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袁：雪乡（小说）

出租车雪亮的灯光依次扫过高大的雪松、低矮的不知名灌木和茫茫一片的雪地。光圈到不了的地方是白雪覆盖的平原，在峡湾和河域之间逶迤伸展。四处只剩下白雪映出的冷光。气温极低，一切倒是显得像胶卷一样异常清晰。偶尔有零落的灯光打破这一幅凝滞而冷清的画面。孩子刚从令人疲倦的长途飞行中醒过来，此刻正老老实实地坐在她身边，温热的小手紧紧地攥住她的手臂。

到家了。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她打开车门。车外的冷空气像是一大杯加了冰的伏特加向她劈头盖脑地泼过来。不远处雪松枝条上悬挂的雪像是受惊一般簌簌地往下落。司机帮她从后备箱拿出行李。两件大的，一件小的。“天气真冷啊。”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雪地里激起空寂的回响，悲戚得近乎优美了。

钥匙转动的声音是清脆的嗒的一声，门开了。她摸索着墙上的开关。屋子里面冷得像冰窟——零下十度的低温，每走一步，裹挟的空气就像是刀片一样割着她的皮肤。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她走之前明明没有关暖气的呀。她有一点气急败坏，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地查过去。墙上的暖气片毫无生气地悬挂着，像是冰冷的手术器械泛着白光。她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它们这么面目可憎过。孩子仍然站在门厅里，她的手里不知所措地拉着小行李箱，上面画着大大的加菲猫图案。“暖气不工作。不过妈妈现在把暖气的总开关重新启动了。”她竭力轻松地说。“什么叫重新启动？”五岁的孩子小心翼翼问道。她笑了。

她睡得很不踏实。像是浸没在无边的冰水中，身体每一个细微的触感都被无穷的放大。羽绒被沉甸甸的像是挂在身上的铅球，把她往水的深处拽。凌晨一点，她一骨碌爬起来，到了女儿的房间，孩子蜷缩成一团睡得正香，她把手伸进去试了试温度，被子里面还算暖和。她想了想，把孩子叫起来，孩子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她帮孩子穿衣服的时候，孩子一直都闭着眼睛。连她牵着孩子的手走过冰凉的门厅，打开门，抱着她坐上车的时候，她也是懵懵懂懂的。“我们去旅馆。”她说，“希望我们在那里能睡个好觉。”车子引擎发动的时候，她看着车尾冒出的黑烟发呆。

“凌晨一点，零下十五度。家里的暖气坏了。我们只好开车去了旅馆。”她是这么跟克里斯蒂安说的。他的声音不急不躁。他说等他下班的时候会过来，帮她看一下暖气哪里出问题了。但他不确定是几点。他是一直都很忙的。

当然她也气急败坏地给丈夫打国际长途电话抱怨。她打电话的时候，是北京的上午，她知道丈夫此时正在北京他那间高级办公室里俯瞰着整个城市——那间办公室有着半圆形的落地窗。一阵歇斯底里的抽噎让她不得不挂上了电话。

圣诞和新年的假期连在一起有半个月。其实不是回国度假。更像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北京的冬天并不使人留恋——在大部分雾霾肆虐的日子里，你只能看到高楼，马路，行人和汽车那影影绰绰的轮廓悬浮在模糊的黄色之中——细节被困在浑沌里，像是被躯体困住的灵魂。空气里是金属和硫磺的腥味。这时候，你只能企盼西伯利亚的寒流能长驱直入。冷空气过后的太阳是淡黄色的一个圆，不情不愿地照着冬天光秃秃的草皮地，还有在风中摇摆的枯藤似的枝干。“我们回到挪威就可以滑雪了。”她是这么告诉孩子的。“不，其实还要再等上一个月。”一月是挪威最冷的月份。从一月底开始，白昼逐渐变长，如果春天来得早的话，二月里的阳光就已经灼灼地照着了。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好像迟一点，是二月份，她刚滑完一个长长的雪道，停在一个大坡上休息——通常雪道的尽头会是这样的一个大坡。边缘骤然出现了一个断层，像被刀削过似的。

克里斯蒂安就是在那儿第一次跟她搭上话的。

“远处是冰川。哈当厄尔高原的冰川。”他说。

对面的雪山似乎近在咫尺，那白山黑水扑面而来，细节肉眼可见。白的是雪。黑的是树。她看到红松，落叶松，云杉，冷杉，各式各样的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层叠地混织在一起。一棵树接一棵树，一片林接一片林。林线之上则只有一望无际的白。是经年不化的雪和坚冰，那白色看久了，眼睛会失去焦点。

