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泰尔

1

安托万·布瓦泰尔大叔在整个这一带是专门干脏活儿的。人们要清一个坑、一厩肥、一口污水井，或者要掏一个阴沟、一洼烂泥什么的，总是去找他。

他带着掏污的工具来了；一开始干活，他就唉声叹气地抱怨起自己的行当来。如果有人问他：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干这让人厌恶的营生？他会无可奈何地回答：

“敢情，我有一大堆孩子要养活哟。干这个总比干别的挣得多一点。”

确实，他有十二个孩子。要是人家问起他们现在怎么样，他总是漫不经心地说：

“还剩八个在家里，一个在服兵役，五个已经成家。”

可是如果有人想知道那些孩子的婚姻美满不，他就会情绪激动地回答：

“反正我没有反对过他们。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反对过他们。他们喜欢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爱好是不能反对的，否则会坏事。我如今为什么是干脏活儿的，就是因为父母当年反对我的爱好。要不，我也许已经跟别人一样当上工人了。”

请听当年他父母是在什么事情上阻挠他的爱好的。

他当时在当兵，驻扎在勒阿弗尔。他不比别人笨，也不比别人机灵，只是有点儿过于单纯。自由时间，他的最大乐趣就是去码头上溜达；那里聚集着一些卖鸟的商贩。他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一位同乡结伴，沿着一个个鸟笼子不慌不忙地走。笼子里有绿背黄头的亚马孙河鹦鹉，灰背红头的塞内加尔鹦鹉，仿佛在暖房里培育出来的硕大的羽色华丽、羽冠高耸、好像由擅长微缩艺术的善良天主精心着色的金刚鹦鹉，以及红色、黄色、蓝色和五色斑斓的爱蹦爱跳的小的、很小的鸟儿。这各种各样的鸟儿，把它们的啼声跟码头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给卸货船只、行人和车辆的扰攘增添了遥远而神奇的森林才有的响亮、尖锐、叽叽喳喳、震耳欲聋的喧声。

布瓦泰尔时不时地停下来。他兴致勃勃，睁大了眼，张着嘴，向囚笼里的白鹦鹉露出他的牙齿；这些鹦鹉则用它们白色或黄色的羽冠，朝他的红色短套裤和裤带的铜扣子频频点头致意。每当他遇到一只会讲话的鸟，便向它提问；如果这只鸟这天肯于回答他并且和他对话，他会一直到晚上都感到高兴和满足。看猴子他也乐不可支。他简直不可想像，除了像养猫养狗一样拥有这些鸟儿，一个有钱人还能有什么更奢华的享受。他这种爱好，这种对异国事物的爱好，是生来就有的，就像有些人爱打猎，有些人爱行医或者传教。总之，每次兵营大门一开，他就急不可待地来到码头，仿佛有一股强烈的欲望吸引着他似的。

有一天，他几乎陶醉了似的站在一只奇大无比的金刚鹦鹉前面，看那鹦鹉蓬起羽毛，身子俯下又挺起，就像在鹦鹉国的朝廷上行大礼。就在这时，只见与鸟店毗邻的一家小咖啡馆的门开了，一个扎红头巾的黑人姑娘走出来，把店堂里的瓶塞子和灰沙扫到街上。

布瓦泰尔对动物的注意力马上分了一半给这个女子；他甚至弄不清，他此刻最惊喜交加地注视着的，是这两种生物中的哪一种。

黑姑娘把咖啡馆里的垃圾扫出来以后，抬起头，看见这身士兵的制服，也好一阵子眼花缭乱。她面对他站着，手拿扫帚，就像在向他举枪致敬；而这时那只金刚鹦鹉还在继续鞠躬行礼。过了一会儿，这当兵的被看得不好意思，迈着小步走开了，免得像是落荒而逃。

不过他后来又来了。他几乎每天都要从科洛尼咖啡馆前面经过，而且经常隔着玻璃窗看到这个黑皮肤的小个子女佣给港口的水手们端啤酒或者烧酒。看见他，她也经常走出门来。很快，虽然他们还没有说过话，可是已经像熟人似的互相微笑致意了。看到姑娘深色的双唇间突然露出闪亮的牙齿，布瓦泰尔的心就激动起来。一天，他终于走进去；发现她和大家一样在讲法语，他大感惊异。他要了一瓶柠檬水，请她喝一杯，她接受了，这成了他记忆中永远难忘的最甜美的一瓶柠檬水。他甚至养成了习惯，常去这家港口小咖啡馆喝各种他的收入允许的软性饮料。看这小女佣的黑手往他的杯子里倒什么，露出比眼睛还明亮的牙齿，成了他节日一样的欢乐时刻，不断思念的一种幸福。经过两个月的交往，他们成了好朋友。布瓦泰尔惊奇地发现，这黑女人的想法和本地女子的正统想法完全一致，也节俭、勤劳、虔诚信教、循规蹈矩，就越发爱她了，甚至爱到要娶她。

