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 | 贾平凹：头发

头 发

文丨贾平凹

五个年头了，我没有回过老家，也没有见到我那在乡下教书的年迈力衰的父亲；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原准备回去的，但后来因为忙，只好罢了。直捱到孩子又要过百日了，还是腾不开身子来，心里常常疙疙瘩瘩地难受。

这天午后，我下班回来，有人带来一袋小米，是父亲托捎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平儿，家里没甚好的，可小米还是很养人的，你们吃个稀罕吧，儿呀，莫怪做老人的责备你们，为什么总是不把孩子抱回来呢？满月的时候，家里什么都准备了，你们没有回来，结果菜蔬都送四邻了。眼看着孩子又到百日，一定要抱回来热闹热闹；我们是另一辈人了么，就图个抱娃娃的乐趣。开春以来，我和你妈身子还好，但毕竟是有今没明的人了，你瞧我这头发，差不多已经全白了呢……”我眼泪流下来了。咳，这几年在外奔波，尤其我有了孩子之后，懂得了做父母的艰辛，这种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了！

啊，我的父亲，他教了一辈子书，虽然落得干干瘦瘦，两袖清风，可仍是那清高、耿直、笃诚的秉性。那头发，向后梳的，一根一根永不见凌乱，富于“先生”的风度。他一生珍惜他的头发，家里人谈论最多的也是他的头发，多少年来，我到过很多地方：山区、平原、矿山、城镇，儿时很多事都忘却了，但父亲的头发，还是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大概在我七岁的时候吧，父亲就在村中的一座古寺卫教书，每天早晨，他起得很早，自然是打一阵太极拳，就收拾去上课了。但他临出门时，总要站在镜前梳理他的头发，一梳子，一梳子……末了，轻轻用手抚一下，问母亲可整齐。母亲抿着嘴儿看着他笑，说：

“蝇子都爬不上去了！上个课那么穷讲究。”

“怎么是穷讲究？”他说，“学生是把老师当生活典范的，穿什么，自不讲究，要是收拾得不干不净，那怎么去教育人呢？”

母亲再不说什么了，帮他翻着衣领，但立即就惊叫了：

“啊，白发！”

她在黑发中果然挑出一根白发来，要拔，父亲不让：

“孩子都这么大了，老了嘛。”

母亲瞪了他一眼，

“我就不愿你老！”

他笑着，到底还是静静地让母亲把那白发拔掉了。

那以后，父亲梳头的时候，母亲总要去看看有没有白发，但再也没有发现第二根了，那密密的黑发复盖着脑袋，太阳下一闪一闪地发亮。可是，他还没上年纪，头发却白了，不是白了一根，而是很多很多，几乎是杂白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我还在上初中。夏天，学校已经放暑假了，父亲却没有回来，他们教师都到县上集训去了。整整集训了一个月，那天早晨他回来了，我从炕上翻下来，母亲已经先跑出去了。院子里，却意外地没有动静。母亲见我出来，便一把抱住了我，呜呜地哭起来了。

“你怎么啦？”父亲说。

突然，她转身扑在父亲的肩上，流着眼泪说：

“你受罪了，你是没有白发的，现在却杂白，他们打你了？整你了？”

我这才看清父亲的头发果真是杂白了，他却对我们笑着，显得很是快活。我走过去，正要将那白发一根一根拔下来，母亲却抱住了我，说不出话，眼泪又流了下来。

夜里，父亲又走了，母亲抱了妹妹，拉着我，硬要把他送到村口。我问母亲，父亲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去公社。再问去干什么，她竟不说了，拉着我没命地往家跑。以后，父亲每十天回来一次，每次都明显地瘦了，白发也似乎多了，但口袋里总少不了给我们兄妹买些水果糖饼干什么的。

这天早晨，父亲又回来了。我和妹妹就扑在他身上，翻那四个口袋，口袋里却没有糖。妹妹就又在他的怀里找，一拘，却掏出个小铜锣来，妹妹乐了，一把将小铜锣举起来，“当’地一敲，叫道：

“马戏团！马戏团！”