她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的脸被巨大的滑雪眼镜挡住了一半。茶色的镜片在阳光下闪着彩虹般的光。露在外面的下巴覆盖着微微发青的胡茬，上面结了非常细小的一层冰渣。她觉得滑稽，不由得咯咯地笑了。她说她得接着往下滑了。

大坡比她想象的陡。表面覆盖的浮雪已经被千万道的雪橇划痕压实了，底下的冰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蓝光。已经连续好几天温度都是零上了。这是个向风的大坡，白天温度升高融化的雪在晚上又重新凝结，被压雪机压实之后撒上一层薄雪。她听见自己的滑雪板划过表面的硬雪，像是粗盐，接近透明的颗粒，触碰到底下的冰层，发出吱吱的声响。底部的刃突然嵌到了冰里面，而她的身体刹不住车，继续向前。她一下子失去了重心，顺着坡摔了下去。她听见风声在耳边呼呼的响，身体就像是坐滑梯，不过这滑梯是冻实了的雪面。鞋子和雪板之间的咬合松脱了，雪板滴溜溜地往山下滚。

终于停住了。她有点狼狈地站起来。这次她看清楚了克里斯蒂安的脸。因为他摘下了滑雪眼镜朝她笑，手里还拿着她的雪板。她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找回她的雪板的。但是这对挪威人来说很容易——他们根本就是在冰雪上长大的。

半小时之后，她们已经坐在山脚下的餐厅里，喝着热巧克力了。

她告诉克里斯蒂安，她在这里已经生活十来年了。“我还摔过更狠的——第一次滑雪，从缆车上掉下来，直接掉到了黑道。几乎是鼻青脸肿下到山脚的。”她说。

他问她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说不。她带着女儿。此刻女儿在小孩专用的坡上玩，有专门的人照看。这其实是一次公司活动，尽管大伙儿搭着缆车一起上山，到了山顶之后便像水滴消失在大海一样无影无踪。

孩子脚上是新买的滑雪板，从小孩的坡道上往下冲——她穿着粉红色的滑雪服，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有鼻涕糊在脸上。她其实是个胆怯、害羞的孩子。刚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她都是比较谨慎，犹犹豫豫的，但是玩疯了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此刻，她已经在教练的带领下，可以自如地刹车和拐弯了。

她还告诉他，这是孩子出生以来她第一次滑雪。当她重新穿上笨重的靴子的时候，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一般的沉。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滑雪靴的金属搭扣扣上，内心的沮丧难以形容。不过，当她乘坐索道到达山顶的时候，这种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大部分时候，她都是一个人生活。有了孩子之后，便是和孩子两个人生活。她们的生活很孤单。其实，她是想要告诉他她生活中的矛盾，她的悲伤和需要。就像大部分女人一样，铁了心不想要平凡的交谈，而是要真正的谈话。但她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克里斯蒂安第一次来她家的时候，孩子还在幼儿园里。是个二月底的一天下午。太阳努力地刺破云层，发出冷冷的光。积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黑一块白一块的，显得异常丑陋。马路上到处都是轮胎碾压过乱七八糟的印子，脏乎乎的雪和碎冰被飞驰过的汽车甩得到处都是。这是一副凌乱不堪、令人沮丧的画面。她带着这种情绪回到了家。其实，她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太确定，但并没有感到不安。

房间里满满的都是孩子的玩具，乐高积木，粉红色的玩具推车，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偶，散落得到处都是。她其实是跟孩子说过要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玩玩具，但是孩子固执地想要下楼来，在她做饭，或者收拾屋子的时候，孩子就一个人把喜欢的玩具搬到厨房和客厅。她一个人可以安静地玩很久。

时间不多，刚够她把玩具搬进孩子的房间。其实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但是她这样做了，并且把房门关上了。

她记得他那蓝灰色的眼睛，皮肤近看时那粗糙的纹理，当然还有身体的温度，以及他从她身上直起身时宽大平展的胸膛。但她不记得他确切的样子。她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让一般的观察都变得不可能了。他向她俯下头来时，他的脸看上去有点儿不一样，也许是五官因为重力的作用而凑在一起。而当他仰躺着的时候，那张脸显得很舒展，当然不再年轻，也并不光滑。她不知道的是，后来她对这张脸上的每一道纹路，每一个疤痕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当时她所想的只是记住这一件事。记住的意思是在心里再次体验，然后永远封存起来。

