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这是大约两点钟的事。打台球的先生有：大客人（我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公爵（他总是同大客人一起来），留小胡子的老爷，小个子的骠骑兵，当过演员的奥利弗，还有波兰老爷。人可真不少。

大客人同公爵打台球。只有我手拿记分板，在台盘周围走来走去，数我的数：九比四十八，十二比四十八。干我们记分员这一行，谁都知道，你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一连两宿没有睡觉，可还得一个劲儿喊叫，从网袋里掏球。我一边数数，一边东张西望，只见一个陌生的老爷走进门来，看了看，就坐在小长沙发上。好啊。

“我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什么身份？”我暗自揣摩着。

他衣着干干净净，笔挺笔挺，好像全身衣服是刚做好才穿上身似的：格子花呢的裤子，时髦的短短的上衣，毛绒的背心，还有一根金链条，链条上挂着各种小玩意儿。

他穿得干净，人长得更清秀：修长的身材，头发按时髦式样向前卷，脸上白里透红，嘿，一句话，是个英俊的青年。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官贵人，也有不少败类，所以尽管当个记分员，也得会敷衍各种人，换句话说，要有点儿手腕。

我望了望那位老爷，见他静静地坐着，跟谁也不认得，全身衣服崭新；我揣摩，他要么是外国人，英国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伯爵。他尽管年轻，派头倒挺大。坐在他旁边的奥利弗竟让开了一点儿。

一盘打完了。大客人输了，冲我喊道：

“你老是瞎报，你数得不对头，尽东张西望的。”

他骂了一通，把枪棒一扔就走了。这个人也真怪！平常晚上跟公爵打一盘要来五十卢布的输赢，这会儿才输了一瓶马孔葡萄酒，心里就不舒服了。瞧这种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打到两点钟，都不往网袋里放钱，我就知道，两人都身无分文了，可还要摆阔气。

“先来二十五卢布打角，行吗？”

“行！”

我只要稍一走神，或者没有把球放对——我又不是石头人！——他还想打我的耳光哩！

“又不是赌木头片儿，”他说，“赌的是钱。”

这个人最叫我为难了。

嘿，好啊。大客人走后，公爵才对那个新来的老爷说：

“跟我打一盘好不好？”

“好啊。”他说。

他坐在那儿，模样儿简直像个傻瓜！他倒想装得大模大样，可一站起来，走到台盘跟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怯了。不论胆怯不胆怯，可分明是不自在。不知道是穿了崭新的衣服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都瞧他，反正原来那副架子不见了。他走路时不知怎么的侧着身子，衣袋叫网袋挂住，用白粉擦枪棒时，又把白粉弄掉了。他不论站在哪儿打球，总要回头看看，涨红了脸。公爵就不同了，打台球在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拿白粉擦擦枪棒，擦擦手，卷起袖子就打，打得网袋里满是球，都快把网袋撑破了，虽说他身材矮小。

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公爵放下枪棒，说道：

“请问贵姓？”

“涅赫柳多夫。”他说。

“令尊当过军长吧？”公爵问道。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们用法语你一言我一语急促地说起什么来，我就听不懂了。大概都在列举亲戚吧。

“再见，”公爵用法语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他洗完手，吃东西去了；那一位拿着枪棒站在台盘旁边，偶尔推一下球。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对新来的人态度越粗鲁越好，所以我就把一只只球收拾到一起。他红了脸，说：

“还可以打吗？”

“当然，”我说，“摆着台盘就是为打球用的。”我并不看他，把枪棒摆好。

“愿意跟我打吗？”

“请吧，先生。”我说。

我摆好球。

“赌钻台盘好不好？”

“赌钻台盘？”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说，“您要是输了，给我半个卢布，我要是输了，就在台盘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很好玩，笑起来了。

“来吧。”他说。

好啊。我说：

“您先让我几分？”

“难道您打得不如我？”他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们这儿能打得过您的人很少。”

我们打起来了。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行家，劈里啪啦打得很来劲；那波兰老爷坐在那儿，不停地说：

“瞧这个球！瞧这一枪！”

真是！……他只管打，可一点也不会算计。好吧，我照例输了第一盘，钻了台盘，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时奥利弗和波兰老爷霍地站起来，敲着枪棒。

