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

开往纳伊[2]的小火车刚驶过玛约门，正沿着通往塞纳河岸的林荫大道奔驰。小车头拖着它那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碍事的行人车辆，像一个气喘吁吁的长跑者，喷吐着蒸气；活塞就像两条运动中的铁腿，嗑嗵嗑嗵响着向前匆匆迈进。夏日傍晚的闷热笼罩着路面；虽然一丝风也没有，还是扬起阵阵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又浓又呛人，而且热烘烘的。这尘土粘在人们湿漉漉的皮肤上，眯住人们的眼睛，甚至钻到人们的肺里。

大道两旁，不少人走到户外，希望能透透气。

车窗的玻璃都拉开了；车子开得很快，窗帘迎风飘舞。只有寥寥几个人坐在车厢里（在这样的大热天，人们更喜欢待在车的顶层和露台上）。其中有几个装束的格调不怎么雅致的胖太太；这些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缺乏高贵的风采，却傲慢得不合时宜。还有几个在办公室辛劳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男士，脸色蜡黄，躬腰缩背，因为长年伏案工作，看上去一个肩膀有点高。从他们焦虑不安、愁眉不展的面孔，就知道他们家庭生活中烦恼重重，经常手头拮据，昔日的希望已经注定成为泡影。他们全都属于那支落魄潦倒的穷鬼的大军，在巴黎周边近乎垃圾场的田野上，用石膏板搭起的单薄的房子里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门外的一小块花坛就算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脸颊有些浮肿，肚子垂在叉开的两腿中间，穿一身黑色衣服，挂着勋章绶带。他正在跟一位先生聊天。对方身材瘦长，不修边幅，穿着肮脏的白色亚麻布衣服，戴一顶陈旧的巴拿马草帽。前一位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说起话来慢慢腾腾，吞吞吐吐，有时候简直就像个结巴。后一位曾经在一条商船上当过卫生员，最后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旁边开业，用他一生走南闯北仅剩的似是而非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很有些流言飞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每天早上守常不变地去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赶去办公的相同的脸；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他亲眼看着变老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区的拐角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又去买两个小面包，然后就走进部里，那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马不停蹄赶到办公室。他总是惴惴不安，时刻都在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能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对什么都不关心。不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什么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从来不谈公务以外的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不过这个科员想起一件事总是愤愤不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有银线饰带而被人称做“白铁匠”的，一调进部里就能当上副科长或者科长。每晚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与他同仇敌忾的妻子，有根有据地论证：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漂洋航海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极不公平。

他现在已经老了。可是他竟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一生是怎么过去的，因为他出了中学大门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只不过从前望而生畏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一看见这些衙门暴君的门槛，他就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在人前总显得窘迫不安，和人说话总是低声下气，甚至紧张得口吃，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恐惧心理所致。

他对巴黎的了解，并不比一个每天牵着狗到同一家门口讨饭的瞎子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苏一份的报纸上读到什么大事或者丑闻，他也认为都是凭空杜撰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是个秩序的拥护者，保守派，虽无一定政见但敌视一切“新鲜事物”的保守派。凡是政治新闻他都略过不看，何况他那份报纸拿了某一方的钱，总是为满足该方的需要而对新闻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像是人地生疏的旅游者彷徨在遥远的异乡。

就在今年，他完成了按规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务。一月一日那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漫长而又悲惨的苦役（或者美其名曰“忠诚服务”）的。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出于对自己所属的“勋位团”理所当然的礼貌和尊重，从那以后，他就取缔了杂色的长裤和式样花哨的上衣，只穿黑色裤子和更适合佩带他那宽宽的“勋章绶带”的长礼服；他每天早上都要刮脸，仔细清理手指甲，并且每两天就换一次衬衫。总之，一晃儿工夫，他就变成了另一个卡拉旺，整洁，庄重，而且待人接物还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

在家里，他说什么都要扯上“我的十字勋章”。他甚至骄傲到如此程度，对别人在扣眼上挂的任何一种勋章都无法容忍。他见了外国勋章尤其怒不可遏，——“这种勋章，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看不惯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总是挂着一条不三不四的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还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的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仍是老生常谈。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涉及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他们对这些弊端都很反感，可是纳伊市的市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指望通过闲谈的方式捞到些许免费的指点，甚至是一次诊断呢，只要做得巧妙，别让他看出破绽。再说，他母亲的情况近来让他十分担心。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过来。虽然九十高龄了，可她就是不同意去看病。

卡拉旺一提到母亲的高寿，就心情激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活这么大岁数的人，您常见吗？”说罢，他就深感幸运地搓搓手，倒不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在世上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而是因为母亲寿命长，也是他本人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嘿嘿！我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他在转瞬间端详了一下对方通红的脸，肥肥的脖子，坠在两条松软的粗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虚胖的老职员容易中风的浑圆的身坯；然后，一只手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白色巴拿马草帽，冷冷一笑，回答：“未必吧，老兄，令堂瘦得皮包骨，可阁下呢，胖得像个汤桶。”卡拉旺被他说得心慌意乱，哑口无言。

好在这时候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经常光顾的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是朋友，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张桌上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他们互相热情地打了招呼，并且问了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呀”，然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就告辞出来。他们头也不抬，只是伸出手来互相握了一下，便各自回家吃饭。

卡拉旺住在古尔博瓦广场附近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是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个卧室、一个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根据需要从这间屋子搬到那间屋子。卡拉旺太太把时间都花在打扫卫生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利普-奥古斯特跟邻里的孩子们在大街边的阳沟里游戏。