便又嚷道要父亲变成马儿让她骑。父亲就俯下身去，让妹妹骑了，在“当当当”的锣声中满屋转圈。妹妹乐得格格直笑，他也笑，父亲虽然常常逗着我们兄妹玩，但从未这么痛快过，为了让他多高兴高兴，我也在一旁喝采。但是，一直坐在旁边陪着笑的母亲，突然抹起眼泪来了，我正纳闷，却看见父亲瞪了她一眼，她做出一个努力的笑，但立即转向墙去，那瘦削的肩在抽搐着。

这天夜里，没有月亮，天是漆黑漆黑的，我和妹妹已经睡着了，突然听见有咻咻的说话声，睁开眼来，炕头的油灯火苗在跳着，忽明忽暗。父亲坐在炕上，母亲却歪在枕头上低低地抽泣。

“别哭了，小心孩子醒来。”

“我可怜你呀！”

“你要把事想开，咱是啥人咱心里清楚，冤枉总有一天明白酌，你要相信哩。。

“我相信。”

“明日全社的批斗会，你和孩子都不要去，他们打我，唾我，作贱我，你们见了心里难受，尤其是孩子……”

母亲咬着枕巾哭了。

“天大的事情咱担了，孩子还小，不该伤着他们的心。瞧你今天那个表情。”

“你为什么瘦了，头发为什么白了，我都瞒着孩子。可那铜锣，是他们让你回家时路上自我游街敲的，你受那么大的罪，回来却和孩子闹着玩，我看着，眼泪就忍不住流了哇。”

啊，父亲的小铜锣竟是这样的！我想起有一次上街去，看见一个人挂着黑牌子，手里敲着铜锣，一边敲，一边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可父亲，一辈子教育人的老师，也是这般敲的吗？回到家里，多少耻辱，多少辛酸，他都咽进肚里，强欢着，和我们逗玩。我怎么就没有从那一根一根的白发里想开去呢？怎么就没有从他那笑声里猜出些什么呢？我终于忍不住，呼哧呼哧哭开了。

父亲吓了一跳，赶忙俯过身来，擦着我的眼泪说：

“你怎么还没有睡？你听见什么了吗？”

“爸爸！”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哇地哭出声了。

父亲便对母亲说：

“他都听到了，他是长了心眼的，唉，可怜他这么小，还不到替咱分忧的时候啊。”

母亲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原来，在教师集训会上，父亲被“揪”了出来。他的罪行是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黑线人物，整整批斗了一个月。回来后，公社又办学习班，又是整天批斗，明日就第三次召开全社批斗大会了……父亲说：“平儿，你知道就行了，对妹妹可千万不要说，你给爸爸保证。”“我保证。”说着，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好了，”父亲说，“你到箱里把我那把梳子找出来吧。我装在口袋里，明日要上台了，我得好好梳梳头发。”

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出门走了。一到中午，母亲就把门关了，不许我们出去。

批斗会后，村子里便风言风语的。有的说，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全社“捞”出的最大的“鱼儿”；有的说，这么大的敌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让翻身；有的甚至对我晃拳头，骂我是反革命狗崽子。以前常来我家串门的四邻，有的也不来了，一些亲戚也贴出声明，要和我家一刀两断。我总是不服，谁要对我白眼，我就和谁争个输赢。母亲骂我，要我不要惹事，我不听，她就伤心地哭，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慌了，跪下给她认错。她说：

“儿呀，你怪四邻，亲戚什么呢？世情就是这样啊！你爸不在，咱娘儿们就象没脚蟹，惹得起谁呢？他们要说，让他们说去，就当耳边刮了一阵风，咱没听见。你若要强了，别人打了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爸交待啊？妹妹还小，就你懂事，你也要替你爸你妈分担些事哩，孩子！”

慢慢，我变得沉默寡言了；默默地干活，活干完了，就呆呆地坐着。母亲瞧着我心疼。要我多笑一笑，我在母亲面前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天午后，我正在地里翻土，有入跑来悄悄对我说父亲回来了。我丢下镢头跑回来，一进院门，就听见父亲在上房里的哭声。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父亲哭过，心里害怕极了，小腿一软，就瘫在门道里，站不起来了，我就往里爬，爬进去。父亲正睡在炕上，老泪纵横，一见我，便叫道：