“好极了！再钻一回，”他们说，“再钻一回！”

干吗“再钻一回”！尤其是那波兰老爷，为了半个卢布，不用说钻台盘，无论往哪儿钻都是乐意的。可他还装蒜，喊道：

“好极了，”他说，“还没有把尘土全擦干净呢。”

记分员彼得鲁什卡[1]，我想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先有个记分员叫秋林，现在是彼得鲁什卡了。

只是打台球的本事，我当然还没有露，我又输了第二盘。

“先生，我实在不是您的对手啊。”我说。

他笑着。后来我赢了三盘——他原来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就把枪棒往台盘上一放，说：

“老爷，打加倍行不行？”

“怎么打加倍？”他说。

“要么您欠我三卢布，要么什么也不算。”我说。

“怎么？”他说，“难道我跟你是赌钱的？傻瓜！”

他的脸都红起来了。

好啊。他输了一盘。

“行啦。”他说。

他拿出皮夹子，崭新崭新的，从英国商店里买的，打了开来，我就看出，他是想摆阔。皮夹子里装满了钞票，全是一百卢布一张的。

“不行，”他说，“这里没有零钱。”

他从小钱包里拿出三个卢布。

“给你两个卢布，是打球输的，其余的拿去喝酒吧。”

我说，太谢谢啦。我看，他真是个好老爷！为这样的人，钻台盘也心甘。只可惜他不愿意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可以施展手段，转眼就捞它二十来个卢布，甚至四十个卢布。

波兰老爷一看见年轻老爷的钱，就说：“跟我来一盘好不好？您打得棒极了。”他来拍马屁了。“不行，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老爷说完就走了。

这个波兰老爷，鬼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波兰老爷，就这样叫开来了。他常常成天坐在台球房里，只管瞧着。人家揍过他，也骂过他，都不拉他打球，他总是自己坐在那儿，带烟斗来抽烟。可台球打得很精……这老油子！

好啊。涅赫柳多夫来了第二回，第三回，经常来了。往往早晚都来。打三只球，打落袋，打三角，全懂了。胆子大了些，跟大家都熟了，打得也好了。当然，一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有钱，谁都尊敬他。只是跟大客人抬过一回杠。

那是因为一件小事。

公爵，大客人，涅赫柳多夫，奥利弗以及另一个人在打落袋。涅赫柳多夫站在炉子旁边，跟谁在说话，大客人正要打——当时他酒可喝多了。他的球正好在炉子那边；那地方有点局促，他却喜欢甩开膀子打。

瞧他，也不知是没有瞧见涅赫柳多夫，还是存心的，一甩开膀子，那枪棒把儿就啪的一声打在涅赫柳多夫的胸口上！可怜的人惨叫了一声。结果怎么样？那粗野东西就是不道个歉！自管走开，连看也不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嘴里还叽叽咕咕，说什么：“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球也不好打。难道没有空地方？”

那一位走到他跟前，满脸煞白，可还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您该先道歉，您撞了我了。”

“我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他说，“我本该赢的，可现在人家要打掉我的球了。”

那一位又对他说：

“您应该道歉。”

“您滚开，”他说，“唠叨个没完！”眼睛却只管看着自己的球。

涅赫柳多夫靠他更近些，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您太不懂礼貌了，阁下！”

尽管他文弱娇嫩像个美丽的少女，性子却偏激：眼珠子光芒逼人，真像要把大客人一口吃掉似的。然而大客人是个彪形大汉，涅赫柳多夫哪里是他的对手！

“什—么，”他说，“我不懂礼貌！”

他一边嚷，一边就要对涅赫柳多夫动手。在场的人连忙跑过来，拉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拖开。

大家哄哄嚷嚷，涅赫柳多夫说：

“他要满足我的要求，他侮辱了我。”也就是说，他要同大客人决斗。当然啦，他们是先生，他们有这么个规矩……没办法！……嘿，一句话，他们是先生啊！

“我决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过是个娃娃。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揍他。”

“要是您不愿意决斗，”涅赫柳多夫说，“您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说着差点儿哭了。