卡拉旺把母亲安置在楼上。老太太的小气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而她又长得瘦骨嶙峋，所以人们说：“天主”把他精打细算的原则都用在她身上了。她总是心情恶劣，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发脾气。她经常隔着窗口，冲着街坊、卖菜小贩、清道夫和儿童破口大骂。为了报复她，她出门的时候，孩子们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大叫：“老—妖—精！”

一个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的诺曼底来的小女佣，给他们做家务活。为了预防意外，她睡在三楼，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的时候，他那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布，擦那几把分散在几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的桃花心材的椅子。她总是戴着绒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那便帽缀有五彩缎带，还老往一边耳朵上滑。每逢有人撞见她刷呀、扫呀、擦呀、洗呀，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我也有我奢侈的地方，那就是清洁，它跟别的奢侈同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在一切事情上她都是丈夫的向导。每天晚上，在饭桌上，然后在床上，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虽然她比他小二十岁，他却像对神父似的，对她无所不谈，并且不论什么事都遵从她的意见。

她压根儿就不曾漂亮过；现在更丑，又矮小又干瘦。她那微小的女性特征，本来还是可以巧妙地显露一二的；但她偏偏对着装一窍不通，也就被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好像总往一边歪。无论什么场合，哪怕在大庭广众面前，她也经常在自己身上抓抓搔搔，几乎成了一种怪癖。她容许自己使用的唯一装饰品，是她惯常在家里戴的那顶点缀着许多缎带、她自以为很美的便帽。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就直起腰，吻着他的颊髯，问：“我的朋友，你想着去波丹[3]了吗？”（这话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他听了马上垂头丧气地倒在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把这事儿忘了。他说：“真是邪了门儿啦，我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可是没用，到了傍晚还是忘了。”见他很难过，她就安慰道：“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

她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问：

“哪个科？”

“对外采购科。”

她气呼呼地说：

“这么说，是拉蒙的那个位子了，正好是我希望你得到的那个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

他喃喃地说：“退休了。”她立刻暴跳如雷，便帽一直滑到肩膀上：

“完了！你看，这个破地方，现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波纳索。”

她拿起总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找，念道：“波纳索。——土伦。——一八五一年出生。——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心里雨过天晴。他乐得肚子直抖。“跟巴兰，他的科长巴兰，正好是一路货色。”接着，他就开怀地笑着，讲起他那个部里人全都觉得精彩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军港，他们乘观光小火轮也会晕船呢。”

不过，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咕哝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个有交情的议员就好了！只要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立马就会垮台……”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的吵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那儿玩耍回来了，他们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步步为营，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横眉怒目地冲了出去，一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他们，把他们推进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向他扑过去。他慈祥地吻他们，吻了很久，然后坐下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跟他们谈心。

菲利普-奥古斯特是个小淘气，头发乱糟糟的，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干净，脸上一副白痴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她母亲，说话也像她，张口就像在重复她的话，甚至连手势也跟她一模一样。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呀？”他开心地回答：“宝贝女儿，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咱家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有个新来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子。”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体恤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从你肩膀上蹿上去了。”

他敛起笑容，没有回答；然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窗户的妻子：“妈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旺太太停下擦窗户的动作，转过身来，把已经完全滑到背上的便帽重新戴好，嘴唇颤抖着说：

“哈！对啦！咱们就来谈谈你妈吧！她跟我唱了一出好戏！你想想看，理发师的妻子勒博丹太太上楼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好我出去了，你妈就像对待乞丐似的，把人家撵了出去。所以我回来也把老太太修理了一下。可她跟往常一样，人家指出她的不是，她总是假装听不见。其实，她耳力并不比我差，是不是？她根本是在装蒜。她一声不吭，立刻就上楼去了，这就是证明。”

卡拉旺十分尴尬，沉默不语。正好，小女佣闯进来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拿起总是藏在墙角的那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捅了三下，通知他母亲下来吃饭。然后他们便到饭厅去。卡拉旺太太分好汤，等老太太下来。等呀等，汤也凉了，她还不下来，他们只好先慢慢地吃起来。各人盘子里的汤都喝完了，他们又等。卡拉旺太太恼火了，就拿丈夫撒气：“她这是成心捣乱，你明知道。可你还是老护着她。”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打发玛丽-路易丝去叫奶奶。他妻子气愤地用刀尖敲打着酒杯的杯脚，而他只低着头，一动不动。

门忽然开了，只有女儿一个人回来，她气喘吁吁，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说：“奶奶倒在地上了。”

卡拉旺猛地站起来，把餐巾往桌子上一扔，就跑了出去，楼梯上响起他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他妻子认为婆婆又在耍什么花招，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慢吞吞地跟上楼去。

老太太脸冲下直挺挺地倒在屋子中间。儿子把她翻过身来，只见她的脸纹丝不动，毫无表情；皮肤蜡黄，皱纹密布，好像硝过似的；两眼紧闭，牙关紧咬，干瘦的身躯已经发硬。

卡拉旺跪在她身边，一边呻吟一边喊：“妈呀，我可怜的妈呀！”不过卡拉旺太太端详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得啦，她又晕过去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不过是耽误咱们一顿饭罢了。”

他们把老太太抬到床上，脱光了衣裳。卡拉旺，他妻子，还有女佣，三个人一齐动手给她揉搓身子。可是，尽管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于是他们打发罗萨丽去请舍奈“医生”。他住在絮莱纳附近的河边，路很远。等了很久，他终于到了。他察看过老太太，又把了她的脉，听了她的心音，宣布：“完了。”

