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某年春夏

到了三月底，某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也没记住，风忽然不再锯条一样锯脸，改为没有规律的想来就来的几天一次或一天几次的探望和似有若无的有时甚至是深切的抚摸，上一年剩下的积雪全部化光，冻土也基本已经消完，地下的那些一冬天都生铁般的硬疙瘩逐渐变松变软，铁锹很轻松很随便就能插进去，更不用说犁。那以后，地里就开始有了精黑短小的人影和片状的以及山形的烟，所有那一切，更像是地里本身长出来的。最常见的情景是，一人一牛一犁，出现在某一片地里，远看以为是静止的、固定的，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只有到了近前的地头边，才发现原来一直都在动，人——牛——犁，谁也没有闲着，更没有睡着，始终都是在来来回回地走着，人很平静，甚至十分淡漠，手上扶着犁，就像扶着一个与己无关的东西，牛更是，只是一趟一趟地走着，很少叫，几乎就不叫，来一趟去一趟，差不多都是同一个表情，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因为受苦因为委屈而眼泪汪汪，乃至痛哭流涕。

是柳树要绿还没绿，有薄雾样的绿意每天在树上做梦一样遮遮掩掩地酝酿隐现的时候，陆续地有人回来了。这事最早的时候，先是一些传说或谣言般的说法，就像每天黎明时分弥漫和奔走在地里的那些白气或白雾，也少有人当真，经常跟着风来，又随着风去，直到后来真的看见有人回来，人们才终于信了，才明白先前种种的那些风言风语并不都是瞎传，且还都是有根据有来历的，至于那些卦象一样的根据和来历又是如何有了的、如何来的，却又没有人能说得清了。虽然一切看上去都很像是一笔糊涂账，但是一个明显的又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确确实实是有人回来了，这就堵住了很多人的嘴，想不信也没办法了。最先回来的是住在黑土巷的贺有财家的大儿子贺云保。孙本兰是没见到贺云保，但是据见过的人说，贺云保的头肿得就像一个量米的斗，至少有平时的两倍，两只眼睛细成一条线，完全就没睁开，估计看人看东西也清楚不到哪去，那么一条细线一样的缝，能看清什么。贺云保回来的那天正好是一个阴天，喜鹊和乌鸦挤在一棵树上，就是要回他们黑土巷时必须经过的那一棵树，两种鸟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各自为政，泾渭分明，分属不同的阵营，而是如同丢失了记忆一样胡乱却又安静无比地混杂在一起，似乎都忘了自己是谁，别人又是谁，一只乌鸦的脚出现在某一只喜鹊的头上，而另一只喜鹊正把自己那些要抛洒掉的黏稠的白糊糊滴淋到下面一只乌鸦的翅膀上，也多亏翅膀上几乎没有什么敏感的神经，再加上注意力正集中在别的地方，所以对方始终毫无觉察，没有任何发现和感觉。据看见的人说，人捂得严严实实，走得很慢很吃力，却又一直都在不遗余力不愿停歇地走着，明显是想尽快地走回去而不想被更多的眼睛看见，要是光看外表，更像是一个怕风又怕别的什么东西的足够脆弱的正在坐月子的女人，根本看不出也不可能知道是谁。有人心里就疑惑，就反问，既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根本不可能看出是谁，那又如何知道回来的是贺云保？怎么证明的，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不过，这显然好像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类似的这种个别人私下里的追问和怀疑并没有占据上风，成为主流，大多数人一心关注和想知道的显然也并不在那上面，不管那个捂得严严实实的身影是谁，大家就都认定他是贺云保了，即使他真的不是贺云保，而的确是另一个人，那也没用了，他已然成为了贺云保。不过，从事情的另一方面看，事情的真相好像还真的不是这样的，这并非是一件指鹿为马和李代桃僵的事，那个捂得严严实实的谁也没看到过真面目的人，好像还真的就是贺云保，而并不是代替他的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中间好像也并没有假。贺云保，据说是叫马蜂蜇了，贺有财家里的人对外面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人们就想，叫蜂蜇了，过个三两天，毒消了，也就不肿了，可是这都十来天过去了，贺云保的头还像一个量米的斗一样又大又鼓，什么样的毒这么厉害，十来天过去了，还下不去？人们都急切地想见见他，可他倒好，自回来后也几乎就不出门，以至于真正见过他的人也没有几个，闷在家里做啥，也没人知道。你躲在家里，藏着捂着不出来，人们见不到你，就会乱想、瞎想，就会上天入地地想，千奇百怪地想，而且不同的人会各自有一幅不同的想象图景，不仅其中想出的内容不同，就连大致的轮廓和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在他们那个狭长的常有树荫遮掩着的院子里，有人听见一身灰尘的木马半夜从堆放杂物的闲房里跑出来，在院子里嘚嘚哒哒地走着，或者小跑一阵，星星回去的时候，它也就又回去了。木马会跑，会歪着头想事情？这事大多数的人都不信，都认为不可能，觉得是有居心叵测的人暗作怪，专门编出来祸乱人心的。最关键的是，他们的那个院子里，本身就常年住着很多蜂，一窝一窝的，有的在房檐下，有的在山墙上的裂缝里，平时都各回各的家、各进各的巢。那中间，既有蜜蜂，更有马蜂甚至牛蜂，很多年，从来没有蜇过他们，除了那些顽劣的小孩。只剩下一种解释，那就是外面的蜂子欺生，专门欺负他们这些从没出过门的老实孩子，专门和他们过不去。另外，有细心的人发现，贺有财他们家的人自这以后也很少在人前出现了，尤其是平时那些人多的地方，一般不再能看到他们家的人，出来进去也都低着头。为啥？有人分析，应该是怕别人问，怕人们问起什么，又不太好回答，或者纯粹就没法回答，干脆就躲着点算了。要知道以前他们家的人可不是这样的，好像无论到哪儿都能碰到他们家的谁，人多的地方就更是准有。

