女人毁在外国人手上。他觉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观。

麦克英特尔太太没有理由不立刻解雇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担心账单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会梦见难民。她从没撵走过哪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离开她的。一天晚上，她梦见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进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吓坏了，醒来以后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神父来访，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不会把可怜的波兰人赶走的。想想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想想焚尸炉、运尸车、集中营，还有生病的孩子们，以及我主耶稣。”

“他是多余的人，他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脑子的务实的女人，这里没有焚尸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会赚更多的钱。他能在工厂干活，买辆车，再也不用和我说话——他们就是想要辆车。”

“焚尸炉、运尸车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太多了。”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早饭一边下定决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厨房，沿着路往下走，手里还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冲洗谷仓，像往常一样佝偻着，手叉在胯上。他关上水管，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她干扰他干活了。她没有想好怎么开口就过来了。她站在谷仓门口，严肃地打量着一尘不染的湿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吗？”他问。

“古扎克先生，”她说，“我现在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门，又用更坚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付账单。”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说，“账单很多，钱却很少。”他耸耸肩。

她看到一个高高的长着鹰钩鼻的身影像蛇一样从谷仓那一头滑过，太阳照在敞开的谷仓门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儿；她意识到一分钟前黑人还在她身后某处铲地，现在却寂静一片。“这是我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

从那天早晨起，他开始对遇见的每个人抱怨和申诉自己的遭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在杂货店里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角抱怨，直接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抱怨，因为他从不偷偷摸摸。如果波兰人能听明白，肖特利先生也会对他说。“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他对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出生入死证明了这个。在那里打仗、流血、赴死，回来以后发现是谁抢了我的工作——正是我的敌人。有一颗手榴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戴着和他一样眼镜的小个子。他们可能是在同一家商店里买的。世界真小。”他微微苦笑一下。既然没有肖特利太太来替他说话了，便干脆自己说，他发现自己挺有天赋的。他有办法让其他人觉得他有道理。他对黑人说了很多。

“你为什么不回非洲。”一天早晨他们清理青贮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国家，不是吗？”

“我不去那儿，”男孩说，“他们会生吞了我。”

“唔，如果你守规矩，就没有理由不能待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不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你祖父是被买下来的。他自己完全不想来。我讨厌那些从自己国家逃出来的人。”

“我向来觉得旅行没有必要。”黑人说。

“哦，”肖特利先生说，“如果我再次旅行，我就去中国或者非洲。去其中随便哪一个地方，你都能立刻说出你和他们的区别。你去其他地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语言。而且不一定能发现，因为有一半人都说英文。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他说，“——让所有的人都学说英文。如果每个人都只会说自己的语言，那就少了很多麻烦。我老婆说通晓两门语言就好像是在后脑勺长了只眼睛。你什么都瞒不过她。”

“当然瞒不过她。”男孩低声说，接着补充，“她很好。她是个好人。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

肖特利先生转过身去，沉默地干了会儿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用铲柄拍了拍黑人男孩的肩膀。他凝视了他一会儿，湿润的眼睛里仿佛有千言万语。然后他轻声说：“主说，申冤在我。”

麦克英特尔太太发现城里每个人都听肖特利先生说了她的事情，每个人都批评她的所作所为。她开始意识到她有道义要解雇波兰人，她在逃避，因为做起来太难。她再也忍受不了日积月累的愧疚感，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她吃完早饭就要去解雇他。她听到他正在发动拖拉机，便向机器棚屋走去。

地面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看起来像是绵羊后背上蓬乱的羊毛；太阳几乎是银色的，树木像干干的鬃毛一样直插向天际线。棚屋周围漾起一小圈噪声，乡野仿佛向四周退去。古扎克先生蹲在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正往里装一个零件。麦克英特尔太太希望他在剩下的三十天里还能为她把土地翻一翻。黑人男孩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工具，肖特利先生正在棚屋下面，打算爬上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到他和黑人走开后再履行自己不愉快的义务。

她看着古扎克先生，上升的寒气麻痹了她的脚和腿，她不得不在坚实的地板上直跺脚。她穿着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系着红色头巾，上面压着一顶黑帽子替她遮挡阳光。黑色的帽檐儿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两次。古扎克先生盖过拖拉机的噪声嚷嚷着，让黑人递给他一把螺丝起子，他拿到以后就背贴在冰冷的地上，钻进机器底下。她看不到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腿以及身体从拖拉机的一边贸然伸出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溅满泥浆的破胶鞋。他抬起一只膝盖，又放下，稍稍转了点身。在所有憎恨他的事情里，她最憎恨的一点是，他没有自己主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爬上大拖拉机，从棚屋下面往外倒。他像是被它温暖了，它的热气和力量一波波地传送给他，他立刻驯服了。他朝小拖拉机的方向驶去，却停在小坡上刹了车，跳下拖拉机，转身往棚屋走去。麦克英特尔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古扎克先生平伸在地上的腿。她听到大拖拉机的刹车滑脱了，抬头看见它自说自话地向前驶来。后来她记得她看到黑人无声地跳开，像被地上生出来的弹簧弹了一下，她看到肖特利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转身，沉默地回头看，她记得自己朝难民喊，但是没有喊出声。她感觉到她的眼神、肖特利先生的眼神，还有黑人的眼神汇聚在一起，把他们永远定格成了同谋，她听见拖拉机碾过波兰人的脊椎骨时，他轻轻叫了一声。两个男人飞奔过去帮忙，她昏倒在地。

她记得她醒来以后跑去了什么地方，可能是跑进房子又跑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也想不起来跑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再次昏倒。等她最后跑回拖拉机旁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古扎克先生的身体上伏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旁边站着一个黑衣人，低声说着她听不懂的话。起初她还以为那是医生，后来她恼怒地意识到那是坐救护车一起来的神父，他正往被轧死的男人嘴里放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她先是看到他沾血的裤腿，然后看到他的脸，他直视着她，但是一如四周的乡野，既萧瑟又冷漠。她只是看着他，因为她受了极大的惊吓，无法自处。她的头脑还不能完全接受发生的一切。当救护车把死者带走时，她感觉自己身处国外，伏在尸体上的人都是当地人，而她则如同异乡客。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不辞而别，另谋出路，黑人萨尔克突然想要去闯荡世界，出发去了这个州的南部。老头阿斯特无法单独工作。麦克英特尔太太几乎没有注意到她已经没有帮工了，因为她患了神经疾病，不得不去医院。她回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操持不了这个地方，就把奶牛都交给了职业拍卖商（损失了很多钱），靠手头的余款生活，还得维持每况愈下的健康。她的一条腿开始麻痹，双手和头部发颤，最后不得不终日卧床，只有一个黑人妇女照看她。她的视力不断下降，嗓子也说不出话来。没有多少人记得来乡下看她，除了老神父。他每周定期过来一次，带着一包面包屑，喂完孔雀后，便进屋坐在她的床边，为她讲解教会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