卡拉旺扑在母亲身上，随着急促的抽噎，他的身子也在抖动。他拼命吻着母亲那张僵硬的脸，哭得那么伤心，大颗的眼泪像水滴似地洒在死者的脸上。卡拉旺太太也适可而止地悲痛了一会儿，然后就站起来，立在丈夫背后，微微地呜咽着，不住手地揉着眼睛。

卡拉旺的眼睛都哭肿了，稀稀落落的头发也纷乱了，由衷的悲伤把他的人也变丑了。他忽然站起来，说：“不过……您能肯定吗？医生，您确实能肯定吗？……”卫生员连忙走过来，以老练利索的手法摆弄着尸体，像商人夸耀自己的货物似的，说：“瞧，朋友，您瞧这眼睛。”他翻开老妇人的眼皮，眼珠在他手底下露了出来，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瞳孔有点儿扩大。卡拉旺的心就像让人扎了一刀似的，吓得浑身发毛。舍奈先生又抓起老太太蜷着的胳膊，使劲扳开她的手指头，好像冲着一个辩论对手似的，咄咄逼人地说：“您看看这只手。放心吧，我绝不会弄错。”

卡拉旺又扑到老人身上，呼天抢地。他妻子一边虚情假意地哭着，一边料理着必要的事。她把床头柜搬过来，铺上一块餐巾，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了；又从壁炉台上取下挂在镜子背后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蜡烛之间的一个盘子里；没有圣水，就往盘子里倒满清水。然后她想了想，抓了一撮食盐扔在水里，大概以为这就算完成了祝圣的仪式。

布置完死神降临时应有的场景，她就一动不动地站着。刚才帮着她布置的卫生员，这时低声对她说：“最好把卡拉旺领出去。”她点头赞同，便走到仍然跪在那里不住呜咽的丈夫身边，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搀了出去。

他们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妻子连连吻着他的额头，开导了他一番。卫生员也在一旁帮腔，劝他要坚强，要拿出勇气，要安于天命，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人遇到这种天降横祸时根本办不到的。接着，他们俩又搀着他，把他领了出去。

他像个胖娃娃似的哭哭啼啼，痉挛了似的抽噎着，有气无力，胳膊耷拉着，两腿发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地移动着两只脚，走下楼去。

他们把他安置在平常吃饭坐的那把扶手椅上，面前是快要空了的汤盆，他的汤勺还浸在没喝完的汤里。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着酒杯发愣；他如痴如呆，已经什么也不想了。

卡拉旺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和医生谈话，打听该办的手续，请教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宜。舍奈先生好像还在等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拿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就要走。她这才恍然大悟：

“怎么，您还没有吃晚饭吗？那就留下在这儿吃吧，医生，留下在这儿吃吧！我们有现成的，这就给您端上来。您知道，我们也吃不了多少。”

他婉言推辞；可是她坚持挽留，说：

“这算得了什么呀，您就留下吧。遇到这种时候，能有个朋友在身边，真是件难得的事。再说，您也许能够劝我丈夫吃点东西提提神；他非常需要打起精神来呀。”

医生鞠了个躬，把帽子放在一件家具上，说：“既然如此，我只好从命啦，太太。”

她对冲昏了头的罗萨丽吩咐了几句，自己也坐下吃起来，照她的说法，不过是“装装样子吃点儿，陪陪‘医生’”。

凉了的汤又端上来。舍奈先生喝完了，又要求添了一次。接着上的是一盘里昂式牛肚，散发出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旺太太也决定尝一点。“味道好极了。”“医生”说。她笑了笑：“真的吗？”然后转过脸来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可怜的阿尔弗雷，哪怕垫垫肚子也好，想想看，你还要熬夜呢！”

他顺从地递过盘子去，好像即使她命令他马上上床睡觉，他也会照办不误。实际上他现在已经任人摆布，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思考了。然后，他就吃起来。

“医生”自己动手，一连从菜盘里取了三次。卡拉旺太太呢，隔不大会儿就用叉子叉一块牛肚，刻意装作漫不经心似的吞下肚去。

满满一盆通心粉端了上来，“医生”咕哝说：“嘿！这可是好东西。”这一次，卡拉旺太太给每人分了一份，甚至连孩子们的小碟子都盛满了。没人顾得上管他们了，两个孩子连扒带地吃着碟子里的食物，喝着不掺水的葡萄酒，已经在桌子底下用脚开起战来。

舍奈先生想起罗西尼[4]对这道意大利美食的喜爱，冷不丁地说：“瞧！还押韵呢；很可以作一首诗，用这样的诗句来开头：

大作曲家罗西尼

吃通心粉成了癖……”

不过并没有人听他说话。卡拉旺太太忽然变得若有所思：她在考虑这个变故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她丈夫呢，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儿，放在桌布上，像白痴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面球。他好像嗓子眼儿干渴难熬，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那被打击和悲伤搅乱了的脑袋，变得轻飘飘的，仿佛在刚开始的艰难的消化过程突然造成的晕眩里乱舞。

“医生”呢，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旺太太也在经受神经震动之后必有的反应，兴奋，烦躁，虽然喝的是白水，头脑也有点晕乎了。