“你是个娃娃，我对你一点也不见怪。”大客人说。

他们两人照例被拉到两个房间里去。涅赫柳多夫跟公爵已有交情。他对公爵说：

“看上帝面上，你去说服他，让他同意决斗吧！他醉了，也许会醒的。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了结。”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

“我决斗过，也打过仗。我不能跟一个娃娃决斗。我不干，就这话。”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了又说，都没话了；从此大客人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在这件叫人不愉快的事情中，他就像一只小公鸡，自尊心很强……我是说涅赫柳多夫……至于其他的事，他就根本不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

“你这儿家里有谁啊？”公爵问涅赫柳多夫。

“谁也没有。”他说。

“怎么谁也没有呢？”公爵又问。

“为什么要有？”他说。

“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这样过日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放声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笑起来。大伙都笑话他。

“那么从来没有过吗？”他们说。

“从来没有。”

他们笑得死去活来。我当然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嘲笑他。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决不去！”涅赫柳多夫说。

“得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你喝点酒壮壮胆，我们就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后生带走了。

他们约摸一点来钟的时候才回来。大家坐下吃晚饭，人不少，都是最好的先生：阿塔诺夫，拉津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措夫。大家都嘻嘻哈哈，给涅赫柳多夫道喜。我被叫了去，只见他们一个个乐不可支。

“你给老爷道喜吧。”他们说。

“道什么喜？”我说。

他是怎么说的？是说点化还是启蒙，我记不清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眉开眼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好啊。后来大家来到台球房，全都喜气洋洋，唯独涅赫柳多夫变了样：两眼浑浊无光，嘴唇微动着，老是打嗝儿，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当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这会子可让他狼狈了。他走到台盘旁边，支上胳膊肘，就说：

“你们都觉得好笑，我心里可难过。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公爵，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原谅自己。”

说着眼圈一红，放声哭起来。当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公爵走到他跟前，脸上笑吟吟的。

“得啦，”他说，“小事一桩！……我们回家吧，阿纳托利。”

“我哪儿也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一个劲儿地哭。又不肯离开台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

他就这样常到我们这儿来。有一回他跟公爵和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留小胡子的先生总是跟定公爵的，他是文官还是退伍的军官，上帝才知道，只是先生们全都管他叫费多特卡。他颧骨很高，长相难看，但穿得干干净净，来去都坐马车。先生们为什么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多特卡，费多特卡，一瞧，他们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又是替他付钱。可真是个骗子！输了，不付钱；赢了，一把抓！他们倒也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揍过他，还要同他决斗……他老是挽着公爵来来去去。

“你没有我就得完。我是费多特卡，可不是没种的。”

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唉，得啦。他们来了，说：

“我们三个人打落袋吧。”

“来吧。”他说。

他们以三卢布做赌注。涅赫柳多夫跟公爵闲扯起来。

“你瞧她的小腿多美。”他说。

“不，腿算不了什么！她那辫子才美哩。”公爵说。

当然，他们没有看打球，只是彼此说话。费多特卡可不忘他的事，只管使劲地打，那两个人却不是打空，就是让自己更不利。费多特卡就赢了他们每人六个卢布。他跟公爵天知道有什么旧账，彼此从来不付钱，涅赫柳多夫却掏出两张绿票[2]给了他。

“不，我不想拿你的钱。我们来打普通的吧，就是说：要么加倍，要么一个子儿也不算。”

我摆好球。费多特卡先动手，他们打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想露一手，中途有一次停下来说：我不想打，这太容易了。费多特卡却不忘他的事，只管慢慢打。当然，他暗中使手段，仿佛无意中又赢了一盘。

“再打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只是小输小赢，”他说，“我不想赢你好多钱。打加倍吧？”

“行。”

不管怎么样，输掉五十卢布总是心痛的。涅赫柳多夫就要求说：“打加倍吧。”一盘接一盘，越打输得越多，已有两百八十卢布输掉了。费多特卡很懂策略：打普通的，他就输；打角，他就赢。公爵坐在那儿，看出情况不太妙了，说：

“阿塞[3]，不打了。”

哪里收得住！赌注越下越大。

最后，涅赫柳多夫欠下五百多卢布。费多特卡把枪棒一放，说：

“打够了吧？我累了。”

打到天亮他心里都情愿，只要能捞钱……当然，这是手腕。那一位劲头却越来越大：来吧，再来吧。

“不，”费多特卡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你可以在那儿捞本。”