接着，住在东山脚下的马扣子也回来了。马扣子哧溜一下从洞里钻出来，出现在东山下面多年不变的阴影里，脸还是和当初走的时候一样白。马扣子一家人都是白脸，为什么都是白脸？什么原因？吃得好，不干活儿，还是天生就白？当然都不是，原因也只有一个，就因为住的地方过于特殊，过于阴暗，太阳每天只能在后晌的时候才能照耀他们家一会儿，要是碰上阴天，那就连一会儿没有了。马扣子曾经计算过，也专门测试过，发现太阳照耀他们的时间，正常的时候每天不超过三个小时。马扣子他们家外面有一道天然的圪梁，下面有洞，人平时就从洞口钻进钻出，不过得是瘦人才行，稍微肥胖一些的就会被卡住，动不了，喘不上气，或者压根儿就钻不进去。一个人被卡在那里，要是因为骇怕和绝望而拼命挣扎，有可能圪梁塌了，把人埋住，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很有可能会让更高处的那些峥嵘嵯岈的大石头受到惊动而突然滚落，砸下来。外地的亲戚来了，肥胖的就根本进不了门，手里拎着或肩上驮一点儿东西，站在外面吃惊地看着、等着，得使用梯子或者绳子，从上面过，幸好也几乎没有什么过于肥胖的亲戚，一般的都能过去。但是，所有这些，对于马扣子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马扣子本身精瘦，长得又不高，更重要的是灵活，身轻如燕，常能趁人不注意，踩一下人的腿弯处，突然出现在一个人的肩膀上。马扣子一切正常，头也没肿，眼睛也没变小，倒还比当初走的那时候略显精神，每天像猴子一样蹿来蹿去，还变得十分能说，当然说的也全是在外面看到和听到的。有人问马扣子，你没叫马蜂蜇了？蜂为啥没蜇你？马扣子嗤嗤地笑着说，蜇我？我还不知道想蜇谁呢，我不蜇它就够它便宜够它偷笑的了，它还敢蜇我？再借给它们两个胆子，它们也不敢。人们就笑。人们就想，想那蜂子怎样在暗地里偷笑，所有的蜂子，马蜂蜜蜂包括牛蜂，它们会笑么？马扣子本人也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英雄样，到处出现，到处嗡嗡，手里拿着烟，耳朵上还别着烟，不是一个耳朵上别着烟，而是两个耳朵上都别着烟。

又接着，王赶牛家的王四四也回来了，孙本兰就去王赶牛家找王四四打听小毛的消息。进了门，看见王四四的头也没肿，不过却好像很疲倦的样子，也是在家里躺着，旁边放着水碗、毛巾和火罐一类的东西，他妈在一旁站着，一只手捂在额头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既疼痛又呆傻，像是才被门撞了，撞得眼冒金星，灵魂出窍，接近于另一种不省人事。王赶牛犁地的时候，从地里捡回一个碗大的蘑菇，他们正在商议蘑菇能不能吃、敢不敢吃的问题，因为谁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毒。万一有毒呢，那不是一家人都死定了？明知道有毒还要吃，死了又能怨谁呢，除了不叫人可怜，反倒还会叫人笑话呢。可是，万一又根本没毒呢，自己吓唬自己，好好的一个东西岂不是白扔了？就那么犹豫来犹豫去地反复犹豫着、迟疑着，就在那种折磨人的过程里，蘑菇的边缘部分已经开始唰唰地发黑。王赶牛一会儿蹲在地上，过一会儿又站起来，拿起蘑菇看一看，再放到脸前闻一下。又趁人不注意，把发黑了的那些地方悄悄揪下一些，拿在手里再看一下，再闻一下，然后把手背到后面，不声不响地扔掉。孙本兰把王赶牛的那些小动作全都看在眼里，心里说，叫唤得那么厉害，闹了半天，他其实也心虚，也完全拿不准呢，看见边上一黑，就慌了，还以为他很有把握呢。

他儿子王四四对他说，有没有毒，靠闻能闻出来？

王赶牛说，是蘑菇味，就是蘑菇味，没有别的味。

孙本兰对王赶牛两口子说，要叫我说，你们还是不要吃了，我闻得有点儿酸呢。

王赶牛的女人半天才说一句话，一脸惊慌地对孙本兰说，你说不要吃了？

王赶牛说，谁说酸了，哪儿酸了？一点儿也不酸，蘑菇就这味儿。

躺在炕上的王四四这时也说，早就叫他们扔了，他们非不扔，不扔那就摆着看哇。

王赶牛说，关键是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毒？

说着，抬起头往上面看，一副好像要求助上天的样子。上面没有天，上面是柴草和椽子。

孙本兰就说，这么大一个毒圪蛋，真要是有毒，几条命也不够死的。

王赶牛听见孙本兰这么说，立刻就有些不太满意又不太高兴地白了孙本兰一眼。虽然是来家里的客人，平时也几乎从不登门，但是明显就因为孙本兰说的那句话，王赶牛对孙本兰说话，眼睛却不看着孙本兰，而是看着自己的脚下和窗户外面。王赶牛对孙本兰说，这就不好说了，你一上来首先就给它定了罪，说它是一个毒圪蛋，再往下还咋说？不能说了！就像给人定成分一样，一上来就给他定上个地主、坏人，那它再想翻身也万万不能了，你说是不是？

孙本兰说， 我没给它定罪， 我是说万一。

这时，躺在炕上的王四四说，成分定得高了，应该先定个下中农或者贫农甚至雇农。

王赶牛说，我也没说非要给它定贫农，我说了么？可是最起码也得是个中农哇？以后看情况再往上或者往下，关键是要看它有没有毒，这才是最关键的，有毒就往上，没毒就往下。

王四四的头很烦躁地在枕头上翻滚了几下，枕头被摩擦出一阵哧哧的响声，枕头好像也变得很烦躁。王四四对孙本兰说，不要管他们了，他们想吃就让他们吃去。又对他的爹妈说，你们两个，要是实在舍不得，实在想吃，就出去找个地方吃去，做熟了，面对面地坐下来，慢慢地吃，没人和你们抢，我敢肯定没人和你们抢。