舍奈先生开始讲起几个遇到丧事的人家发生的事来，在他看来这些事真是荒唐透顶。因为在巴黎的这个郊区，住满外省来的居民，常可以看到乡下人对死者，不管是亲爹还是亲娘，表现出的那种冷漠，那种缺乏敬意，那种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残酷无情。这些事在乡下司空见惯，在巴黎却十分罕见。他说：“瞧，就在上个星期，皮托街有一家来请我。我连忙跑了去。到了那里，病人已经死了，家属却围在床边若无其事地喝着茴香酒。这瓶酒原是头天晚上买来，给垂危的病人过过瘾的。”

不过卡拉旺太太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一心在想着遗产；卡拉旺则是头脑空空，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咖啡倒好了；为了提神，煮得很浓。兑了白兰地的咖啡，顿时在他们的双颊添上一层红晕，并且把他们已经神志恍惚的头脑里仅剩的一点思想搅得更乱。

随后，“医生”又突然抓起白兰地酒瓶，替每人斟上一杯“涮杯酒”。食物消化产生的温热让他们懒洋洋的，餐后烈酒产生的肉体的恬适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醉，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慢慢啜着在杯底形成淡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罗萨丽把他们送上床。

大凡遇到不幸的人，都喜欢以酒浇愁；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卡拉旺禁不住又一连喝了好几杯白兰地；他那呆滞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医生”终于站起来，准备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说：

“嘿！跟我一块儿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一个人烦恼的时候，不应该老待着不动。”

对方听从他的劝告，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两人臂挽着臂，在星光下向塞纳河走去。

一阵阵芳香在热烘烘的黑夜里飘拂，因为周围的花园在这个季节里正鲜花盛开。花的香气好像在白天沉睡，天一黑就甦醒过来似的，混合在黑暗中吹过的微风里四处洋溢。

宽阔的大街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两行煤气街灯一直伸向凯旋门。然而，在凯旋门那一边，巴黎在一片红雾笼罩下仍然热热闹闹，那是一片持续不断的喧嚣。远处的平原上，偶尔有一列火车开足马力奔来，或者穿过外省朝海滨驶去，火车拉响了汽笛，仿佛在和那片喧嚣遥相呼应。

户外的空气吹拂着他们的脸，一开始颇让他们感到意外，以致“医生”差点儿失去平衡；卡拉旺吃了晚饭就感到头晕，这一下晕得更厉害。他好像在梦里走路，昏昏沉沉，疲软无力。因为陷入精神麻木状态，他不再感到强烈的悲伤，甚至感到轻松些了。弥漫在黑夜里的温馨的花香，更增加了他轻松之感。

他们到了桥头，就顺着河向右走。塞纳河向他们迎面送来一阵凉风。在一排高耸的白杨树构成的帷幔前，河水忧郁而默默地流着；星星被河水荡漾着，仿佛在水中游泳。飘浮在对岸的淡白色的薄雾，给人的肺带来一股潮湿的气息。卡拉旺突然站住，因为这河水的气息在他心里勾起一件件久远往事的回忆。

他仿佛看见从前的母亲，自己小时候的母亲，在那遥远的庇卡底[5]，在自家门前，跪在那流过他家园子的小溪边，弯着腰，正在洗她身边的一堆衣裳。他仿佛听见她在寂静的田野上的捣衣声和她的喊声：“阿尔弗雷，给我拿块肥皂来。”他重又感觉到那同样的流水的气息，那流水淙淙的土地上腾起的同样的薄雾，和那一直留在他心头难以忘怀的沼地上蒸起的水气的味道，而这一切恰恰出现在母亲刚死的这个晚上。

他停下来，僵立不动，悲情哀思重又袭上心头。就仿佛一道闪电，一下子把他的不幸暴露无遗；遇上这飘忽的微风，他重又陷入无法挽救的痛苦的深渊。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次永无尽期的离别撕碎了。他的一生从此被一切两段；他的年轻时代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被死神整个儿吞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的“过去”结束了，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全都化为乌有；再也没有人能和他谈谈往事，谈谈他从前熟悉的人，他自己以及他过去生活中那些私密的事。他生命中的那一部分已不复存在，现在轮到另一部分等待着死亡了。

往事开始一件接一件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他又看见年轻的“妈妈”，穿着旧连衣裙，那些衣裳已经穿了那么久，在他的印象里已经和她本人分不开了。他在原已忘记的千百个场景里，又找到了母亲模糊的面容，她的手势、语调、习惯、怪僻、易动的肝火、脸上的皱纹、瘦手指的动作，以及那些亲切而又不会再有的姿态。

他扒着“医生”的肩膀，不住声地呜咽着。他两条绵软无力的腿颤抖着，整个肥胖的身躯随着哭声哆嗦着，嘴里咕哝着：“妈妈，我可怜的妈妈，我可怜的妈妈呀！……”

但是，他那个仍然醉醺醺的同伴，此刻正想着到经常偷偷光顾的那个地方去结束这个夜晚。他被卡拉旺这阵猛然发作的哀伤弄得很不耐烦，扶着他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以后，几乎立刻就借口去看一个病人，撇下他走了。

卡拉旺哭了很久。后来，眼泪哭干了，痛苦可以说也跟着流光了，他又感到轻松、舒适了，心情也突然平静下来。月亮升起；大地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高大的白杨树泛着银光，平原上的雾就像浮动的雪。河面不再有星星游泳，而是仿佛铺满了珍珠；河水依旧流淌，激起闪烁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含着花香。沉睡中的大地透露出几分柔韧，卡拉旺尽情领味着这黑夜的甜美。他深长地呼吸着；一股清新、宁静的感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慰，似乎也随之渗透他的全身。

