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

我们的小城不靠近边境,根本不靠近,它离边境还非常远,所以,小城里还没有一个人到过边境,到边境去得穿过荒凉的高原,当然也有广阔的富饶地区。只要想象一下这条路的一部分,就够让人疲惫的了,更长的路就根本不堪设想了。路上还有一些大城市,比我们的小城大得多。十个我们这样的小城并排摆开,上面再加上十个这样的小城,也赶不上一个这种庞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是在去边境的路上不会迷路,那么也肯定会迷失在这些城市里,而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太大了。但是,比边境离我们更远的,如果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的话——就像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二百岁的人更老——比边境离我们小城还远得多的是首都。我们偶尔还能听到边境战事的消息,但是,首都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是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因为政府官员当然与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每两三个月,他们就能得到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奇怪的是,我们小城中的人,竟然一声不响地遵从来自首都的所有命令,这一再令我感到震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这里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在首都,最高统治者相互取代,甚至连王朝都被消灭或推翻,新的王朝又重新开始,上个世纪,甚至连首都也被摧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后来,新首都也被摧毁了,旧都城又恢复了,这一切,对我们的小城其实毫无影响。我们的官员一直呆在他们的职位上,高级官员们都来自首都,中级官员们至少是外面来的,最低级的官员才出自我们当中,此事历来如此,我们也满意。最高官员是最高税务官,他有上校军衔,大家也这么称呼他。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但我认识他已多年,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上校了,开始,他升迁得很快,后来就似乎停滞不动了,但对我们这座小城来说,他的军衔已足够高,再高的军衔,我们就无力接纳了。每当我想象他的样子时,眼前总是出现他家那幢位于集市广场上的房子,他坐在平台上,身体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头上的屋顶上飘扬着帝国的国旗,平台非常大,甚至有时能在那里举行小型军事演练,四周晾着洗好的衣物。他的孙儿们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周围玩耍,他们是不许到下面的广场去的,其他孩子不配跟他们玩,但是,广场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把头从栏杆之间伸出去,当下面的孩子吵架时,他们就在上面跟着吵。

这个上校统治着这座小城。我想,他从没给任何人看过他的那份委任书。他肯定也没有这么一份文件。也许他真的是最高税务官,但这就是一切吗?难道这就使他有权力掌管所有行政部门吗?他的职位对国家是很重要,但对于市民却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人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大家说过:“你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了,那么请把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实际上,他并不是自己抢来这个统治权的,他也并非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最高官员,只是长期以来自动形成的,上校只不过是遵从了这个传统,像我们一样。

然而,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等级的差别也不算太大,但他的确与一般市民截然不同。如果有个代表团带着一个请求去见他,他就会像世界的墙壁一样站在那里。他后面什么也没有,人们猜测着那里还继续有几个声音在低声说话,不过那很可能是错觉,因为他就是一切的终结,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人们得见过他在这种接见时的样子才能明白。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去向他请求政府资助,因为最贫困的城区被一把火烧毁了,那次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当时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便把我带去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像这样的热闹,人人都争着去看,因为人多,几乎分辨不出谁是代表团的;由于这种接见通常都是在平台上举行,所以有些人就从集市广场攀着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了解上面事情的发展。当时是这样布置的,平台大约四分之一是留给上校的,其余地方挤满了人。几个士兵密切注意着一切,同时在上校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实际上,一个士兵就足够应付一切了,因为我们非常惧怕他们。我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很远的地方,他们长得非常相像,甚至用不着穿制服。他们个子矮小,并不强壮,但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是那口粗壮的牙齿,把口腔塞得满满的,还有就是他们那细小的双眼发出一种不安的光。由于这两点,他们就成了让孩子们害怕的人,但同时也是孩子们的乐趣,因为孩子们总想被那牙齿和眼睛吓唬一下,然后再惊恐地跑开。这种童年时代的惊吓,很可能到成年以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继续起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那些士兵说着一种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且他们也不能适应我们的语言,这使他们变得隔绝,不可接近,不过这也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沉默、严肃、呆板,他们其实不做任何坏事,但却让人觉得他们坏得无法忍受。比如说,一个士兵走进一家商店,买个什么小东西,靠在柜台边站着,听别人谈话,很可能什么也听不懂,但他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自己却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说话的人,然后又盯着听的人,手放在腰带上那把刀的刀柄上。这令人十分厌恶,于是大家都没有了聊天的兴致,纷纷离开商店,直到店里完全空了,那士兵才走。所以哪里有士兵出现,我们活跃的百姓就会变得沉默寡言。那一次也是如此。像在所有隆重场合一样,上校站得笔直,向前平伸的双手握着两根长竹竿。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大概的意思是:他这样支撑着法律,而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平台上将会发生什么事,但人们却习惯于每次都重又大吃一惊,那次也是,那个被指定发言的人不愿意开口,他已经站在上校对面了,却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借口又挤回人群中。另外就再也找不出愿意发言的合适人选——而不合适的人中却有几个毛遂自荐——当时混乱不堪,人们于是派人去找各种以能说会道著称的市民。这整个期间,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随着呼吸,他的胸部剧烈起伏。他并不是呼吸困难,只是他的呼吸非常明显而已,就像青蛙呼吸一样,只不过青蛙总是这样呼吸,而在他这里就不同寻常了。我悄悄从两个大人中间钻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观察着他,直到一个士兵用膝盖把我踢开。在此期间,那个原来选出来发言的人又打起精神,由两个同来的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讲话。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这个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讲话中,一直微笑着,那是一种最谦卑的微笑,它徒劳地试图在上校脸上唤起哪怕一丝微小的反应。最后,他提出了请求,我想他只是在请求减免一年的赋税,可能还请求能以低廉一些的价格购买皇家森林的木材。然后,他深深一躬不起,除了上校、士兵和后面站着的几个官员,所有人都弯腰鞠躬。作为孩子,我觉得好笑的是,站在平台旁梯子上的那些人不得不下几阶横木,以免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间歇时刻被看见,同时,他们还好奇地把头稍稍探出平台的地面,随时打探情况。这样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官员,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走到上校面前,努力踮起脚尖,而上校除了深深地呼吸之外,仍然一动不动,他朝那官员耳语了几句,于是,官员拍了拍手,大家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请求已被拒绝。你们走吧。”一种不可否认的如释重负感掠过人群,大家都往外涌去,没有人特别注意上校,他又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我只是看到,他疲惫地扔掉竹竿,竹竿掉到地上,然后,他倒在一张几个官员抬来的靠背椅上,急忙将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事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虽说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请求被满足,但那就好像是上校作为有权力的个人,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做的,所以,要对政府保守秘密,——当然,这话并没有直说,但整个气氛如此。在我们的小城里,据我们的判断能力,上校的眼睛就是政府的眼睛,但是也有一种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不能深入探究的。

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肯定会遭到拒绝。然而奇怪的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就过不下去,所以,去找上校获取拒绝,绝对不是一种形式。人们一次又一次精神饱满,严肃认真地去那里,然后离开,虽然不是群情振奋,兴高采烈,但也不感到绝望和疲惫。

据我的观察,有某个年龄层的人感到不满,这是些十七到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不可能早早地就预感到最无足轻重的事情的影响,更何况某种革命思想的影响。正是在他们中间,不满情绪在悄悄蔓延。

任卫东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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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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