“是爸害了你呀！是爸害了你啊！”

原来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我哇地哭了起来，母亲、妹妹也哭作一团。我咬着牙对父亲说：

“我不怕，反革命子弟当不了工人，我才不稀罕哩，上不了学，我就当一辈子农民！”

父亲却哭得更厉害了，把他的头塞在我怀里，让我打他，说他不好。我抱着父亲的头，那满头满脑杂白了的头发啊……我哭得声都哑了，眼泪也湿了他的头发。他，我亲爱的父亲，终于慢慢抬起了头，给我抹抹眼泪，定定地盯着我，说：

“平儿，爸爸的头发乱吗？”

“乱。”

“你给爸爸梳梳吧。”

我从他那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了那把小梳子，手却颤得捏不住，竟掉了几次……我梳着，那白发就在眼前闪动，白生生，银亮亮的。我突然不忍心去触动它们了，似乎那一根一根的，不是长在父亲的头上，倒是长在儿的心上：牵一下，我的心就象刀剜一般地疼哇。

从此，父亲虽然不挣钱了，但再也不到什么地方去，让家里人提心吊胆的。我也彻底离开了学校，在生产队上工记分。那年又遭了旱灾，粮食没有打下，日子过得很凄徨。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说：孩子正在长身体呀，可怜没好东西给他们吃。母亲却不以为然，稀稠饭总是热乎手地端到我们父子手里，说：只要人平平安安，喝凉水心里也是甜的，只要就这样安稳下去，她也就念了佛了！她常常叮咛我们要手脚干净、衣着齐整，不能让外人耻笑。父亲也特别讲究他的头发，每次出门，总要我帮他梳梳。我发现，他的白头发却一天一天多起来了。

一天夜里，难得一个好月亮，全家人就坐在院中吃晚饭。吃毕了，母亲要回厨房涮诜碗筷，父亲说月光好，坐一会儿吧，于是又坐下聊开了。我说：

“听说县理发店里有一种染发膏，白发可以染黑，你啥时也去染染吧。”

父亲说：

“哟，还染那干什么哩，你都快门框高了，我还不老吗？”

母亲说：

“多老了？八十了？！”

父亲就说：

“就是去染，人家能给我染吗？”

全家人都默然。

“没人染，我染！”我说，“我学理发呀！”

没想大家都笑了。

我说：

“真的，学会了，自家理发就不求人，还可以到集上挣些钱来哩。”

父亲又看了母亲一眼，说声：“咱平儿有志气呀！”两人又哈哈哈地大笑了。

我那时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是这么笑着，但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偷偷用铁皮做成一个烧水的炉子，又预备了一个小方凳儿，只憋着劲儿攒钱：等将来买了推子、剪子，就可以学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病倒了，先是觉得浑身无力，恶心呕吐，她却一直瞒着我们，后来实在撑着不行了，才告诉了父亲，父亲借钱找医生替她诊断，说是患了肝炎，已到了肝硬化的程度了。这种病，农村人都叫“富病”，需要饮食好，慢慢调理着，可家里一天三顿稀饭都喝不到头，哪儿来的饮食好呢？父亲愁得没办法，就对我说：

“平儿，你娘这病不敢再耽搁了，有她在，一家人就多享一天福，若没她了，这一家人就更难活了。那病是‘富病’，可咱没有钱，我思来想去，你以前说要学理发，你就学吧，或许还能挣些钱回来，就给你娘买些好吃的吧。”

我说什么都有了，眼下只缺推子和剪子。父亲就卖了他当教师时系的那条毛线围巾，又凄了些钱，总算买回来一把旧推子和剪刀。但是．我从来没给人理过发，这怎么个理呢？父亲就教我，又让我在他的头上练习。我不同意：

“爸爸，你是讲究头发的呀！”