不过，为了抗拒这来得不合时宜的舒适感，他一遍遍地说着：“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出于正直人的良知，他想哭，可是他又哭不出来。甚至连刚才还让他嚎啕大哭的那些回忆，也引不起他的半点悲情了。

于是他站起来，循着原路慢步往回走。他沉浸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大自然的寂静里，自己的心也非他所愿地平静了下来。

他走到桥头，只见末班小火车打着即将出发的信号灯；小火车的背后，环球咖啡馆的窗内灯火通明。

他觉得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幸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切。于是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门，径直走向柜台。老板正在那里坐镇。他本希望会有这样一种效果：所有的人都站起身，走过来，一边主动和他握手，一边问：“咦，您这是怎么啦？”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脸上的忧伤。他于是俯在柜台上，两手捧着头，咕咕哝哝地说：“主啊！主啊！”

老板打量了他一眼，问：“卡拉旺先生，您是不是病了？”他回答：“我没病，可怜的朋友，是我母亲刚刚去世了。”对方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恰好这时候店堂尽头有个客人在叫：“来一大杯啤酒！”他立刻扯着嗓门吓人地应道：“是咧！……这就来！”撇下愕然的卡拉旺，赶去侍候客人。

三个牌迷仍然在晚饭前的那张桌子上，全神贯注、雷打不动地打多米诺骨牌。卡拉旺走过去，寻求他们的同情。他们当中好像谁也没注意到他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口。“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对他们说，“我遭到了一场大祸。”

那三个人同时微微抬了抬头，不过眼睛仍然盯着手上的牌。“怎么了？”“我母亲刚刚过世了。”他们中的一个咕哝道：“喔唷！”同时做出一个明明无动于衷却假装难过的表情。另一个人找不出什么话说，摇了摇头，吹了一个表示伤心的口哨。第三个人又打起牌来，好像心里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卡拉旺本来期望的是一句所谓“出自真心”的话。现在一看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就走开了。这些人对朋友的痛苦居然如此冷漠，让他感到气愤，尽管他的痛苦此刻已经大大缓和下来，连他自己也不怎么感觉得到了。

他于是离开了咖啡馆。他妻子身穿睡衣，正坐在开着的窗户旁边的一把小椅子上等他。原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她说，“咱们上了床再说。”

他抬起头，目光望着天花板，说：“可是……楼上……一个人也没有。”“放心吧，罗萨丽守在她身边呢。你先打个盹儿，到早上三点钟去替她。”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脱掉衬裤；头上包了一条围巾，就跟在妻子后面钻进被窝。

他们先并排坐了一会儿。她在想心事。

即使在这个时候，她的睡帽上也缀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而且略微向一边的耳朵上歪着，好像受到她戴便帽养成的那个无法克服的习惯影响似的。

她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吗？”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我看没有……大概没有立过。”卡拉旺太太盯着丈夫的脸，压低了声音，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是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服侍她，我们供她住，供她吃，怎么说也有十年啦！换了你妹妹，她绝对不会干。就是我，要是早知道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也不会干！是的，将来人们想起她来，这可是件丢脸的事！你也许会对我说，她付给我们膳宿费呀。不错，但是子女们的照料，可不是花点钱就能付得清的，应该在死后用遗嘱来表示感激才对。正直体面的人都是这么做的。看来，我是白辛苦、白忙活了！真卑鄙！啊！真卑鄙！”

卡拉旺被弄得心烦意乱，连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好不好。”

她数落了半天，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又用平常的声调说：“明天上午应该通知你妹妹了。”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说：“真的，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件事；天一亮我就去发电报。”不过，还是女人想得精细，她拦住他说：“不，十点十一点之间再发；在她来到以前，咱们得有时间考虑考虑怎么应变。从沙朗东[6]到这儿，她最多两个钟头就到了。我们可以推说你昏了头。再说，就是上午通知，也不算不作为呀！”

卡拉旺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就像平时谈到他一想起来就要发抖的那位科长那样，战战兢兢地说：“还应该通知部里一声。”她问：“为什么要通知？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忘了，也情有可原。相信我好了：不通知。你那位科长什么也不能说；你要狠狠给他一个难堪。”“啊！这样嘛，可不，”他说，“他见我没去上班，一定还会大发雷霆呢。嗯，你说的对。这是个好主意。等到我告诉他我妈死了，他也只好闷声不吭了。”

这位科员对这个恶作剧甚感得意，一边搓着手，一边想像着科长的表情。这时候，老太太的尸体仍然躺在楼上，已经睡着的女佣人就守在旁边。

卡拉旺太太忽然又变得心事重重起来，好像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在困扰着她。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说：“你妈已经把她的座钟给你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女孩玩毕尔包凯球[7]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是的，是的，她对我说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她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说的。她当时确实对我说过：‘如果你待我好，这个座钟将来就归你了。’”

卡拉旺太太吃了定心丸，愁眉顿时舒展了，说：“你看呀，既然说过，就应该去拿过来；等你妹妹来了，她就不让我们拿了。”他有些迟疑，说：“你这样想吗？……”她生气了：“我当然是这样想。只要神不知鬼不觉搬到这儿来，那就是我们的了。她屋里的那个大理石面的五斗柜也一样。有一天她脾气好的时候答应过给我。咱们也一起搬下来得了。”