他把这计划告诉了她，她高兴得手舞足蹈。而且她还有一点钱，是一个收养过她的卖牡蛎的女贩子留给她的。她当初被一个美国船长搁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那船长是在船开出纽约数小时以后才发现她的，当时她才六岁，蜷缩在船舱里的棉花包上；船到勒阿弗尔，他就把这个不知被谁、也不知怎样被藏在他船上的小黑娃儿丢给这个好心的卖牡蛎的女人照管。卖牡蛎的女商贩死了，年轻的黑姑娘就成了科洛尼咖啡馆的女佣。

布瓦泰尔又说：

“如果我父母不反对，就这么办。不过你要知道，我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思，那是绝不能的！我下次回家就争取他们的同意。”

果然，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获准休假二十四个小时，就回家了。他父母在依弗托附近的图尔特维尔务农，有一个小庄园。

他等待着饭后喝咖啡，那时候说话都比较坦率，最适合告诉父母他找到一个合他心意、各方面都合他心意的姑娘，在这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这么让他称心满意的姑娘了。

两个老人，一听到这个话题，马上变得谨慎起来，要他说详细些。他什么也没隐瞒，除了她皮肤的颜色。

她是个女佣，财产不多，可是勤劳、整洁、品行端正，而且是个好参谋。所有这些比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的钱更有价值。再说，她还是有一点钱的，那一小笔钱，也差不多相当于一份嫁妆了，明说了就是一千五百法郎的储蓄。两老被他说服了；他们相信他的判断，所以逐渐退让。这时他该谈到那棘手的一点了。他有些勉强地笑了笑，说：

“只有一件事，也许不合你们的心意：她长得不白。”

他们不解其意；为了不引起他们的嫌恶，他不得不费了很长时间字斟句酌地向他们解释，说她属于一个深肤色的种族，这样的人他们只在埃皮纳尔的画片上看到过。

这时他们不安起来，有些困惑，甚至有些惊慌了，仿佛他向他们提出要和魔鬼结亲似的。

“黑？多黑？浑身都黑吗？”

他回答：“当然啰，全身都黑，就像你全身都白一样。”

父亲接着说：“黑？是不是像锅底那么黑？”

他回答：“也许稍微好一点！不过黑得一点也不让人讨厌。本堂神父的教袍也是黑的，可是并不比白色的宽袖法衣难看呀。”

父亲说：“在她本国，还有比她更黑的吗？”

儿子深信不疑地说：

“当然有！”

但是那老人却摇了摇头。

“那一定很让人讨厌。”

儿子说：

“并不比别的东西让人讨厌，用不了多久就习惯了。”

母亲问：

“这种皮肤，不会弄脏内衣吗？”

“不会的，跟你的皮肤一样，因为那只是她的肤色。”

总之，在又提了很多问题以后，大家商妥：在见到那姑娘以前，二老先不做任何决定；小伙子下月就服役期满，到时候把她带回来仔细瞧瞧，商量一下再决定她是不是黑到不能进布瓦泰尔家的程度。

于是，布瓦泰尔宣布：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他将带女朋友一起到图尔特维尔去。

为了这趟前往情郎父母家的旅行，她穿上了以黄、红和蓝为主色的最美、最耀眼的衣服，就像为国庆节而张起的一面彩旗。

从勒阿弗尔动身的时候，在车站里，很多人都看她；布瓦泰尔胳膊上挽着一个如此引人注目的姑娘，很觉自豪。后来，进了三等车厢，她坐在他旁边，农民们更是大为惊奇，连相邻车室的人也登上长凳从隔板上面看她。看到她的样子，一个小孩吓哭了，另一个小孩把脸躲进母亲的围裙。

不过直到终点站一切顺利。只是车快到依弗托减速前进的时候，安托万不自在起来，就好像军事理论课还没温习好，却就要面临考核。过了一会儿，他从车门探出身，远远地认出拉着驾车马缰绳的父亲，和一直挤到拦住看热闹的人的栅栏前的母亲。

他第一个下车，把手伸给女朋友，然后，像护送一位将军似的，向家人走去。

母亲见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黑女人由儿子陪伴着走过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父亲好不容易才稳住那匹不知让火车头还是让黑女人惊得连连直立的马。不过布瓦泰尔呢，又见到二老，由衷地高兴，猛扑过去，亲了母亲，又亲父亲，也不管那匹小马多么惊骇。然后，他转身朝着正被异常惊奇的路人驻足观望的女伴，解释道：

“她来了。我对你们说过，乍一看，她是有点儿让人受不了，可是一旦了解了她，千真万确，世上没有比她更讨人喜欢的了。向她问个好，免得她紧张。”

布瓦泰尔大妈已经吓得没了主张，忙行了个屈膝礼；大叔则摘下鸭舌帽，低声说了句：“祝您万事如意。”接着，他们没再耽搁，就爬上小马车。两个妇女坐在后面的椅子上，路上遇一个坎儿，她们就颠得蹦几下。两个男人在前面，坐在一条长凳上。