王赶牛对王四四说，我们吃？我们又不吃，我们顶多尝一口，我们也主要是想叫你吃。要是它没毒，这么大一圪蛋，这不是营养？

王四四说，我不要营养，你们留着哇。

王赶牛说，你看你瘦成啥了还不要营养？一贯嘴硬，硬得就像驴缰绳一样。

王赶牛看了王四四一眼，又唉了一声出去了。

王赶牛是扇风带火地出去了的，心里有火又有气，在经过孙本兰的身边时，发出了呼的一声，既没和孙本兰说一句话，甚至连看都没看孙本兰一眼，就像孙本兰完全不存在一样。看出是因为自己说话不小心，又没向着他说，已经让王赶牛很不高兴了。孙本兰也就不再关心他们那个蘑菇的事了，到底吃还是不吃，那是人家的事，纯粹是人家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人家吃不吃，关你啥事？孙本兰在心里对自己说，要你多嘴？到这时，孙本兰好像才想起了她来王赶牛家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原因，于是开始向王四四打听小毛的消息，问小毛为啥没和他们一起回来。王四四对孙本兰说，他最后一次看见小毛，小毛往东去了。

孙本兰说，往东去了？东是哪儿？

王四四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往东走了。

还没过两天，杨树开始灰绿的时候，就听说贺云保死了。孙本兰本来想去看一下，却终于还是没敢去，因为她听说贺云保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头比刚回来以后那一阵变得更大了，也更吓人，脸上的皮变薄，接近于透明，好像随时会有爆炸的危险，发出嘭的一声。孙本兰没事的时候就想象贺云保临死前的那个头，不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又庆幸自己幸亏没去，要是冒冒失失地去了，亲眼看到了，日后不愁有的是噩梦会三天两头来访并缠绕她的。不过，据住在前面的魏山水回来说，去了几回，其实并没有看见贺云保的头，因为贺云保的头和脸用一块绿缎子苫着，所以谁也看不见。魏山水说的其实也仅仅只是头一天的事，贺云保还没入殓的时候，等到第二天棺材做好了，真正入了殓以后，就更是谁也见不到、谁也看不见了。听魏山水这么一说，孙本兰才发现自己真的是想多了，且想得毫无道理，甚至不通情理还有违常理，纯粹的女人思维，完完全全的女人的想象，因为她想象中的贺云保就停放在炕上或者一块门板上，不遮不拦，不掩不挡，赤裸裸地躺着，任人参观，无论谁去了都能一清二楚地看见。事实上那怎么可能，又不是啥好看的，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遮掩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让人随便参观？魏山水是去帮忙的，魏山水和贺有财他们家沾一点亲，魏山水的奶奶和贺有财的奶奶据说是表姊妹，虽然两边的那两个奶奶都已经不在了，不过两家之间的那种关系却还时隐时现地延续着，若有若无地勾连着。魏山水每天白天去，到黑夜时再回来。

魏山水说不敢在那儿睡，他也有点怕哩。再说也没地方。

魏山水说确实没地方睡，头一天没入殓的时候，贺云保一个人就占据了一盘炕，他在那里躺着，脸上苫着一块绿缎子，这样一来，除了他的爹妈和两个姐姐偶尔在他的旁边坐一会儿，剩下的人就没人再敢到那个炕上去坐，更不用说躺了，就连他的两个姐夫也都很少到那个炕边去，两个家伙也是实在没办法时才硬着头皮过去一下。有那种闲得长绿毛的人就说，什么姐夫妹夫、姑父姨夫，说到底都是些外人，全都寡他妈的。一个死人停放在那里，人们常用怕与不怕来衡量彼此关系的远近亲疏，那一直被认为是一块可靠的试金石。不过，既然明知道是外人，人们却常常还要不按照外人的标准去要求或者试探人家，那谁能合格？那样做，除了让自己心里添堵，凭空增加本来不应该有的芥蒂和不满，甚至仇恨，再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平白无故的，没事做那种试探和试验干什么。曾经有一个二不愣的年轻人，好像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从外面一进来，看见大半个炕上空荡荡的，觉得捡到了便宜一样，上去就把自己放展了。躺了半天，慢慢地才看到躺在一边的脸上苫着绿缎子的贺云保，当下就吓得面容失色，魂飞魄散，一个翻身坐起来，嗖地一下就出去了，自那以后再没有进来过。贺云保脸上和头上蒙着绿缎子在那里躺着，虽然一直都无声无息，也不干扰任何人，可那么大一堆放在炕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两条胳膊也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身体的两侧，也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就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最大最严重最要紧的存在，那么多人出来进去地忙碌着、辛劳着、混乱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头苍蝇一样地乱碰乱撞着，还不都是由于他的缘故么，还不都是为了能够把他顺利地平安无事地请出去送出去，送到一个他目前最应该去的地方么？如果他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所有这些外面来的人就都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家里，此刻都应该在各人应该在的地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棺材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只要棺材没做好，贺云保就得继续在炕上躺着。按道理，人死了以后，当天就要必须入殓，可是因为棺材不现成，也就入不了，只能继续在炕上放着。年老的人可以提前几年准备棺材，哪有给还没结婚成家的年轻人提前准备棺材的，所以只能等着。请来了两个木匠，木匠们也是觉也不睡，日以继夜地赶制着，一切以快为原则，当然在快的基础上还要首先保证一定的质量和结实程度，不能还没开始抬就已经提前散了架，那就成了笑话。至于棺材的工艺，那就更顾不上讲究了，能不复杂就尽量不复杂，不追求那些了，只要结实能用就行，此刻再讲究那些外表花里胡哨的形式，一来不现实，时间上不允许，二来确也毫无意义，还是实际一点儿最有用。按照历来的习惯，如果死的是一位高寿老人，那还值得并确也需要隆重地大办一下，可是眼前是一个还没有结婚成家的年轻人，有什么可张扬的？尽早埋了才是正理，所以外头的人呢，来了的就帮着做点儿营生，营生完了，宁愿在地上站着，到外面的房檐下蹲着，看木匠干活儿，看麻雀在墙头上打架，或者互相说话，也没有人会到停放着贺云保的那个炕上去。不过也有个别的人，尤其是生前和贺云保关系比较好的，平时走得近一点儿的，会走上前去，掀起贺云保脸上那块绿缎子，默默地看一眼，一看，先吓一跳，顿时都惊得瞪大了眼，嘴也大张着，好半天合不回去，已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年年都一样，柳树先绿，杨树后绿，柳树绿上几天以后，杨树才开始慢慢地变色，这时节的杨树是灰白绿三种颜色，灰白的是树叶的背面，绿的是树叶的正面，没风的时候能分得清清楚楚，一有风来，树叶就全乱了，灰白绿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主要以灰白为主，其间只能看见一点点绿，顺着一个方向唰啦唰啦地响着，灰白地摆动着。贺有财家的院墙外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杨树，人们在院子里站着、蹲着，那些挤成一片的树叶就在他们的周围唰唰地响着。有人从远处砍回一棵小树，也是那种颜色的树，是准备用来给贺云保做引魂幡的。