卡拉旺似乎不大相信。“不过，亲爱的，这可是责任重大呀！”她转过脸来，直眉瞪眼地说：“唉！真是的！你就永远改不了吗？你呀！你情愿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一下手。那个五斗柜，从她答应给我的时候起，就是咱们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妹妹不同意，让她来跟我说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呢。好啦，起来，咱们这就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他就这么被制服了，哆哆嗦嗦地从床上下来；刚要穿长裤，她又拦住他，说：“不用穿外衣了，走吧，有衬裤就够了。你看，我就这么去。”

他俩穿着睡衣，悄悄爬上楼，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屋去。老太太在那里直挺挺地躺着，守着她的仿佛只有盛黄杨树枝的盘子周围那四根燃着的蜡烛；因为罗萨丽躺在扶手椅上，早就睡着了。她伸着两条腿，两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歪着头，一动不动，张着嘴打着小鼾。

卡拉旺拿起座钟。像帝国时代的许多艺术产品一样，这是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摆设。一个镀金的年轻女子，头上饰着各种花卉，手上拿着一个毕尔包凯球用作钟摆。“给我，”他的妻子说：“你搬五斗柜的大理石面。”

他遵照她的吩咐，气喘吁吁，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大理石面扛到肩上。

两口子动身了。卡拉旺伛着腰，走出房门，开始提心吊胆地下楼梯；他妻子倒退着走，一只手拿着蜡烛给他照亮，一只手抱着座钟。

到了自己的屋里，她松了一口长气。“最难办的完了，”她说，“再去搬剩下的。”

可是五斗柜的抽屉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物，得放在什么地方才成。

卡拉旺太太灵机一动，说：“快去把门廊里的那个松木箱子搬来；那箱子连四十个苏也不值，就摆在这儿吧。”木箱搬来以后，他们就动手腾抽屉。

他们把袖套、皱领、衬衣、便帽、躺在他们背后的那位老太太的所有寒酸的旧衣裳，都一件一件取出来，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好瞒哄第二天就到的死者的另一个孩子布罗太太。

完事以后，他们先把抽屉都搬下去，接着又一人抬一头把柜体搬下去。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摆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后才决定把它放在卧室里，床对面的两扇窗户之间。

五斗柜刚摆好，卡拉旺太太就把自己的替换衣裳放进去。座钟放在饭厅的壁炉台上。然后两口子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布置的效果。他们感到满意极了。“很不错哟，”她说。他回答：“的确，很不错。”接着他们就上床睡觉。她吹灭了蜡烛。不久，这座房子的两层楼里，所有的人都进入梦乡。

卡拉旺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了。他刚睡醒，头还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才记起了刚发生的大事。他好像当胸狠狠挨了一拳，一骨碌跳下床，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几乎哭出声来。

他急忙跑上楼。罗萨丽还在那间屋子里酣睡，仍然保持着头天晚上的那个姿势；其实她这一夜就没有醒过。他打发她去干活，自己动手换掉已经燃尽的蜡烛，然后就端详起母亲来。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滚动着那些貌似深奥的思想，那些芸芸众生在死人面前无法摆脱的宗教和哲学的俗见。

这时，他听见妻子叫他，便又走下楼。她已经把上午该办的事拉了一张单子。他接过满是术语的清单一看，吓了一跳。

单子上写着：

1.去市政府登记；

2.请医生验尸；

3.定寿材；

4.去教堂；

5.去殡仪馆；

6.去印刷所印讣文；

7.找公证人；

8.打电报通知亲属。

此外还有一大堆要办的零七八碎的事。他拿起帽子，立刻出门。

这时，消息已经传开了，女邻居们开始上门来要求看看死者。

楼底下的理发店里，老板娘和正在替顾客刮脸的老板，甚至还为这件事发生了一场争论。

女的一边织着袜子，一边咕哝道：“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小气鬼；这个小气鬼，可是世上少见。说真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她；不过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男的一边往顾客的下巴上抹肥皂，一边低声抱怨：“您听呀，尽是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她们活着的时候打扰你还不够，死了还不让你安生。”但是他妻子并不感到难堪，接着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只是觉得应该去一下。这一上午我都在惦记着这件事。我要是不去看看她，就好像这一辈子都放不下似的。但是，仔细看看她，记住她的模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丈夫耸耸肩膀，跟正在刮脸的那位先生说起悄悄话来：“我倒要问问您，您对这些可恶的娘儿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不会觉得看死人有什么乐趣！”这话让他妻子听见了，她不动声色地回答：“就是有趣嘛，就是有趣嘛。”说完，她把手里的毛线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已经有两个女邻居捷足先登，正在和卡拉旺太太谈论这件不幸的事。卡拉旺太太绘形绘色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

她们朝停尸的房间走去。四个女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先后蘸了点盐水洒在被窝上；接着跪下来，一边喃喃祈祷，一边画十字；然后就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久久地打量着尸体。这当儿，死者的儿媳用一块手绢捂住脸，强作伤心地抽噎着。

她转身要出去的时候，发现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全都穿着内衣站在门口，好奇地望着。她忘掉了做作出来的悲痛，扬起手，跑过去，气咻咻地大嚷：“快给我走开，淘气鬼！”