在我们楼上，先生们在打牌。先是打普列费兰斯，一会儿就打“爱不爱我”了。

就从费多特卡欺哄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打一两盘台球，就上楼去，上楼去。

他们在楼上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只不过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了，老是跟费多特卡一致行动。原先他总是衣着时髦，干干净净，卷着头发的，如今只有早上还是那副派头，上过楼以后，就头发蓬乱，衣服沾满绒毛和白粉，两手也肮脏了。

有一回，就这副模样跟公爵一起下楼来，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争论着什么事。只听见他说：

“我不许他对我说（他倒是说什么来着？）……说我好像不客气，说他不愿意用大牌吃掉我的小牌。我付给他一万卢布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话该留点神才是。”

“唉，得了吧，”公爵说，“犯得着生费多特卡的气吗？”

“不，”他说，“这件事我可撂不下。”

“算了，”公爵说，“您怎么可以不顾身份，去跟费多特卡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有旁人在场算什么？”公爵说，“我马上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不。”他说。

接着他们用法语叽叽咕咕说起来，我就听不懂了。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跟费多特卡一起吃饭，言归于好了。

好啊。另一次，他独自来了。

“怎么样？”他说，“我打得好吗？”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得讨好每一个客人，我就说：你打得真好。其实他好什么呀，打得很笨，又一点不会算计。自从跟费多特卡结交上以后，他总是下赌注打台球。原先他是什么也不爱赌的，既不赌吃的东西，也不赌香槟酒。有时候公爵说：

“赌一瓶香槟酒吧。”

“不，”他说，“我干脆叫人拿来好了……喂！来一瓶香槟酒。”

现在他总是真赌了。常常整天泡在我们这儿，不是跟谁打台球，就是上楼去。我寻思：怎么好处老让别人得，没我的份呢？

“先生，”我说，“怎么好久没跟我打了？”

我们这就打了起来。

我赢了他五卢布以后，就说：先生，把赢的钱都做赌注怎么样？

他不吭声。没有像上次一样说我是傻瓜。我们就一再把赢的钱每天做赌注打下去。我捞了他八十来卢布。结果怎么样呢？他都跟我来打了。只是总要等到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打，要不然，当着别人的面跟记分员打球他是不好意思的。有一回他发起急来，当时他已欠我大约六十卢布了。

“打加倍怎么样？”他说。

“行。”我说。

我赢了。

“一百二对一百二？”

“行。”我说。

我又赢了。

“二百四对二百四？”

“不太多了吗？”我说。

他不吭声。我们打起来，又是我赢了。

“四百八对四百八？”

我说：

“先生，我干吗要得罪您呢。给我一百个卢布，就算了。”

想不到他大喊大叫起来！原本是多文静的人啊。

“我要揍死你。打还是不打？”他说。

唉，我看没有办法了。

“三百八吧。”我说。

当然，我是想输。

我先让了四十分。他五十二，我三十六。他削黄球，一下子得了十八分，他的球还说不定滚到哪边去。

我一枪打去，想让球跳出台盘。不成，那球碰到台盘边反跳一下，落了袋。又是我赢了。

“我说彼得（他不叫我彼得鲁什卡），”他说，“我现在不能把钱全数给你，过两个月就是付三千卢布都可以。”

他满脸通红，连声音都发抖了。

“好吧，先生。”我说。

我放下了枪棒。他踱来踱去，满头大汗。

“彼得，全下注，来吧。”

说着差一点儿哭出来。

我说：

“先生，还打什么呀！”

“嘿，来吧，请吧。”

他亲自把枪棒递给我，我接过枪棒，使劲把球往台盘上一扔，球都飞到地上去了，不消说，我这是不能不摆架子。我说：

“来吧，先生！”

他真急得要命，亲自把球捡起来。我心里想：“我是没法拿到七百卢布的，反正我得输一输。”所以故意乱打一气。结果怎么样？

“你干吗故意乱打啊？”他说。

他的两手发抖；球一向网袋滚去，他的手指就张开来，嘴巴歪斜，脑袋和胳膊都向网袋那边探过去。我就说：

“先生，这样没有用。”