屋里的一些角落里，院子里的窗台下面，堆放着很多长在盆里的仙人掌，有的还比较完整，有的却被剪得光秃秃的，上面一片叶子也没有了。这些从外面搜罗来的仙人掌，仅仅在一两天前还都很有用，现在贺云保一死，就没什么大用了。有的拿来就没用过，还保持着原先的样子，就又原封不动地给原来的人家送了回去。那些凡是用过的，就没法再还给人家了。

在靠近大门口的南墙边，有两个人一边制作“雪柳”，一边议论着仙人掌的事。

仙人掌真的是仙人的手掌么？

你说呢？不然为啥会叫这么个名字。

真是没想到，仙人的手竟然是这样的，全是刺，和咱们凡人的手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就因为人家是仙人。

谁要是叫这样的手打上一巴掌，那可受不了。

那肯定的。先不管打得重不重，那些刺就叫人害怕，一巴掌下去，脸上全是刺，密密麻麻的全是刺，你就想去吧，不疼死也得扎死，脸上的那些小毛刺，一百年也清理不干净。

这以后，这两个人的嘴里都发出一阵咝咝的痛苦响声，像是脸上已扎满了仙人掌的刺。

还是在贺云保刚回来的那几天，人们看见贺有财他们家的人到处收集仙人掌，知道谁家有，就去要，或者借，事情甚至还延伸到了周围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以外的那些村里，托关系，找认得的人。通往村外的路上，要是看见有人骑着车子，车子后面或者前面带着一盆仙人掌，不用问，准是才从别的村里回来，要往贺有财家送的。一盆一盆的或高或矮的仙人掌从本村或外村的人家抱回来、端回来，带着密密麻麻的刺，有的甚至还开着花，摇摇晃晃地朝着贺有财家走去。一片一片的仙人掌被捣碎了，捣成糊糊，然后抹在贺云保的脸上和头上，抹得都认不出本来的模样了，就看见绿癔癔的一大堆，又厚又浓，只剩下眼睛、鼻孔和嘴这几个地方没抹，这几个地方也就成了整张脸上的低洼处。这是他们的云保？这就是从前的那个贺云保？家里人也都看着眼生，越看越眼生。那些天，贺有财家里，日日夜夜飘满了仙人掌的气息，出来进去的人身上也都带着浓浓的仙人掌味。至于贺有财家的人，各人的脸上和衣裳上时常都能看到捣仙人掌时溅起来的仙人掌的绿糊糊和干了的绿斑点。

不过，孙本兰听魏山水说，最近这一两天，贺有财家先前的仙人掌味道已经被盖下去了。叫什么盖下去了？是烧纸的味道和香火气。尤其是烧纸的味道，外头每来一个人，就得烧一次纸，所有的来人都是为了祭奠死者，为了哀思而来，而每一个前来悼念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带着祭奠的烧纸，看着纸化成灰，然后鞠躬离去，要是同时一下就来好几个人，那就得连续不停地烧，把每一个人的哀思都传达给死者。灰、红两种颜色的两个瓦盆被一拨一拨的纸烧得滚烫、灼热又脆弱无比，给人的感觉，只要一个手指头上去挨一下，就能让那早已火爆到极限的瓦盆瞬间崩裂，炸成无数的碎片，两个瓦盆之所以轮流上阵，交替使用，就是为了错开时间，等待冷却，避免因瓦盆过热而引起爆炸。升腾的火焰和烟雾，除了呛人，呛得人流泪、咳嗽，还会叫人恶心，在屋里站着或者坐的时间长了，闻到的烧纸味多了，嗓子里好像成了一条烟熏火燎的通道，就得赶快到外面的院子里去换换气。孙本兰问魏山水在贺有财家主要做啥，魏山水说啥也做，碰到啥做啥，昨天还和两个女人一起铰过一大堆纸钱。

夜里，住在贺有财家附近一带的人们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那是贺云保在入殓，棺材已经做好，贺云保终于可以被移进去了，终于可以不用苫着脸再在炕上停放着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及时而尖锐地冒了出来，那就是谁来给贺云保扛起引魂幡的问题。按规定应该是贺云保的孙子，可是谁都知道贺云保连婚都还没有结，哪来的孙子？儿子都没影，更别说孙子。一个人，结没结婚是一个问题，结了婚有没有儿子是另一个问题，结婚和有儿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算结了婚，就算又有了儿子，有没有孙子，那就更是另一个其他的问题了。现在，贺云保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只是他本人已不再知道。