十分钟以后，她陪着另一拨女邻居上楼来。她又在婆婆身上挥了挥黄杨树枝，作了祈祷，流了几滴眼泪，尽了她所有的义务。这时，她发现两个孩子又出现在身后，便狠狠地打了他们两巴掌。但是到了第三次，她也就不再理会他们了。以后每次有客人来，两个孩子就都跟着，跪在角落里，一遍遍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他们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下午，被好奇心驱使来的女人就减少了。没有多久，就不再有人上门了。卡拉旺太太便回到自己的屋里，忙着准备出殡的大大小小的事。死人就孤零零地停在楼上。

窗户开着。滚滚热浪夹着阵阵尘土扑进屋来；四根蜡烛的火焰在一动不动的尸体旁边跳动着；一些小苍蝇在被窝上、两眼紧闭的脸上、伸出的两只手上爬来爬去，飞开又飞回，不停地兜着圈子；它们来拜访这位老太太，也等候着它们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时刻。

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又到大街上去玩耍了。没多久，他们就被小朋友们包围起来，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们，她们更机警，能够更快就嗅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她们像大人似的打听：“你奶奶死了，是吗？”“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就解说起来：蜡烛啦，黄杨树枝啦，死人的脸是什么样子啦。这番介绍激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也要求上楼去一观究竟。

玛丽-路易丝立刻组织了第一个旅行团：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年龄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为了不让人发现，她要他们脱掉鞋子。这队人马潜入楼内以后，就像一支小老鼠的大军一样噌噌地蹿上楼去。

到了屋里，小姑娘立刻模仿她母亲，有模有样地举行起仪式来。她郑重其事地领着小朋友们下跪﹑画十字﹑蠕动嘴唇，再站起来，往床上洒水。然后，孩子们就挤作一团，怀着恐惧、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挨近床，观看死人的脸和手。这时，玛丽-路易丝突然用小手绢捂住眼睛，假装哭起来。不过，她想到在外面等着她的那些孩子，马上忘了悲伤，跑颠颠地带走这一批，紧接着又带来一批，一连带了好几批。因为当地的孩子，甚至连那些衣裳褴褛的小乞丐，都闻讯赶来参加这新奇的娱乐。而且她每一次都把母亲那些装腔作势的动作重复得惟妙惟肖。

时间长了，她也累了，孩子们也被另外的游戏吸引到别处去了。老祖母又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被人完全忘记了。

屋里布满阴影；摇曳的烛光在她干瘪而又皱纹累累的脸上跳着光与影的舞蹈。

八点钟光景，卡拉旺上楼来，关好窗子，又更换了蜡烛。他现在进来，态度已经很平静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那具尸体，就像它已经在那儿摆了好几个月似的。他甚至还能够注意到它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妻子。她回答：“可不，她就跟木头做的一样，至少能保存一年。”

他们一言不发地喝着汤。孩子们一整天没人管，已经人困马乏，倒在椅子里打起盹来。其他人也都保持着沉默。

灯光忽然暗下来。

卡拉旺太太捻了捻灯芯；可是油灯空洞地响了一下，长长地咕噜了一会儿，就熄灭了。他们偏又忘了买灯油！如果现在去杂货店，势必要耽误吃饭。他们就找起蜡烛来。可是，除了楼上床头柜上点的那几根以外，再也没有了。

卡拉旺太太做事总能当机立断；她马上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拿两根下来，其余的人就在黑暗中等着。

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接着是几秒钟的寂静。突然，这孩子慌里慌张地跑下楼来。她推开门，满脸惊恐，比前一天报告不幸消息时还要紧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爸爸，奶奶在穿衣服！”

卡拉旺一下子蹦了起来；被他带倒的椅子一直滚到了墙边。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得语不成声的玛丽-路易丝重复道：“奶……奶……奶奶在穿衣裳……她就要下楼来了。”

卡拉旺先生发了疯似的奔向楼梯；大惊失色的妻子紧随其后。但是到了三楼的门口，他站住了，因为他吓坏了，不敢进去。他会看到什么场面呢？还是卡拉旺太太比丈夫胆大，她转动了一下门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好像变得昏暗了许多。屋子中间，有个又高又瘦的人影在走动。是老太太，她已经起来了。她从昏睡中醒过来，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侧转身子，用一只胳膊撑着，把点在灵床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根。等体力稍稍恢复，她就下床来找衣裳。见五斗柜不翼而飞，她起初的确有些迷惑；不过慢慢地在木箱里找到了，她就不慌不忙地穿起来。接着，她又把那满满一盆水泼掉，把杨树枝仍旧挂到镜子后面，把椅子都归到原位。儿子和儿媳进来的时候，她正准备下楼。

卡拉旺冲过去，抓住她的手，拥吻她，热泪盈眶；他妻子在他背后虚情假意地连声说着：“真是太好啦，真是太好啦！”

但是，老太太却并不感动，甚至就像根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她脸绷得像一座雕像，目光冷冷的，问了句：“晚饭快好了吗？”他已经昏了头，结结巴巴地说：“早好了，妈，我们正等你吃饭呢。”他表现出不寻常的殷勤，挽住她的胳膊。卡拉旺太太端起蜡烛，像夜间替扛大理石柜面的丈夫照路一样，一级一级地倒退着在前面引路。

到了二楼，她差点跟正在上楼的人撞个满怀。原来是住在沙朗东的亲戚到了，布罗太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她的丈夫。

女的又高又胖，患水肿病的大肚子，把上身撑得向后仰着。她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打算调头逃跑。她丈夫是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皮匠，矮矮的个儿，满脸的胡子一直蔓延到耳根，一眼望去活像个猴子。他却没有大惊小怪，只是低声说：“咦，怎么回事？她活过来啦！”