好啊。等他赢了这一盘，我说：

“您欠我一百八十卢布，一百五十盘，我可要吃晚饭去了。”

我放下枪棒走了。

我在一张对着门的小桌子旁边坐下，看他怎么样。结果呢：他踱来踱去——大概以为谁也没有注意他——猛然揪了一下头发，又踱来踱去，喃喃自语一阵，又揪了一下头发。

从那以后，有七八天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一回他来到餐厅，满脸愁容，也没有进台球房。

公爵看见了他，说：

“走吧，我们打台球去。”

“不，”他说，“我再不打了。”

“哪儿的话！走吧。”

“不，”他说，“我不去。我去了，你没有什么好处，我自己也会头晕。”

从此又有十天光景没有来，后来有一天过节，他来了，显然刚作过客，穿一身燕尾服，在我们这儿待了一整天，一直打着球。第二天又来，第三天……一切又照旧了。我想跟他再打几盘，没有成功，他说：我不跟你打了，我欠你的一百八十卢布，过一个月你上我那儿去可以拿到了。

好吧。过了一个月，我到了他那儿。

“说实话，还没有，星期四来吧。”他说。

我星期四去了。他租的是一套很漂亮的房子。

“在家吗？”我问仆人。

“在睡觉呢。”仆人回答我。

好吧，我等一等。

他的贴身仆人是从乡下带来的家人，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老实本分，一点也不机灵。我就跟他聊上了。

“我跟老爷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他说，“来到彼得堡，又忙又累，他什么名什么利都没有得到。刚从乡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我们会像老太爷在世一样——但愿他老人家进入天堂——三天两头拜访拜访公爵、伯爵、将军；还以为会从伯爵小姐当中选一位美人儿，带陪嫁的，过贵族排场的日子；没想到如今只是跑跑小饭馆，太糟糕了！说起来，公爵夫人勒季谢娃还是我们家老爷的亲姑母，沃罗滕采夫公爵是教父。可又怎么样呢？老爷只在圣诞节去过一回，就再不露面了。他们家的人就笑我，说：您那位老爷看起来不像他爸爸。有一回我对他说：‘老爷，怎么不上姑妈家走走啊？她好久没见到您，惦记着您哪。’他说：‘那儿闷得慌，杰米扬内奇！’

“得啦吧！他光顾着上饭馆找快乐去了。找一份差事做做也好啊，可是不成，成天打牌什么的，玩这种东西，他非倒霉不可……唉唉！我们要完了，这么下去，白白地完了！……我们家已故的老太太——但愿她老人家进入天堂——留下好大一笔财产：一千多个农奴，值三十万卢布的树林。如今全抵押了，树林卖掉了，让庄稼人全破产了，通通都完了。哪个不知道，老爷不在，总管比老爷还要……把庄稼人身上最后一层皮都扒了，就这么干。老爷要的是什么呢？他只要装满腰包，那边人全饿死也不管。前两天来了两个庄稼人，捎来全领地人的控诉信。他们说：‘叫庄稼人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怎么样呢？老爷看了控诉信，给每个庄稼人十个卢布，说：‘我自己快要回去了。等我拿到钱，付清账，就回去。’

“可我们不断借债，哪能付得清账啊！在这儿过了一个冬天，不论是多是少，就花掉了大约八万卢布；现在家里可连一个银卢布都没有了！全都是因为他为人太好了。就这么一位宝贝老爷，真叫人没法说。这么下去，他就要完了，就这么白白地完了。”

老头子说着，自己差点儿哭出来。这么可笑的老头子。

约摸十一点钟，老爷睡醒了，把我叫进去。

“钱还没有给我送来呢，”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又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门。

“你就把表或者钻石别针拿去当了吧，”他说，“你可以当到一百八十多卢布。等我拿到钱，我去赎回来。”

“行啊，”我说，“先生，您没有钱，那也没有办法，就请您把表给我吧。我可以尊重您，照您的意思办。”

我一瞧，这表值三百多卢布。

好啊。我把表当了一百卢布，把当票拿给他。

“您只欠我八十卢布了，”我说，“那表请您自己去赎吧。”