贺有财家的院子里亮着灯，夜已经很深了，争论还在继续。

天上的星星也在远远地看着他们，有的好像看得疲倦了，身上冷了，就打着哈欠离去，逐渐走远。走得多了，夜空就不再像先前那么拥挤，开始变得旷远、寂寥，留出许多空地。

参加争论的其实也只是少数几个人，是贺云保的几个长辈，大多数人是不参加争论的，除了没资格，还有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比如给棺材前面的灯里添油，前面的灯里添完了，再绕到后面去，看看后面的那盏灯需不需要添油。比如把砍回来的树枝再进行加工，剔去上面的枝杈，变成长短相等的木棒，再缠绕上剪成镂空状的白纸，做成丧棒。比如把一大块红布和一大块白布剪成许多手指那么长的细条，给每一个前来的人发一条，系在他们的扣子上。比如专门负责烧火的，蹲在地上，烧开一锅又一锅的水，供人们饮用。特别还有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只是来回流连踯躅于棺材前，专门负责驱赶猫狗，防止它们接近棺材，尤其是猫。因为人们都知道或者听说过，要是有猫突然出现在棺材上，里面的尸首就会突然惊炸，从躺着变成坐起来，说的就是贺云保这种年龄的死者。几位长辈也一再叮嘱过，千万不敢大意。

那几个参与决策和争论的人相当于抬着一个筛子在反复颠簸、筛选。在经过一次次颠簸筛选之后，在经过数番艰辛周密而实际上又并不周密并不确切地推算和证明之后，后半夜，终于从同宗的近亲中选出一个能够给贺云保扛幡的人，被确定为贺云保的孙子辈，那是一个才两岁的孩子，此刻应该正在睡梦中，正在母亲的翅膀下均匀地呼吸着，他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第二天会有一件完全没见过的事情和他有关，会有一个大多数像他那么大的孩子很难有机会碰到的任务落到他的身上。严格来说，那孩子并不是贺云保的孙子辈一代人，可是再没有比他更好更合适的人选了，也顾不上那么多的讲究了。几个人站在摇晃的灯影里，先前一直铁青紧绷着的脸渐渐松弛下来。自从那个孩子一出现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就有了一种隐约而又清晰的预感，就一直紧紧地托着、举着他，没让他再滑落、溜走，好像早就知道再不会有比他更合适的人被筛选出来。这会儿，总算是把他选住并固定下来，尽管大家大都对那个才两岁的孩子没什么印象，甚至连见都完全没有见过，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孩子，谁认不认得并不重要。不是么，很多年事高迈的祖宗们说起来其实并不认识他们的后人、传人，从三代以后基本就不认得了，即使就站在面前也往往认不出来，你能因此说那些陌生的后人不是他们的后人么，当然不能。漫长的争论和筛选早已使他们变得疲倦而又暴躁，有人站着就闭上了眼睛，不过可能并没有真正睡着，因为每逢一有人说话，尤其是当说出一个足够奇怪足够荒唐的理由时，某一双一直闭着的眼睛就会立即睁开，并随即进行当面反对或驳斥。这会儿，事情敲定，他们互相伸出手，击掌，约定，仿佛某种法度，在历经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痛苦之后终于建立和形成，就这么定了啊，可不能再变了，谁要是想变，那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付到他一个人的手上去，一切都由他定夺，做主，此前共同参与的其他所有人全都统统撤下来，变成围观的闲人。有人愿意把那乱麻一样的事情揽过来，重新披挂到自己的身上，让一切再从头开始么？当然没有！大家麻木而又机械地抽着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连抽烟也变了味，早已不再是一种劳动所得的福利乃至惬意的享受，而纯粹变成一种苦役般的喷吐甚至不情愿的燃烧？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再能够想起来，有人把烟递到眼前，就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地接过来，叼住，然后再昏昏沉沉地点着，只觉得嘴里苦涩又干涸，辛辣无限，火烧火燎，全然不再有从前的那种种幸福和满足。大家拖着沉重的睡意和疲倦到了大门外，互相连多看一眼都懒得再看，各自分手，迅速散开，各自摸着黑往各自的家里走去，觉得终于能赶在天亮前抓紧时间去短暂地睡一会儿了。

没有人给贺云保戴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还没有后代。长辈们当然是不能给他戴的，同辈的本家兄弟们也都只是在身上象征性地挂一点白，腰间扎一根白带。贺云保的妈留在家里，没有出来，只有他的两个姐姐边走边哭着。这样的一支队伍从他们住着的黑土巷里一出来，就让人们看到了和别的出殡队列的不同。贺云保的一个兄弟，默默地挎着一个柳条编的篮子，篮子里盛满纸钱，走几步，就从篮子里抓一把，撒向空中，空中不断地有鸟被吓走。

但是，人们很快还是发现了一个给贺云保戴孝的人，就是那个昨天深夜才被选中的两岁的孩子，此刻正被一个大人抱着，小小的身上穿着比他本人平时的衣服至少大一号的白衣白帽，那是两个女人专门熬夜为他缝制的唯一的一套孝衣，小树做成的引魂幡杆就夹在他和那个大人之间。引魂幡杆当然主要是由大人全力举着、抱着，插在他们一大一小两人中间，就表示是由他扛着的，并不是由其他人扛着的，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就够了。人们也都明白那个意思，所以没有人会再计较。抱着孩子的先是贺云保的二弟，走了一会儿又换成贺云保的一个本家大哥，前后两个人都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举着小树做成的幡杆，脸涨得红紫，明显吃力，孩子的两只小手也抱在幡杆上。贺云保的本家大哥把高高的幡杆微微倾斜一些，挨住孩子的肩膀，这样一来，尤其是从远处一看，就更像是孩子在扛着那高高的幡杆。

