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渊面之下

罗伟章，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磨尖掐尖》《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等，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小说多次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大河之舞》《一种鸟的名字》《我们的路》等作品被译为英、韩等文字。

几句说明

这里公布的是一封长信，是光学专家黄晓洋的父亲黄伯勇写给他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黄晓洋从南京到重庆出差，要在重庆某科研所待整整一月。到重庆的次日，他就接到大伯黄伯道的电话。大伯问这问那的，拉拉杂杂的。黄晓洋听得迷糊，更觉得奇怪。大伯平时话很少，要说，就往筋脉上说，从不扯无关痛痒的闲篇。大伯的生活如同刀锋，只管往纵深处切，今天是怎么了？他边答话边等待，具体等什么，他不仅不清楚，连个方向也没有，只是感觉他必须等，而且一定能够等到。大伯也知道他在等，正因为知道，显得越发的焦躁和语无伦次。

通话将近十分钟，大伯才终于支支吾吾地道出了他的意图。

他想让黄晓洋在重庆帮他寻一个人。

一个名叫安靖的女人。

大伯终身未婚，数十年来，也从未跟任何女性有过私密接触，没想到步入人生的暮年，而且被失眠症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时候，却丢不下地域之外和时间之外的一个女人。

黄晓洋当时的感觉，说好奇是不够的，是亢奋。他亢奋得好像撂下电话，就能见到那个让大伯如此牵肠挂肚的神秘人物。他爱大伯，能为大伯做事，是他的幸福。大伯作为早年成名的二胡演奏家，在黄晓洋的成长路上，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从事的职业，与音乐并不搭界，但大伯对功名的沉静超脱，对事业的全神贯注，都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只是不理解大伯为什么坚持独身。就这个问题，他曾认真地问过父亲，父亲眼神飘忽，言辞躲闪，明显不愿深谈，也果然没有深谈。这让黄晓洋感觉到在大伯的生命旅途中，一定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这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重庆。

抗战期间，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迄今为止，世上还没有任何城市遭受过如此长期、连续和猛烈的空中打击，爷爷、大伯和父亲，当年都在重庆，从头至尾经历了那场噩梦。

跟大伯通话过后，黄晓洋即刻托付重庆的各路朋友，其中包括我，齐头并进地奔赴市区各家派出所，去户籍科仔细查寻。叫安靖的共有二十八人，但没有一个是黄晓洋需要的。他大伯说了，他要找的安靖有七十多岁，而户籍资料显示，二十七个安靖都不上五十岁，唯一一个上七十岁的，却是男性。我致电询问重庆管辖的万县（而今的万州区）、涪陵、黔江等地，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无计可施，黄晓洋只好打电话回家。

他的家在南京凤凰街，跟父母住在一起。因大伯年事已高，又生着百药罔效的失眠症，怕保姆照顾不周，更怕他受不住失眠症的煎熬，便服下过量安眠药，那样睡是能睡了，却长睡不醒，实在让人担心，两个月前，在黄晓洋和他父亲的百般恳求下，大伯也住了过来。

黄晓洋打电话回去，是想让大伯把那个安靖的信息再说周详些，他利用在重庆的机会，再试试看。

大伯出门散步去了，电话是父亲接的。

听了黄晓洋的意思，父亲老半天不言语。

电话里传来时光流逝的声音。

黄晓洋说：“爸？”

父亲嗯了一声，接着又沉默了好一阵，才以爬山爬累了的口气，缓慢地、空空洞洞地说：

“你别问你大伯了，他不会知道她更多的事情，要是知道，还用你去费神？”

父亲的古怪反应，让黄晓洋越发生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

第十八天，或许是第十九天，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信。父亲可能觉得，有些话不好当面说，写信就好说了，可他担心儿子没收到就回了南京，便寄了快件。

这封信让黄晓洋找到安靖的决心更大，也更迫切。因我俩是大学同学，还是上下铺的兄弟，他就蛮横无理地给我下了死任务：“你必须帮我揪出那个人！”

但必须做的事，不一定都能做成。

黄晓洋失望而归。他回去没多久，大伯就去世了。

十余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从悲伤中走出来，黄晓洋便把他父亲的那封信寄给了我。大学毕业后，我就弃理从文，黄晓洋的意思是看我能不能根据这封信写成一部小说，但我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度，只好搁置起来。直到前不久，那个深渊里的安靖浮出水面，我才来了灵感。可是，当我从书架的铁皮盒里取出纸张发黄的信件，接连读了好几遍，觉得与其写成小说，不如将信件原样发表，只需加个标题，就叫《渊面之下》吧。我征求黄晓洋的意见，黄晓洋想了想，同意了。