所以他至今还欠我八十卢布的债。

他就这样又每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账怎么样，反正他总是跟公爵同来同去。要不然就是跟费多特卡到楼上去打牌。他们三个人之间也有一本叫人不明白的账：这个付钱给那个，那个又付钱给另一个；至于是谁欠谁，那就怎么也闹不清了。

有两年工夫，他就这样差不多天天到我们这儿来，只是原来那副样子已经没有了，人变得灵活起来，有一回居然好意思向我借了一个卢布去付马车夫的车钱，至于同公爵打球，那还是要下一百卢布注的。

他心情苦闷，人又瘦又黄。常常一来就要一杯苦艾酒，吃一份卡纳佩[4]，再喝波尔特温酒[5]，这才好像高兴一点。

有一回午前来了，那是过谢肉节[6]的时候，他跟一个骠骑兵打球。

“想不想赌点什么东西？”他说。

“赌什么呢？”骠骑兵说。

“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行吗？”

“行。”

好啊。骠骑兵赢了，他们就去吃东西。在桌边坐下来以后，只听见涅赫柳多夫说：

“西蒙！来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可要好好温一温。”

西蒙走了，回头拿来吃的东西，却没有酒。

“怎么？”他说，“酒呢？”

西蒙跑了，又端来烤菜。

“来酒呀。”他说。

西蒙不做声。

“你疯啦！我们饭都快吃完了，酒还不送来。有谁拿甜食下酒的呢？”

西蒙跑了。

“老板请您。”他说。

涅赫柳多夫满脸通红，霍地从桌边站起来。

“他有什么事？”他说。

老板已经站在门口，说：

“要是您不把旧账付清，我不能再赊给您东西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月初我可以还清。”他说。

“随您的便，”老板说，“我可不能没完没了地赊东西，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我已经有几万卢布赊账赊丢了。”

“算了吧，蒙舍尔[7]，”他说，“对我还是可以相信的。您叫人拿一瓶酒来吧，我尽快把钱还给您。”

说完就跑回桌边。

“怎么啦，干吗叫您去？”骠骑兵说。

“没什么，”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

“现在喝上一杯暖和的美酒该多好啊！”骠骑兵说。

“西蒙，怎么啦？！”

我的西蒙跑来了。还是没有酒，根本没有。真糟糕。涅赫柳多夫离开餐桌，跑来找我。

“彼得鲁沙，”他说，“看上帝面上，借我六个卢布。”

他面无人色。

“不行，”我说，“先生，真的，您欠我的钱够多的了。”

“你借我六个卢布，过一个星期，我还你四十卢布。”他说。

“要是真有钱，我还敢不借您吗？实在是没有啊。”我说。

结果怎么样？他奔了出去，咬紧了牙齿，握紧了拳头，像疯子一样在过道里跑着，还劈里啪啦打自己的脑门。

“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他连餐厅都没有再进，径自跳上马车，跑了。

惹得人好一阵笑。骠骑兵说：

“跟我吃饭的那一位老爷哪儿去了？”

“走了。”人家说。

“怎么走了？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人家说，“坐上车，就走了。”

“这个家伙！”他说。

嘿，我心里想，他这回丢尽了脸，该长久不会来了。可是不，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随身提了一只箱子。进了台球房，脱了大衣。

“打球吧。”他说。

他皱着眉头看人，满脸怒气。

我们打了一盘。

“够了，”他说，“你去给我拿纸笔来，我要写封信。”

我没有多想什么，就拿来纸，放在小房间的桌上。

“放好了，先生。”我说。

好啊。他在桌边坐下。写呀，写呀，嘴里还嘀嘀咕咕，然后霍地站了起来，一脸愁苦的样子。

“去吧，”他说，“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那天是谢肉节的星期五，客人一个也没有，都参加舞会去了。

我正要去看马车，刚走出门，忽听见他好像害怕什么似的喊道：

“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

我折回来，见他脸色惨白，站在那儿看着我。

“叫我吗，先生？”我说。

他不吭声。

“您要什么？”

还不吭声。

“哎，对啦！再打一盘吧。”他说。

好啊。他赢了一盘。

“怎么样，”他说，“我学得不错了吧？”

“是啊。”我说。

“这才是啦。去吧，”他说，“去瞧瞧马车来了没有？”