一行人抬着棺材，抱着孩子和幡杆，举着几种艳丽的纸塔纸屋，拿着缠绕了白纸的木棒，跟在几个吹鼓手的后面，踢踢踏踏地走着。一丈多高的引魂幡，上面白练飘拂，缀满各种颜色的纸花，最大的红色和蓝色花朵有饭碗那么大。走到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风里满是黄浓的尘土，转眼间就把所有的人都遮挡得不见了踪影。在那大雾般的黄尘里，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人高声叫喊要稳住，不要乱！但还是有人乱了，有人开始乱窜，有人原地打转，有好几个人都迷了眼，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揉着眼睛，正在揉着，不提防后面的人又都像瞎子一样咚咚地撞了上来。撞上来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每一个人的手里还都拿着各种不尽相同的东西。好几座纸房子碰到一起，本来还不太要紧，只是碰落了一些“屋檐”“墙头”和“屋顶上”的“烟囱”，却不料很快又被缠绕着白纸的丧棒先后捅破，听见一阵接连不断的噗噗的声音，便知道已经有很多的窟窿被捅出，有的窟窿在“墙上”，也有的在“窗户”上。有人说，完了，全烂了，全戳破了。就又有人说，破了就破了吧，反正一会儿也都得烧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人群挤倒后，又接连被几只乱七八糟的脚踩到了胳膊和肚子，少年隔着那人的裤子，用牙咬住那条踩住他的有点咸的腿，那条腿抽搐着迅速撤走以后，他才终于翻身站起来。早在黄尘起来的那时候，贺云保的两个姐姐就已经停止了哭声，众人混乱的时候，她们两姊妹脸对脸地站在一起，用两块头巾作掩护，把两个头蒙成一个头，抵御着风沙。迷了眼的人一边揉眼睛一边咒骂着风，他们不知道遭遇的这些其实根本算不上啥，另外两方面的情况实际要比他们这些人严重得多。首先是抬棺材的八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不知因为什么，走着走着，突然跌倒，一个行礼一样双膝跪在地上，另外一个脸朝下趴着。他们两人一倒下，棺材顿时失去平衡，前低后高，后面的六个人也跟着相继倒下。在他们倒下的同时，棺材也重重地砸到了地上，听见有沉闷的响声传来，又听见有人喊棺材掉了！棺材跌烂了！跌倒的人顾不上疼痛，爬起来首先去察看棺材有没有跌烂、破开，别的任何事都不重要，要是把躺在里面的贺云保掉出来，那才是最大的麻烦和不祥。眯着眼去看，发现棺材钉得很严实，没有开裂也没有跌破，便知道贺云保还好好地躺在里面，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掉出来，众人放了心，短暂地歇了一下后，又把棺材重新抬起。

这时候，那个白衣白帽的两岁孩子还在大 声地哭着，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哭，只是过于混乱的局面让很多人并没有听见，人人都只顾着手忙脚乱地对付着自己眼前的那些事，所以并没有几个人听见他哭。其实，早在大风刮来的那时候，他就已经被粗粝的树干压哭了。大风一来，黄尘一起，手里一松，高大的引魂幡一歪，贺云保的那位本家大哥就立刻慌了，就知道情况不妙了。由于风的作用，一丈多高的引魂幡先是在他的胸前狠狠地挤了一下，接着又把他怀里抱着的孩子的脸擦破，很快又摇晃着颤抖着往一边歪倒。那时候，他明显地感觉到它是想尽快地脱离他和孩子的怀抱与环绕，要独自离去。树干从那孩子的脸上移开，随即又压住那孩子的肩膀，借着风势，还在拼命地往下压。他看见那孩子嫩嫩的小脸上出现了一条一条的血道子、一片一片的血印子，再加上尖厉却又如同乱麻般的哭声，让他这个成年人变得更加慌乱而惊恐，他觉得光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这根越来越不听话的幡杆了，它猛烈地摇晃的样子把他吓住了。他想让周围的人过来帮他一下，但是没有人能听见他说的话，他一连说了几遍，都没有人听见。这时候，高大的幡杆已经不再是最早竖直的样子了，而是已差不多半躺着，躺在他的胳膊上和那孩子的肩膀上，他看见杆子的前端白纸飞舞，红花盛开，其它各种颜色的花也都在纷乱地飞舞着。都要走了，都要飞走了，他这么觉得。他哀嚎一声，感到他的手里已经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然后就看见幡杆的底端摇晃着从他的腰里上来，在他的胸前生硬地撅了一下，接着又往上，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下巴，然后就平行着出去了，滚动着掉到了地上。他哀嚎就是因为发现手里已经没有一点劲了，两只手变得又松又酥，什么也不能握住，要不然他不会哀嚎，还会继续紧紧地抓住。披红挂绿的幡杆，顶子上附着太多纸花纸帘的幡杆，从出门以来就一直颤颤巍巍的幡杆，先前和他进行搏斗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现在忽然像正月里一条正在舞动的龙一样掉到了地上，彻底躺倒，死了一样，这才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看见有人跑过去，想要弯腰扶起幡杆，很快又有人过来从他的手里抱走孩子，他猜可能是去给那孩子抹药或者清洗脸上的血迹。他觉得是应该给那个孩子好好看一看了，除了脸上被划破，那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更担心说不定鼻子和嘴唇也被戳烂了呢。他看见风还在刮着，有一个人的帽子忽然被刮走，骨碌碌地在地上滚着，那个人摸了一下头上，然后就开始飞奔着去追赶他的帽子。

引魂幡从地上重新扶起来以后，很多人一时都有些傻眼，因为原来的那个披红挂绿枝繁叶茂的引魂幡不见了，高度还是原来的那个高度，上面却不再繁茂，只剩下可怜几条剪成镂空状的白纸，只剩下三两朵小花，因为扎得牢，因为被压在最下面，才没有被风刮走。大多数的那些花，都不见了，都在风中远去。他想起那些碗大的红花，碗大的蓝花、白花，想起一串又一串的别的花，正是它们鲜艳怒放的样子，累累垂垂的样子，让杆子变得很沉。