信用铅笔写成，密密麻麻的，笔画时粗时细，因此每一页的字数有些悬殊。为读起来不至于眼睛太累，我按照自然页码，分出若干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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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洋，这封信该不该写，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写。

要写就把前因后果写清楚，因此需要从头说起，而且从我自己说起。

我是一个迟钝的人，尽管我五岁那年，就和你大伯随你爷爷奶奶从南京到了青岛，由南到北地见过不少世景，但我的生命开始得相当晚，是十四岁。十四岁之前的事，虽也知道一些，但那不是我记住的，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要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除了现在，大概就要算十四岁之前，因为太快乐，所以记不住。

过了十四岁生日，事情就来了。

我指的不是日军在我生日后三天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候，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情跟自己联系起来，那是中国的事情，中国这么大，卢沟桥又那么远，炮声听不到，硝烟闻不到，我潜伏在青岛的墨信谊中学，假期就潜伏在太平路的寓所，静悄悄地长体毛，明明白白地变声，尽职尽责地完成我的成长仪式。当然，关于战事的号外，我也见到过一些。从1937 年7月7日到7月15日，号外天天有，报童走街串巷，用女孩子那样的声音叫卖，从中午一直叫到午夜。你爷爷听到叫卖声，即使在床上躺下了，也会翻身起来，出去买一份。字体很大，给我的印象有菜碟那么大，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我很少去关心号外的具体内容，每次都是你爷爷看后，立即被你大伯接过去。

你大伯只比我大四岁，却像个大男人，比你爷爷还像男人，虽然体形比你爷爷小了一圈。许多时候，我觉得你大伯才更像我的爸爸。你爷爷跟我说话，用的是很亲切、很戏谑的口气，动不动就称我为“小先生”，动不动就摸我的头甚至拥抱我；我承认，自从满了十四岁，自从见到了她——你大伯让你打听的那个女人（那时候她是女孩），你爷爷的戏谑和亲切就让我难堪，尤其是他拥抱我的时候，我干巴巴的身体贴在他南瓜样的大肚皮上，像他衣服上的一块补丁，弄得我特别没脸。

比较而言，我的哥哥，你的大伯，给我的威压要致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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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你大伯基本上就不跟我说话，他没有工夫跟我说话。

看了你爷爷买回的号外，他总是自己又出去买一份，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他知道一样，但希望不一样。结果还是一样：我军又吃了亏。他把眉头皱起来，皱成两个乌青的疙瘩，既不跟我说话，也不跟爹妈说话，只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拉琴。那部键钮式手风琴，是你爷爷的一个俄国朋友送给你大伯的，也是那个俄国人教会他拉的。他把手风琴拉成疾风骤雨，好像这样做，就能帮他救国。

7 月15 日过后，卖号外的报童突然消失，大家开始以为战事就此结束，但很快得知，是因为还有大量日本侨民住在青岛，政府担心号外让日侨不高兴，从而惹出更大的麻烦。可日本人的报纸却号外频发，在电线杆、居民区和铺户的外墙上，到处张贴，且用珠笔圈点；那些圈点的文字表明，我军不是吃亏，而是溃败。你大伯不信，弄来一部矿石收音机听，听不到任何消息。后来，他同学说在十余里外的乡下还有报童，他便步行去找，找了整整两天，脚都走肿了，却一无所获。

他眉头上的青疙瘩更见突出了，像岩石一样，把眼睛罩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看你大伯的眼睛。他的眼睛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羞耻。偶尔，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哪怕像你大伯那样皱皱眉头，但我找不到方向，而且要是我真皱眉头，你奶奶定会惊惶失措，以为我生了病，或者受了谁的欺辱；你爷爷呢，多半会哈哈大笑，说小先生，有心事啦？——如果“小先生”是一块骨头，我真恨不得把它嚼碎，吐进马桶里。你大伯自然是照旧不理我，我在他眼里，就像家里的一只花瓶。

花瓶就花瓶吧，花瓶也有花瓶的活法。学校已经放假，当你爷爷上班去了，你大伯出门去了——7 月底，他就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乐队，天天去街道、广场、车站和码头上演奏抗日歌曲和肖邦的《英雄》——你奶奶也忙于家务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的乐子：下海游泳。

我并不喜欢游泳，尤其不喜欢去海里，但能去哪里呢？海里还清静些。当然是去浅海。我和你大伯的名字，都是你曾祖父取的，你曾祖父给了我一个勇字，而我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勇敢。或许，你曾祖父是大教授，早就预测到小孙子体内缺乏哪种元素，便以日日被人喊叫的方式来提醒他。