“这孩子，你娘治病要紧啊！”。

我只好学起来，我看着父亲的杂白头发，手颤得理不下去，一紧张，就夹住头发了，疼得父亲身子一震，我不敢再理，他说：’ “大胆理，手放松，不要急。”

我理下去，虽然头发理下来了，但那发型已没了个样儿。我后悔得哇哇直哭，父亲却在镜前看着说：

“挺好嘛！啥都好，如果鬓角那里不理得那么深，就好得很了。”

他开始在地上捡那些杂白的碎发，一撮儿，一撮儿地，我笑他捡那干么儿？他笑笑，就找来一个葫芦，将那碎发用浆糊粘在上边，原来又是一个可以练习的“人头”了。就这样，我一次一次地理，他一次一次地粘；实在粘不住了，父亲就将他的头发全部用剪刀剪下来，又粘在葫芦上让我理。我看着那满葫芦的杂白头发，眼泪就掉了下来，却咬着牙狠劲地练习。心想，一定要把理发学会，将来一定为父亲理一个顶好顶好的发型。

果然，我很快掌握了理发技术。先是在村里给小孩们理，后来就给大人理。竟有一天，我担了理发担儿上集去了。一个上午，我虽然理得很慢，但还理了六个人，挣得了一元二角钱。我全买了鸡蛋，心想：每天早晨给母亲冲一个，可以吃十多天哩．回到家里，父亲显得特别高兴，不停地给母亲说：

“你瞧，咱平儿能挣钱了哩！你惦惦咱的后代，你病会好了哩！”

慢慢，我的理发技术提高了，差不多每一个集我都去赶，很快在乡里有些小名气了。家里多少有些收入，茶饭好了，母亲的病也有了起色。父亲的头，自然也是我理，我理得十分用心，尽量恢复先前的发型。而且我跑到县上去，特意买了一瓶染发膏，连夜回来给父亲染了白发。父亲对着镜子反反复复地照，对母亲说：

“你瞧，我年轻多了，象十年前的样子，十年前咱们……”

“没正经！”母亲一指头点在他的额上，父亲却拉了她的手，说：“站在一处照照镜吧，真的是十年前咱们合影时的模样。”母亲挣开手，说：

“瞧孩子在这儿……”

父亲便冲我一个微笑，立即又哈哈地笑开声来，笑得那样天真，痛快哟。

谁知正乐着，公社派入送来了通知：让父亲连夜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全家人都紧张起来，母亲的脸变得煞白煞白的，父亲却还在笑着，说：

“去就去吧，他难道还开除了我的农籍不成？！平儿给我染了发，让他们也瞧瞧，我是越活越年轻了哩！”

父亲走了以后，一家人都没有去睡，坐在炕头上，哭哭啼啼地，直捱到了天亮。第二天正好是邻村逢集，我也没心思去赶集理发，陪着母亲在家。中午时分，公社又派人来，要我带上理发工具去公社。我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为何又要带上理发工具，是公社的领导要理发吗？我赶到那里，偌大的院子里，坐满了人，胸前都戴着白牌子。原来．这个学习班是“黑帮”集训，准备到集上集体游斗，为了丑化这些人，特意要我来给这些人理阴阳头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拒绝理发。公社专政队长拍着桌子说：

“你要明白你的出身！你要不理，你也就别想回去，你们这些黑帮的头发一根一根拔也要拔下来！”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开始理起来，他们就站在旁边，叫一个理一个。没想到了第十个，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他教给了我理发技术，现在，学会了理发的儿子要给他理阴阳头了！我站在父亲的身边，望着他的头，头发是才染得乌黑的头发，那发型，完全是一个“先生”风度的大背头，怎么能一下子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我恨死自己：我为什么偏偏学理发呢，啊？！父亲扭过头来，对我说：

“孩子，理吧！ 头发也有生命哩，它会长的啊！”