卡拉旺太太一认出他们，就拼命地对他们挤眉弄眼，然后大声说：“嘿！怎么！……是你们呀！真没想到！”

但是布罗太太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低声回答：“是你们打电报催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完了呢。”

她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然后他在大胡子下面做了个奸笑，补救道：“多蒙你们邀请，真是盛情难却。我们立刻就来了。”话里影射着两家人长期以来充满的敌意。这时，老太太已经到了楼梯最下面几级，他连忙迎上去，用盖住脸的胡子蹭了蹭她的双颊；怕她耳背，又对准她的耳朵大喊：“您好吗，妈？还是那么硬朗，嗯？”

布罗太太看见本以为死了的人现在活得好好的，还心有余悸，甚至不敢上前去拥吻。她的庞大的肚子把整个楼梯口都堵塞了，挡住了其他人的路。

老太太觉得有些蹊跷，已经起了疑心，不过一直不开口，只是望着周围的人。她的灰色的小眼睛四处打探着，犀利而又严峻，一会儿盯住这个人瞧瞧，一会儿盯住那个人望望，眼神显而易见充满了想法，弄得孩子们很不自在。

卡拉旺希望打个圆场，说：“老太太刚才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好了，完全好了。是不是，妈？”

老太太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回答：“一下子昏过去了。不过你们说的做的我都听见了。”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微弱，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接着这番话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众人走进饭厅。几分钟时间，已经张罗起一桌晚饭。

只有布罗先生一个人还能沉得住气。他那张大猩猩般凶恶的脸怪相百出；他信口说些语义双关的话，弄得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

这还不算，门廊那儿还不时地传来门铃声，忙得晕头转向的罗萨丽一次次跑进来找卡拉旺；他总是连忙撂下餐巾走出去。他妹夫甚至问他：今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支支吾吾地说：“不不，都是些小事，没什么。”

后来，有人送来一包东西，卡拉旺冒冒失失地拆开一看，原来是印着黑框的讣文。他的脸刷地涨得通红，赶紧又包起来，塞进坎肩的口袋里。

他母亲并没有看见；她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摆在壁炉台上的她的座钟，镀金的剑球还在不停地摆动。在冷冰冰的沉默中，尴尬的局面越来越令人难堪。

老太太把她那巫婆似的皱纹密布的脸转过来，眼里闪着一丝狡黠的意味，对女儿说：“星期一，把你的小妞儿带来，我想看看她。”布罗太太顿时喜形于色，大声说：“是喽，妈。”卡拉旺太太却脸色变得煞白，几乎气昏过去。

这当儿，两位男士正谈得越来越起劲；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居然展开了一场政治辩论。布罗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他激动得指手画脚，两只眼睛在毛茸茸的脸上炯炯发光，叫嚷着：“财产，先生，是对劳动者的掠夺；——土地应该属于大众；——继承权是一种堕落，一种耻辱！……”但是他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好像刚才说了什么蠢话似的，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他才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说：“不过现在不是争论这些事的时候。”

门开了，舍奈“医生”走了进来。一开始他大为惊讶，不过转眼间就显得若无其事了。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哈哈！老太太！今天气色很好嘛！啊！我早就料到了，果然如此。刚上楼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我敢打赌，老太君，她又起来了。”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接着说：“她结实得简直像新桥[8]！你们等着瞧吧，咱们全得靠她老人家来挖坟地呢。”

他坐下来，接过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就加入两位男士的争论。他赞成布罗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在公社[9]的事情上受到过牵连。

老太太感到累了，要回楼上去。卡拉旺连忙走过来，可是她眼睛瞪着他，说：“你马上把我的五斗柜和座钟搬上去。”不等他说完“是喽，妈”，她已经挽着女儿的胳膊，走了出去。

卡拉旺两口子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沮丧得像遭到飞来横祸似的。布罗却一边得意地搓着手，一边抿着咖啡。

卡拉旺太太气疯了，猛地朝他扑过去，嚷着：“你这个贼，无赖，流氓……我真想啐你一脸唾沫……我……”她找不出话来了，上气不接下气。而他呢，一直笑眯眯地啜着咖啡。

正在这时，布罗太太回来了，于是卡拉旺太太又朝她小姑子冲过去。这两人，一个巨肥，挺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肚子，另一个干瘦，动作狂乱得像是在发羊痫风，两人的声调都变了，手不停地哆嗦着，你一句我一句地对骂。

舍奈和布罗过来拉架。布罗抓住他妻子的两只胳膊，把她推出门去，一边呵斥着：“滚，你这头蠢驴，别嚷了！”

可以听到他们在街上一边走远一边还吵个不休。

接着，舍奈先生也告辞了。

只剩下卡拉旺两口子面面相觑。

男的一屁股倒在一把椅子上，两鬓沁出冷汗，咕哝着：“我怎么去对科长说呢？”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五日的《新杂志》；一八八一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泰利埃公馆》。

[2] 纳伊：巴黎西边的郊区，当时有小火车从市内的星形广场开往纳伊的古尔博瓦广场。

[3] 波丹（Félix Potin）：法国著名的食品杂货店。

[4] 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5] 庇卡底（Picardie）：法国北部旧省名。

[6] 沙朗东（Charenton）：巴黎东郊重镇。

[7] 毕尔包凯球：一种用长绳系住抛接球的游戏。

[8] 新桥（le Pont-Neuf）：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

[9] 公社：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革命失败后，参加者遭到严厉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