不久，那个被抱走的孩子又回到了他的手里，他看见孩子的脸上缠满了绷带，整张脸上只露出一双小眼睛、两个小鼻孔、一张小嘴。他抱起他，让他的头和他自己的头保持一样的高度，接着又把凋零的稀稀拉拉的引魂幡重新举起。这一回，因为有了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怕孩子再一次受伤，他没有把幡杆插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而是把它举到了他自己的另一个肩膀旁边，稍微挨着孩子一点儿就行了。在做这些的时候，看见一双小眼睛在注视着他。其实，就他本人来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场铺天盖地的黄尘太像是一个噩梦，他觉得这时有没有眼前这个孩子实在已没有那么重要，要是没有反而更利索。可是，好像又不能没有，还是得有。

棺材抬起，众人站好，重又开始出发。风基本停了。

打发完贺云保的几天以后，贺有财在街上走着，有人要过去和他说话，贺有财手一摆，头也不回地说，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

旁边就有人说，还没问你呢，你就说啥也不知道，你知道要问你啥？

贺有财边走边说，不管是啥，我都不知道。

要是问你姓甚叫啥，你也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

小毛对孙本兰说，妈，我湿得厉害。

孙本兰说，儿呀，你在哪儿？你咋就湿了？

小毛说他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周围的地方完全不认得，不仅仅人不认得，就连身边的一草一木也不认得。有一种草，长着人的脸，甚至还有一双人的耳朵，通体紫蓝，也有的发绿，据说里面是雪白像乳汁一样的东西，但是那恐怕也仅仅只是一种据说，因为一旦剥开，一切立即变得乌黑，并且染到哪里都难以清洗。想咱们在人世间好歹也过了这么些年，什么时候可曾见过那样的植物？有一个小桥，看上去很眼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却咋也想不起来，怎么也认不出来。又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歇息，远看以为是姥姥，就直奔过去，到了近前也还是觉得那就是姥姥，身上穿着一身出门才穿的衣裳，觉得并没有认错人，但是老太太却明显不认得他，甚至连看也不看他，只是孤身一人坐在路边，两只眼睛里乌云翻滚。乌云翻滚啊妈！要是真正熟悉的人和东西，能不认得么？姥姥能不认得她自己的外孙？比如你，我的妈，我老远就认出来了，从那边一过来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那还用得着细看细想么？小毛老成持重地对她说，说到底，其实还是没见过，不认得，不怨人和东西陌生，只怨自己眼界窄，没见识，少见多怪，大惊小怪，所以才经常一惊一乍。小毛在说这些的时候，几条孙本兰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抬头纹一闪一闪的、一跳一跳的，忽然严肃地聚拢在一起，忽然又像岔路一样分开，要说是沧桑要说是沟壑纵横也说得过去呢。孙本兰就惊讶了，孙本兰就紧张了，这孩子二十岁的生日还没过呢，咋这么说话？一板一眼的，说得还都是正经的道理，没有一句玩笑，没有一句能和他的年龄粘上边，连老年人都有瞎说乱扯胡咧咧的时候，他却一句那样的话也没有，为啥？是没有，还是有却不说？怎么就忽然有了那么明显那么厉害的抬头纹？再一看，确实比走的那时候老了不少，甚至越看越觉得很像是她从前一个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同学。又看见他湿漉漉的，好像泡在水里，身上有草，还有石头。

孙本兰一听小毛这样说，就急了，一急就哭了，一哭就忽然醒了。

这是在孙本兰的一个梦里出现过的情景。这一个月里，孙本兰有三次梦见过小毛，每次都是小毛忽然出现，好像是临时请假从远处赶来的，又好像一直就在附近，来到她的梦里和她说话，有时说着说着就不见了。孙本兰就问他，到底是请假出来的呢还是自己偷着跑出来的呢？小毛的脸上就略有不悦，说她操啥心，不抓紧时间说话，就爱瞎操心。看见孙本兰还不踏实，就又说，放心吧，把心放宽，放得宽宽的、展展的，犯法作乱的事情咱们不做。听见他这样说，孙本兰就真的放心了不少，脸上现出一些宽慰的笑容。很快，有花，有蓝盈盈的晴天就立即在笑容里绽放，升起，像是一个杏花桃花盛开的平川里发生的事，最寻常的人，最寻常的事，炊烟，远山，路上遇到的口音也都能听懂，一听就能明白，车轱辘在黄澄澄的沙土路上印出一轮又一轮花纹。有一次正说着，忽然听见远处或是附近的鸡叫了，小毛脸上的神情顿时凝住，像冷了的油脂一样，再也不能变化，也变不回去，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朝哪个方向走了？孙本兰却一下也没看清，气得骂自己是瞎子，两只眼睛经常成为一种摆设。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孙本兰自己没有把握好，把事情做坏了，因为她不是忧心便是急躁，要不就是害怕，然后就把小毛吓走了，总之是从她的梦里退了出去。真的就像是退到了一道幕布的后面，孙本兰总觉得不太远，就是幕前幕后的事，但是却千呼万唤找遍里外也不见再回来。碰到那种情况，孙本兰又不甘心，就闭上眼睛再睡，想重新梦见，再继续不久前的情景，希望还能在梦里再看见小毛，把那一切一直延续下去，不过却每次都适得其反，白等一场。哪能那么容易，你想见他，他就咚的一声来了？那成了什么世界都成了你们的，别人还怎么办？所以无论再怎么睡，小毛也不再到她的梦里来了，只能再寄希望于下一次，而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又完全不由她决定。孙本兰隐隐约约地有一种感觉，觉得那事不仅不由她决定，好像也同样不由小毛决定，好像小毛也得临时请示或告假，也得等机会，甚至抽冷子。对于她孙本兰来说，就更是只能等待，只能碰机会碰运气。而且，她还发现，这事就像很多别的事情一样，专门和你拗着来，越盼望来越不来，盼得一双眼睛变成枯井，不再渗出一点点水也没用，仍然还是不来；什么时候你不再盼望了，甚至被别的事冲淡，盖住，忘了，甚至完全引向别的方向，它反倒来了。一闭上眼就看见叫人吃惊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来了，早已铺开，正在等着，真正来迟了的反倒是你自己，你一边跑着一边暗叫着哎呀。