是的，头发是会长的．但愿再长出来的，将更黑更长。

我流着泪给父亲理了。

我昏昏沉沉地理完了这批受凌辱的人的头发，满脸通红，拔腿就往家跑。但那个专政队长还指示我，明日再来为第二批黑帮理，我没有回答他，一头跑回家来，趴在炕上就起不来了。我害了一场病，浑身发烧，头脑疼痛，连床也起不来了。第二天，我没有去，专政队长亲自来查看了我的病情，大骂一通走了。我想，总算熬过这一关了。没想第三天下午，一伙人冲进家来，宣布我私自上集理发，是搞资本主义，没收了我的工具。我扑起来要和他们讲理，父亲和母亲在炕上死死按住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了。

夜里，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一口冤气，怎么也吞不下肚去。我想：这是什么世道，把人硬往死路上逼呀！罢了，罢了！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得安闲！我悄悄起来，从门后摸了一把斧子，便要开门出去。可是，门刚打开，我被人拦腰抱住了，一回头，正是父亲。他竟没有睡，一直在注意着我的动静，这会说：

“你干啥去？”

“我要报仇！”

“你想杀人？！”

“不，杀了他一个两个解不了我的恨！我要和这个社会作对啊！今晚我去河堤上砍了他的防洪树，水库上放了他的自养鱼……”

“胡说！”父亲一下子跳起来，一个耳光就打在我的脸上。

我吓得愣在那里，手里的斧子“哐当”掉下来，但我说：

“我安安分分，还不免当罪人，不如就和他们拼了，这是他们逼的！”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随手从门后抓过了一根木棒，拦腰就给了我一下。我没有动，也没有叫，第二棒又落下来，但没有打在我身上，却一抛手丢在地上。他大声地哭骂起来：

“你要当流氓？你要当罪犯？他们逼你，他们代表的是党？是人民？他们就是他们！你不为这个家门争气，你倒要堕落？！”

我说：

“你好，怎么也被他们整到这一田地？”

“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我相信我自己！”他大声地说，“你呢，你承认你是流氓？你是罪犯？！”

母亲起来了，哭喊着把父亲拉到炕上坐了。他坐在那里，气得浑身发颤，手指着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母亲倒了开水让他喝，他突然抓住了心口，叫了一声“疼”，脸色就变得煞黄。我赶忙跪下替他揉胸，说我错了。

父亲发这么大的火，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打我记事起，他一根筷子也未打到我身上来，现在竟举起了大棒！那一棒，是打在我的臀部上，有一处肉打破了，至今还留着一个伤疤。但是，就从那一棒后，我又多生起一条心：不管在外边受了多大的委屈，生了多大的怨气，我都装在肚里，回家不轻易表露出来，我相信了党，相信了人民，相信了我自己！但是，气闷在肚里，是一种多么难受的事啊，我眉心上似乎永远锁上了一个疙瘩，那笑容也好象要永远从我的脸上消失。父亲问母亲：

“这几天，你看平儿好吗？”

“好的，没惹事，也没生病。”

“不，孩子心里苦啊！”他说，“你尽量给孩子做些好吃的吧，他身子骨嫩，不比咱们呀！”

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把旧二胡，还有一本《二胡演奏法》，一定让我学着拉，而且态度很严厉，一早一晚督着我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高兴高兴哩，我不忍心辜负了老人的好意，就学着拉起来，一早一晚都拉；终于学会了。学会了二胡，似乎我又有了发泄心绪的地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独唱独拉。

有一天，吃罢了晚饭，父亲叫一家人都在月下的院里坐好，要我拉一个曲儿。我看着那月下闪亮的满头白发，低头就拉起来了，静静的月夜里，远山深沉，近村艨胧，琴声响起来，在院子里流动，向院墙外飘逸。我看见父亲听着，张着嘴，绽着无声的微笑。亲爱的父亲呵，你笑吧，笑吧，音乐里的笑是属于咱们的哩！我越拉越有劲，那琴弦在颤动，音符在跳跃，里面有人生的艰难，日月的苦辛，世情的淡薄，生命的悲愤……一抬头，我瞧见父亲的脸上老泪纵横，我也是泪流满面了。我嘎地收了琴音，他已经走近了我，伸手要过了二胡，挂在了墙上，说：

“往后不要拉它了，我只说它能给你欢乐，倒更碎了你的心。”