她看到房间里有很多孩子的照片，从几个月到几岁的。有笑着的和嘟着嘴生气的，有在湖边喂鸭子，采榛果，荡秋千的，有在海边游泳，还有在山上滑雪的。这让她感到不舒服。这些东西令她感到震惊，照片一直在那里，但此刻它们是如此清晰地凸现出来，就在她认识到自己身体那本色的惊奇和欲望的喧腾的时刻。床头柜上也有一张，照片里孩子咧着嘴在笑，举着一根棒棒糖。她轻轻地把照片反扣过来。

只是整个房子里，都没有丈夫的照片。没有她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她的丈夫并不在这里。但孩子是在挪威出生的，在霍达兰郡的郡医院。生产的过程不很顺利。所幸孩子终究是健康地出生了。几个月大的时候，她和孩子回国待了一段时间。然而她似乎是一日比一日抑郁。终于在孩子一岁半的时候，她决定回挪威去。“我把孩子暂时留在北京。”她对丈夫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原来的工作还在等着我。等我重新安顿好了，我再把孩子接过去。”

走的时候，丈夫没有说什么。他向来尊重她的意见，一贯如此。她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大部分时候她听凭自己的直觉行事，而她的直觉带来的后果是她自己不能控制的。然而那时她还年轻，时常会气急败坏，觉得丈夫的态度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体，不动声色地把她的能量吸进去。“我不想勉强你做任何事情。”丈夫说，“事实上，我觉得已经无所谓了。”

在那之后的一整个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就像每次一睡着就做同样的梦。这个梦其实很像这个多雨的城市一般，如梦如幻，面目不清。她会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想象自己躺在他怀里。你会以为她记不起他的脸，但那张脸却会突然清晰地出现。那是一张混合了男孩的天真和男人的疲倦的脸。他的身体也会出现在她的梦境里。她对他如此渴望，这种渴望几乎摧毁了她对日常生活的耐心。时而，他们也会见面，但见面的时间通常不确定，何况这种令人眩晕的幸福感只会持续短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便是这段关系的阴影。也许是因为他偶尔的怠慢和时不时拐弯抹角的警告，关于家庭，责任，和其他。

她和孩子的家在一个山坡上。往高处去，有小孩子玩的沙坑和秋千。还有一到春天就开得哔哔剥剥的野花。从山坡的最高处可以看到海天交接的地方有飞机起降，飞机掠过她们头顶上空的时候像是洁白的大鸟，孩子会指着机翼上红色的标志欢呼雀跃。孩子并不经常和邻居家的孩子玩。大部分时候，都是她陪着孩子，荡秋千，跳房子，在地上用粉笔画画。往山脚下走，是一个有环形跑道的体育场。

她开始跑步，只有在不间歇的跑步中，她的幻想才会蛰居起来，消失不见。而一旦停止奔跑，那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又摧枯拉朽地一路烧上来。当然，跑步的时候也是必须带着孩子的。因为她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在她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早上她想去跑步——当时孩子在熟睡，她就到体育场去了——也许跑的时间稍稍久了点，当她回家的时候，发现孩子靠在小床上哭泣。不是声嘶力竭的那种，孩子从来不那样哭，是小声的抽泣，哽咽，上气不接下气。她手里还拿着睡觉用的一个小兔玩偶，上面糊满了她的鼻涕和眼泪。“我以为你掉到马桶里了。”孩子说。从那以后，她便寸步不离孩子了。

“我们背靠背，同时出发，朝相反的方向跑。”她对孩子说。孩子跑得很慢，有时候会蹲下来拽刚刚长出来的小草，或者挖沙子。她也就随她去。这几乎是她唯一的锻炼时间了。有时候孩子会沿着跑道骑自行车，或者穿着旱冰鞋。同样的游戏她们玩了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在整个跑步时间里，她必须时时注意着孩子，防止她跑到外面去，或者受伤——她穿着的红衣服，帽子上那个红色的毛绒小球，在空旷的操场上显得格外鲜艳夺目。

有一天，在她们跑步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她和孩子隔得很远。她听见孩子在大声的叫妈妈，她竭尽全力跑过去。当她一把搂住孩子的时候，她发现起初是自己的嘴唇在哆嗦，然后泪水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和着雨水，还有孩子的鼻涕。

雨水从她的视线里逐渐模糊，消失了。眼前飘舞的是大片大片的雪花，拍打着酒店餐厅的玻璃窗。又下雪了。所幸的是，室内很暖和。她们头一天凌晨来到了离家最近的这家酒店。她催促孩子快一点吃早饭，因为待会儿还要上幼儿园——孩子的鼻尖上还挂着黄油炒蛋的碎末。