四月里，下了几场小雨，有那么几回，人睡着以后，雨悄悄地下，就一点点，等人醒来以后，早就又停了，出门一看，地上也干干的，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看不出几个时辰前曾经发生过什么，只是闻得空气里有一种和先前不一样的味道，很有点儿像是那种找机会偷哭的人，一看见有人来，一听见有脚步声响起，马上把脸抹干，装着没事的样子。地湿的那会儿，干渴了好几个月的草木都在闭着眼吱吱地吸水，互相连说话都顾不上，就更不可能有闲工夫打招呼，只听见满世界都是嘶嘶的渴饮声。这么喝水的并不只是草木，还包括很多房屋的山墙和后墙，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和改变，很多山墙尤其是后墙，就在那种时候出现了蛤蟆一样的颜色。雨下的时候当然到处都湿淋淋的，又泥又水，不过只要一停，很多地方转眼间就又干了。但是，在一些有着阴影和蛤蟆颜色的后墙下，常常会有小孩甚至大人被哧溜一下滑倒，起来时手上和脸上就会沾满蛤蟆般的绿色。孙本兰知道，他们这地方，方圆几十里以内，没有什么大江大河，也没有深水。小河倒是有一些，但是水都很浅，有的只能淹住一个脚，水底的石头和沙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样的河，那么一点儿水，一眼就能看见，不会有任何秘密，也藏不住任何东西。王四四说小毛往东去了，可是东到底是哪儿呢，说得她云山雾罩。王四四也是个没出息的孩子，连个话都说不清，小毛好像就失踪在他的那话里。

最后一次梦见小毛，小毛对孙本兰说，妈，看你那样悲悲戚戚的，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

孙本兰说，是哩，我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事呢。

小毛就说，妈，我没死，我还在这个人世间呢。你也看见了，身上一点儿伤也没有。

孙本兰说，那你咋不回来？你哪怕回来看一眼再走也行，妈不拦你。

小毛说，妈，你信不信，说不定我后面还有大好的前程呢。连启先生都说我，说我印堂发亮呢。

她问，启先生是谁？

小毛说，你不认得，一个高人，一个很厉害的人。妈，你不知道，咱们一直住在一个小地方，就像住在井里，活得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外面的高人真是太多了。

听见小毛这样说，她放心了不少。她说，好，那就最好，前程不前程的先不管他，只要你活着那就是最好的。

这以后，在外面，或者在家门口的时候，常有人问孙本兰，你们家小毛啥时候回来？

孙本兰就说，快了，快回来了，正在回来的路上哩。

出门就怕有人问，偏偏还就是经常不断地有人要问，这让她不得不减少出门的次数，想起出门就愁，实在不得已出去了，也是尽量拣人少或没人的地方走，因为心里虚得厉害，她知道自己有些话完全就是在瞎说，可是一开始已经说出去了，收又收不回来，又能怎么办呢？她很恨那些喜欢问她的人，关心别人家的事情胜过关心他们自己的事，人们为啥要喜欢那么做呢，目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看别人的笑话，就是想通过打听或周转，追问出你破了的地方和一些不能说的东西来，比如你破了的裤裆或比裤裆更大更幽深更严重的方面。看见你家里有阴影，有黑暗的角落和无法下脚的地方，知道你有不能说的事情和令你吃不香睡不着日夜不宁的东西，这对别人对别的那些家庭是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宽敞和亮堂呢？

从灰白灰绿的树木间刮来的风，已不再有前些日子的寒意。就是在那种逐渐变软的风里，孙本兰闻到一种味道，觉得好像是土豆生了芽的味道。有一天，孙本兰从地窖里把上一年的土豆取出来，看见所有的土豆果然都生了芽子，白胡子一样，又长又密，有的甚至把一个土豆完整地包裹起来，需要撕扯才能剥干净；更有的芽子之间互相缠绕、蔓延，纠集勾连在一起，变得难解难分，还十分结实和密集，被众多芽子包裹住的土豆就不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一堆，抓住一把芽子，就能提起来一堆土豆。孙本兰坐在门前给土豆剥芽子的时候，她的一个住在上水泉的姨表姐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姨表姐就坐下来，帮孙本兰一起给土豆剥芽。姨表姐边剥边说，她们家的土豆也长了芽，还没顾得上剥。剥了一会儿以后，姨表姐问孙本兰，小毛还没回来？到底啥时候回来？

孙本兰低着头说，快了，快回来了，正在回来的路上。

姨表姐说，快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听说快了，快回来了。走了整整一年，还在路上？这得有多远？

姨表姐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笑，孙本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姨表姐的那种笑。

也许，正是姨表姐的那种笑，忽然激怒了孙本兰，让孙本兰觉得她不怀好意，孙本兰的一张脸顿时变得通红，恨恼地对姨表姐说，远不远和你有啥相干？你是专门来看笑话的吧？

姨表姐吃惊地说，我说啥了？我不就是问了一句么？咋说翻脸就翻脸？

孙本兰说，对，就是要和你翻脸。你不仁，我也不义。走！你走！从今以后，永远不要登我的门！

姨表姐说，你说清楚，我咋就不仁了？

孙本兰没再说话，而是拿起姨表姐的一个包袱，一甩手扔到了大门口。

这一扔，姨表姐也终于恼了。姨表姐从门前的那个板凳上站起来，又走过去，弯腰捡起自己的那个包袱，然后回过头，看着孙本兰，也恨恨地说，不登就不登！

姨表姐拿着自己的包袱出了门，听见孙本兰在后面呸了一声，接着又哗啦一声关上了门。

哼！说我是来看她的笑话！姨表姐生气地走着，又想起刚才背后的那一声呸，不禁越想越生气，没想到孙本兰竟是这么一个人。

姨表姐走了几步又返回来，她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

又回到孙本兰家大门外时，听见从那个紧闭着的门里传来了孙本兰的嚎啕大哭。

作者简介

吕新，著名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生于1963 年，1986 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抚摸》《草青》《掩面》《下弦月》《吕新作品系列》（20）卷等；曾获《上海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