他自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我没有多想，走到台阶上，一瞧什么马车也没有，又返回来。

我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好像有人用枪棒啪的敲了一下。我走进台球房，闻到一股怪气味。

我一瞧，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手枪掉在跟前。我吓得魂不附体，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一条腿抽了一下，又抽一下，就伸直了。然后嘴里发出一阵呼噜声，就这样四仰八叉完了。

他为什么造这个孽，毁了自己的灵魂，只有天知道；他只留下这张纸，可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先生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说到头，是先生们……一句话，是先生们。

凡是人生在世所希望有的，上帝都给我了：财富，名声，智慧，抱负。但我想寻欢作乐，把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糟蹋了。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倒运，没有犯任何罪，可我的所作所为比这更坏：我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裹住了，挣脱不出来，可又无法适应。我不断地堕落，堕落，我感觉到自己在堕落，但是不能自拔。

我还不如败坏了名誉，倒了运，或者犯了罪，倒还轻松些，因为那时候在我绝望的心中，还会自以为气概不凡，可以聊以自慰。假如我败坏了名誉，我就可以超脱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蔑视这个社会。假如我倒了运，我就可以怨天尤人。假如我犯了罪，我就可以凭悔过或者惩罚来赎罪；然而我不过是卑鄙龌龊，我了解这一点，可我不能自拔。

是什么毁了我呢？我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激情可以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的黄球，白粉，灰色的、彩虹色的钞票，香烟，出卖灵魂的女人，我所能回忆的就是这些！

那可怕的片刻——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迷迷糊糊的、卑鄙龌龊的片刻，使我清醒了过来。当我发现我同我本来想实现而且可以实现的志向之间横着一道怎样的鸿沟时，我不寒而栗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我青年时代的希望、理想和心思。

原来我清清楚楚，念念不忘对于生活、永恒和上帝的满心崇高的想法，都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快慰地温暖着我的心的、没有目标的爱的热力，到哪儿去了呢？盼望成家立业，同情一切美好事物，热爱亲朋好友、劳动、荣誉的感情，都到哪儿去了呢？责任心到哪儿去了呢？

我被人侮辱了，我提出决斗，以为这样可以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我需要钱来满足我的放荡和虚荣，我让上帝托付给我的几千户家庭破了产，我这样做时心里毫无羞耻之感，而我本来是十分理解我的神圣的责任的。一个缺德家伙说我没有廉耻，说我想偷东西，我却还做他的朋友，就因为他是缺德家伙，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愿意让我受委屈。人家对我说过洁身自好的生活太可笑，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的心灵之花——童贞给了出卖灵魂的女人。是的，我惋惜我的纯洁的爱，比惋惜我心灵的任何毁坏了的部分都厉害。我的天哪！有谁能像我还不曾接触过女人时那样一往情深啊！

假如我能顺着我的清新的头脑和纯洁的童心在我进入人生时就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该是多么好，多么幸福啊！我不只一次地试图脱离我的龌龊的生活轨道，转到这条光明的道路上来。我对自己说：你横一横心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我怕独自静处。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又堕落了。

我终于惶恐不安地相信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想这件事，索性把一切都忘怀了，然而无望的悔恨却更加强烈地使我不安。于是我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念头对别人说来可怕，对我自己说来却可喜。

然而在这件事上我也是卑鄙可耻的。只是昨天同骠骑兵闹出那件蠢事才使我有了足够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我身上没有留下一点高尚的东西了，有的只是虚荣心，就从虚荣心出发，我做了生平唯一的好事。

我原先以为死亡的临近会使我的灵魂升华。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我的眼光丝毫也没有变化。我依然那么看，依然那么听，依然那么想；思想上依然那么奇怪地不合逻辑，动摇不定，轻率浮躁，这跟人们天知道为什么总以为思想可以统一而明确，是如此的相反。棺材外面将是一番什么光景，还有明天勒季谢娃姑母家将怎么议论我的死，这些想法都同样强烈地交集在我的脑际。

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

（1854年）

潘安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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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昵称。

[2]旧俄票面值三卢布的钞票。

[3]法语：够了。

[4]法语：放菜肴的吐司。

[5]一种浓烈的葡萄酒。

[6]谢肉节在大斋前的一星期。

[7]法语：我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