头天晚上在旅馆前台登记之后，孩子突然愣愣的问了她一句，“妈妈，你还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国家，你点了一杯巧克力冰淇淋给我吃，但我不想刷第二次牙，所以最后也没有吃那杯冰淇淋，最后化掉了的事情吗？”

她记起来那是去年夏天在格拉纳达。丈夫从北京飞过来，先是在挪威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一起去了西班牙。格拉纳达背靠着内华达雪山，那是西班牙的最高峰，也是冬季时候的滑雪胜地。在这里，人们同时可以看见长满棕榈，剑麻等热带植物的红色土地和白雪皑皑的内华达山脉，阿尔罕布拉宫就在这奇妙景色的中央。她们的酒店就在阿尔罕布拉宫的脚下。这是一个夏天明亮的黄昏，从酒店露台上可以远远看见天的尽头内华达山脉留下的巨大的阴影，太阳逐渐隐去，暮色如烟如雾地荡漾开来。

她们在酒店的露台上吃饭。饭后孩子说困，丈夫就领着她回房间休息了。她和朋友继续喝酒。她们喝的是桑格利亚水果酒。然后像是心血来潮般，她点了一杯巧克力香草味儿的冰淇淋，然后给丈夫打电话，问孩子有没有睡。“妈妈给你点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冰淇淋呢。”这是她最为擅长的对孩子的小小示好，这法子她用了无数次，就像是她对孩子感觉有所亏欠时的弥补，因为她对孩子的注意力并不是持续不断的。有时候，她的温柔像是一种策略，为了让日子好过点儿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孩子回答说她刚刚刷过牙。“如果要到外面来吃冰淇淋的话，那就又要再刷一次牙了。”孩子有一点犹豫地说。她回答，“那我就只能等冰淇淋自己化掉了。”第二天孩子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冰淇淋有没有化掉。她肯定地回答说化掉了。

时隔好几个月，不知为何孩子又想了起来。也许是住在旅馆这件事情，让那杯空气里化掉的冰淇淋奇迹般地重生了。

“那是在西班牙啊。”她温柔地回答。

晚上，其实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孩子躺在酒店的大床上，温热的身体紧紧地靠着她。她先是轻声地呼唤，“妈妈，妈妈。我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孩子自言自语地说，“真讨厌，那杯化了的冰淇淋老是在我脑子里，赶也赶不走。”孩子讲中文时候的语法是颠三倒四的。孩子用被子蒙住头。她说，“爸爸，”然后轻声的啜泣起来。她想去亲孩子的脸，但孩子固执的仰着头，反抗着她，不让她靠近。

这件事情带给她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吃着丰盛的酒店早餐的时候，她也是感觉没滋没味的。当然，也许是休息不够的原因。她顶着两个黑眼圈，看着孩子吃饭。孩子把炒蛋撒得到处都是，她也没有生气。她不能停止地去想头天晚上的情形——孩子把头蒙在被子里哭泣——年龄还那么小呀。当然，她和孩子之间一直都是非常亲密的。毕竟从出生到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们母女俩孤零零地在这里生活的呀。毫无疑问，她是深爱孩子的。但她太缺乏作为母亲应有的抑制、礼仪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了。她想到有几次把无理取闹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原地，任凭其哭泣。当然她的离开只是一个小小的警示。事实上她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但威吓毫无疑问起到了作用。

事情总是这样的。你把一些东西搁开了一阵子，比如说某些记忆，它们藏在黑暗的壁橱里，落满了灰尘。然后有一天，你去拿其他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样东西，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拭去上面的灰尘，你发现，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陈旧了一点。那样东西其实是你的光辉宝藏。但她的心因为回忆而剧烈地哆嗦和疼痛了起来。

她希望克里斯蒂安能早一点过来。最好能在她去幼儿园接孩子之前。她的孩子并没有见过克里斯蒂安。在她想象中，这个可能发生的场景是极其荒谬，不可接受的。但克里斯蒂安说他被工作绊住了。等他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从幼儿园接回来了。她们的行李仍然放在旅馆，所以她是带着孩子从旅馆赶过去的。她看到克里斯蒂安的车已经在门口的雪地上停着了。引擎熄了，他长长的腿从半开的车门伸出来，也许他觉得车里面闷。其实他是可以把天窗打开的。

“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她是这么对孩子解释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答应了一声。他蹲下来，亲切地和孩子打了个招呼。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