父亲的那一颗心，完全是系在我的身上，他害怕我打熬不过，走错了路，但他又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我、改变我呢？终于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家里做了一顿极丰盛的饭菜：一盘馍馍，一盘粉条，一盘田螺肉。我问今天这是怎么啦？父亲对我笑着，喜欢地说：

“孩子，这是给你送行的呀！”

送行？我要到哪儿去，我又能到哪儿去呢？父亲关了院门，从怀里掏了个纸单儿给我，这是一张到山外×县煤矿理发店工作的介绍信。他说：

“一切都办好了，今晚你就动身，离开这个地方，好好到社会上闯荡去吧。”

原来，父亲总想为我找一个成长的环境，就冒着危险，给他的几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发了信，求他们帮忙。后来，在×县煤矿上主管人事的一位学生来了信，说可以安排，但必须带上户口关系和本地介绍信。正好公社新来了一位文书，也是他的学生。他便又去找这位学生商量，这位学生说：他们既然这么坑害好人，我也就凭这点权力救救好人吧。于是，偷开了这张“介绍信”。这一切经过，父亲一直瞒着我，他是想等一切都办妥了，才让我知道。母亲说：

“你瞧，为了送你，他一个上午在水田摸田螺，回来又亲自在铁勺里为你炒哩。”

我夹起那肉来，是一颗一颗的，指甲盖儿大小的肉粒，嚼在嘴里，满口的喷香哟！

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了这可口的仙物！

平日里，恨死了这个吃人的地方，如今真的要离开了，却丢不下我年老的双亲和弱小的妹妹。我说，我这一走，他们必然来家查问，那该怎么办呢？父亲说，就回答流窜去了，他们必须要拷问他的呀！“我不怕，”他说，“只要你能成人，让他们来整治我吧，反正什么罪都受过了。”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好了，我给老人磕头，说，我好不容易长大了，要是走了，这老的老，少的少，往后的日月怎么个过法呀？父亲却笑着说：“你瞧我这头发，还没全白嘛，还是个老小伙子嘛！”我望一眼他那头发，眼泪便止不往哗哗地流下来了，哭着说：

“爸，儿要走了，让我再给你理一次发吧！”

他同意了，而且显得很高兴。但是，家里没有推子，也没有了剪子，娘就把她用的裁衣剪刀给我，让妹掌着灯，我终于为父亲理了一次发。

理完了，我轻轻地捡起了剪下的黑白碎发，用纸包着，说：

“我带着它！想你们了，常看看，也明白我往后怎么做人啊！”

父亲说：

“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出门在外，不比家里，才踏入社会，得时时注意。世时不好，但好人总是多的，你有啥困难，就去找我那学生吧。可你要记住：不论什么时候，都得自己料理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走你自己的路！”

我流着泪，夹了衣服包，揣了那包黑白头发，连夜走了。

这一走，竟走了六年，我就在矿山的理发店工作，后来又调了几个地方。六年的日日夜夜里，我思念着我的家乡，思念着我的父亲、母亲、妹妹，但我不敢回去，也不敢给他们去信，只是每月把钱寄到我的姨家，再由姨把钱交给我家。直到“四人帮”粉碎了，我才带了我新婚的爱人回了一次家。那天，正赶上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去祝贺，父亲还为他们办了酒席哩。父亲明显老多了，头发已经灰白。我批评他补了工资应好好补养他和母亲的身子，为什么要办酒席呢？这些人里，有几个在困难的时候来看过他呢？他只说句“世事就是这样嘛！”便笑了。我住了几天就又返回单位了。临走时，照例是给父亲理了一次发，他说：“你好好理个教师头吧，我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了！”我说，往后我可以常常回来给你理发了。他显得十分快活，说：“你是大理发师了嘛！”可是，一晃四年过去了，我已经有儿子了，还没有回去一次，怪不得父亲责怪我。啊，父亲，你等着吧，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很快就回来了，我要再给你理发，你是一个教师，你永远应该留那一个被人当作“生活典范”的人的发型的。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97年，凭借《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秦腔》。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高兴》；同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