谁也不言语。忐忑不安的布瓦泰尔用口哨吹着一首兵营里的曲子。父亲拿鞭子抽打着小马。母亲时不时用打探的目光瞅一眼那黑姑娘。黑姑娘的脑门儿和颧骨像刚擦了油的皮鞋似的在阳光下闪亮。

安托万决意打破坚冰，他回过头：

“我说，怎么不聊点儿什么？”

“慢慢来呀。”母亲回答。

他又说：

“要不，你给小姑娘讲讲一只母鸡八个蛋的故事吧。”

这是个家里人都知道的笑话。可是母亲心烦意乱得连动弹的力气也没有了，始终一言不发；因此他就亲自动口讲这个难忘的奇遇故事，一边讲一边乐。父亲已经把这故事熟记在心，刚听了开头就笑逐颜开。他妻子也紧跟着露出了笑容。连那个黑姑娘，听到最逗乐的段落时，也突然放声大笑；笑声很响，像车轮隆隆，像湍流汹涌，把马激得一阵小跑。

大家熟悉了，就开始交谈。

到了家，众人下了车，布瓦泰尔把女友领到屋里脱掉连衣裙，免得弄脏，因为她要做一道拿手的菜，以口腹之惠取得二老的欢心。然后他把父母拖到门外，心里直打鼓，但还是问：

“嗳，你们说怎么样？”

父亲不吭声。母亲胆子大些，表示：

“她太黑了！不行，真的，太黑了。我都吓坏了。”

“您会习惯的。”安托万说。

“可能吧；不过现在还不习惯。”他们走进屋。好心的女人看到黑人姑娘正在做菜，很感动，于是撩起裙子帮着干起来，而且不顾自己年纪大，干得很起劲。

这顿饭很香，吃了很久，吃得很愉快。接着他们又到屋外去兜一圈，安托万乘机把父亲拉到一边，问：

“喂，爸，您说怎么样？”

这农民还是不肯表态。

“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去问你妈。”

于是安托万又去找他母亲，把她拖到后面：

“嗳，妈，您说怎么样？”

“我可怜的孩子，真的，她太黑了。哪怕少许不那么黑，我也不会反对，可是她太黑了。简直像撒旦[3]。”

他不再央求，因为他知道老太太固执；可是他感到一阵悲伤像暴风雨般袭上心头。他寻思自己该做什么，还能想出什么招儿来；而另一方面他又奇怪她怎么未能征服二老，既然她曾经让自己一见钟情。他们四个人慢步穿过麦田，又渐渐沉默下来。当他们沿着一道篱笆走时，庄园主人都出现在栅栏门边，顽童们爬上高坡，所有人都涌到路边，看布瓦泰尔家的儿子带回来的“黑女人”走过。老远就可以看到人们穿过田野跑过来，就像听到击鼓宣布怪物表演时赶来观看似的。布瓦泰尔大叔和大妈见他们每到一处都引起这么大的好奇心，吓坏了，连忙肩并肩加快脚步，远远地走在儿子前面；这时候儿子的女伴正在问他，他父母对她有什么看法。

他迟迟疑疑地说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可是在村公所的广场上，兴奋的人们从各家各户蜂拥而出；面对粗鲁的人群，两位老人连忙逃跑，一直跑到家；怒气冲冲的安托万挽着他的女朋友，在惊讶得目瞪口呆的乡邻面前，高视阔步地前进。

他明白这件事算完了，再也没有希望，他娶不了他的黑姑娘。她也明白了。快到他家庄园的时候，他们两人都痛哭起来。他们一到家，她就脱掉连衣裙帮大妈干活；大妈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去乳品房，去牲口棚，去家禽场，拣最重的活儿干，不断地说：“让我来干，布瓦泰尔太太。”以致到了晚上，老太太深受感动，虽然她依然毫不容情。她对儿子说：

“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姑娘。很可惜，她长得这么黑，真的，她太黑了。我没法习惯；她一定得回去，她太黑了。”

于是儿子对他的女朋友说：

“她不愿意，她觉得你太黑了。你只能回去了。我把你送上火车。没关系，别难过。你走了以后我再跟他们谈。”

他于是把她送到车站，说了些让她还抱着希望的话；拥吻了她以后，他扶她登上车厢，泪水汪汪地目送列车远去。

他徒劳地哀求双亲。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每当安托万·布瓦泰尔讲完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总是补充说：

“从那以后，我就对什么都没有心思了，压根儿没有心思了。什么行当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干脏活的。”

常有人对他说：

“可您还是结婚了呀。”

“没错，我不能说不喜欢我老婆，既然我已经生了十二个孩子；可是她跟另一个根本不一样，啊，不，肯定不一样！另一个，嘿，我的黑女人，只要她看我一眼，我就神魂颠倒。”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巴黎回声报》；同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左手》。

[2] 罗贝尔·潘松（1846—1925）：莫泊桑的好友，曾演过莫泊桑青年时的剧作，与莫泊桑一起在塞纳河划船。后任鲁昂图书馆馆长，为莫泊桑的小说创作提供过一些故事素材。

[3] 撒旦：《圣经》故事中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