克里斯蒂安在工具房忙着。她陪着孩子在楼上看书。她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他叫她下楼去，他说有一些管道的位置他不清楚。她找到了说明书给他。他们在狭小的工具房里一起读着那本小册子。其实她是不用帮忙的，因为克里斯蒂安对这些很拿手。但她不由自主地把身体贴住了他的，一股热切的惊惧，如一股电流般传遍全身，同时她必须始终警觉地倾听着楼上的声音。他的触摸是克制的，但是却带给她无边的美妙。

她听到孩子在踢踢踏踏地下楼梯。闪电般地分开。她走出去问孩子需要什么。孩子说她想出去玩。她们住的这一片房子的外围有一个池塘。已经结冰了。边上有一群孩子在打雪仗。雪球飞来飞去，大一点的孩子们很灵巧地在闪避，有一些年龄和个头都比较小的则是跟着跑，或者满地打滚。孩子们五颜六色的衣服在一片白色上分外夺目，就像是奶油蛋糕上撒的糖霜和果酱。孩子肯定是过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可以啊。她听见自己和颜悦色地回答。通常情况下，她是不让孩子单独和邻居家的孩子到太远的地方去玩耍的，叮嘱孩子就在门口玩，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打雪仗。

孩子刚出门，男人便宣布，“暖气好了。”她知道这难不倒他。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实际上，当他摆弄工具的时候，灵巧的双手经常让她觉得热情高涨。他叫她过去看。暖气片开始滋滋地响，热气直往外冒。暖气片看上去突然赏心悦目了起来。他勾下头来。他的舌头异常灵巧。她觉得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后背抵着坚实冰冷的墙壁。

这时候她们听到外面一阵骚动。“有孩子掉池塘里了。”似乎是邻居在叫。有人打开门冲出去。她只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叫喊声，还有孩子惊惧的哭泣声。这突如其来，令人惊恐的声响一刹那就将她包围了。她挣脱他的胳膊，离开了他。打开门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头发蓬乱，羽绒服的拉链也掉下来了。但她不介意谁看见她，她大脑一片空白，只是拔开腿朝池塘跑过去。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了。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一路跑，一路叫女儿的名字。恐惧使她双唇发白，声音颤抖，必须极力控制才能不让眼泪流下来。她甚至已经在想象池塘的冰裂开了一条巨缝，把她的孩子吞噬了。不过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也淹不死。但是也许会有脑震荡，也许会有后遗症……各种各样的假设在她脑子里疯狂地打架。

就在那里，池塘边上，她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她在那里，好端端的，一点事也没有，她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惊奇地看着她头发蓬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掉到池塘里的是另一个孩子。池塘表面的冰其实只薄薄的一层。虽然看上去很厚。当他们试图在冰面上进一步探索的时候，冰层裂开了，其中一个孩子掉了下去。但是池塘的水其实很浅。孩子也只受了一点轻伤。手脚的皮肤擦破了，可能呛了几口水。只不过在这么极端寒冷的天气里——据说有零下十五度，衣服和鞋子都吸饱了水，也足以让孩子的家长叫来救护车了。“防止体温过低。”她们是这样说的。

她抱起孩子。其实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反应会那么大。简直像是已经提前宣判了孩子的死亡似的。这太可怕了。她关于可能发生的一切的想法太可怕了。刚才在狭小的工具房里发生的一切顿时令她兴味索然。很久以后，当她回顾那个晚上的时候，她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悔意——一直以来，她很小心地把自己切作两半，作为母亲的一半，和作为女人的一半。有时候这两半会重叠，会撕咬，会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和疼痛。如果有时候事情不受控制怎么办呢？那种撕扯带来的虚脱感，她又应该怎么去对付呢？

他们是怎么说再见的？她和克里斯蒂安？他们在那之后还是朋友吗？好像是的。毕竟，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但是从那之后，他们就只是朋友了。

她和丈夫之间还是老样子。但她已经学会了顺应天命，不再抱怨。没过多久，她带孩子又去了一趟滑雪场。她所在的城市一年四季都很温和，雨量充沛，很少下雪。开车到最近的滑雪场也需要将近一个小时。但她还是带孩子去了。这是霍达兰郡最大的滑雪中心。在白天，云彩在连绵的山脊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到晚上，高山则像是沉默的怪兽。方圆几十公里之内有数十条索道上上下下，数不清的雪道穿行其间。也有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那里是爱好野外滑雪的人的乐园。

那天早上，她们站在滑雪场外，她牵着孩子的手，站在巨大的雪坡下面，仰头望着滑雪缆车缓缓地上升和下降，微风扬起的雪尘飘在她和孩子的面孔上。

林袁，1979年生于湖南。浙江大学毕业，后赴挪威科技大学取得工科博士学位。软件开发架构师，业余小说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