然而，要是所有的提醒都有效，世间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心惨烈的悲剧，日寇也不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我就是在游泳的时候遇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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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刚下海，就见一个又黑又胖的女孩朝海边走来。

她穿着泳衣，打着赤脚，手里舞一串钥匙。

一看就是个“海油子”。

我们把那些视大海为自家客厅的人叫海油子。以往见到的海油子，都是男人，从没见过女人（更没见过女孩）也这样。说真的，我看不起海油子，那种随随便便的作风让我替他们脸红。我历来都是穿得规规矩矩地来到海边，上岸后，衬衣穿好，短裤穿好，鞋子穿好，回家再把湿淋淋的泳裤换下来。

可说不清为什么，正是这个女海油子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我。

我把身体伏下去，只露出鼻子眼睛，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她，看她要去哪一片海域。谁知她就在我的衣裤旁边停住了。她望了我一眼，然后把钥匙丢在我鞋子旁边的沙地上，再朝她的“客厅”里走。

她进水的姿势很特别，不像别人那样挪着走，而是抬了左脚，又抬右脚，像海水的波纹是一道一道的栏杆，她需要把腿抬起来，才能跨过去。直到海水没过小腹，她才侧身漂浮于水面。我觉得自己脸上发烧，甚至心惊肉跳。在几百米的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人，而她，朝我游过来的那个女孩，泳衣太大了！泳衣一沾水，更松、更大，背心的带子滑下肩头，露出小部分丰满的胸脯。她似乎无所谓，并没打算把带子挂好，青蛙一样从我身边游过，留下海水咸咸的漩涡。

她越游越远，远得只剩一个黑点。然后黑点消失，墨绿色的大海波涛起伏。

她很久也没有回来，我却早就想离开了。当她远去之后，我身上也涌起一股热血，朝深海扑腾。但没游出三十米，立即打了转身。我对深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我想离开，可人家把钥匙放在我鞋边，不就是让我帮她看住的吗？我是等她游回来才走的。她还在五十米开外，我就上岸走了。

有意无意之间，我要让她看见我是在她回来后才离开的。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七八天，我都去游泳，而且都是下午两点半去，因为我摸清了她的规律，她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到海边来，我必须先于她下海。每次她都把钥匙丢在我鞋边，让我做她的看守。

大概是第九天吧，她从我身边游过时，丢下一句话：“别先跑啊，等着我啊。”

她的口音明显不是青岛人，也不是我们南京人，她的口音带着股涩涩的味道。

就是这股涩味儿也让我着迷。

我老老实实地等着她，既慌张又期待。海水淹到了我的脖子，但我还是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她回来了。她上岸了。但我没有上岸。

她说：“上来呀。”

我才上去。

我还没在沙地上站稳，她就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然后露出两颗虎牙，翘着嘴角说：

“你怎么这么白呀！”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如果算上前面她让我等她、叫我上岸，这是第三句话。

真丢脸！一个女孩说男孩白，不是夸，而是让男孩丢脸。

她问我：“你多大啦？”

“十五。”

她说我也十五。

我把自己说大了一岁，是想至少从年龄上压过她，没想这也不成。我该说十六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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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恋爱起来了。在你大伯去车站码头演奏抗日歌曲的时候，我跟那个女孩恋爱起来了。起初，我并不懂得那是恋爱，我只是喜欢她，想每时每刻见到她。跟她在海边约会多次，我也没敢问她的名字，她很奇怪，有一天终于说：“你难道不想知道我叫什么？”我当然想知道。她把眼睛翻到天上，“我嘛，”她说，“叫……安靖。”那样子，好像名字不由父母取，而由她自己取一样。

我在沙地上写安靖两个字。开始写成“安静”，她说可以；这明显是我写错了，换成“安靖”，她又说可以。见我还要写，她笑起来，说别写了，就是这个。她指的是“安靖”。

名字这东西，分明就是个代号，但有没有这个代号是不一样的，有了它，这件物品、这个人，就会在你心里清晰起来，你就觉得有了底，也有了把握。在知道她名字的同时，我像突然开窍，明白了我和她的特殊关系。我们在海边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可就在我俩热热闹闹恋爱着的时候，战事频催，多地失守，形势越发不济。你爷爷的同事来家闲聊，说得最多的话，是“大难将临”。天公也与日寇同心，作威作福地来吓我们，本来好好地晴着，却说变就变，猛雨如注，大风激卷，樯倾楫摧，马路成河。这一切，似乎都是大难将临的征兆。

你爷爷当机立断，决定率领一家人，火速离开青岛。

她却没能跟我们同时离开。她说她爸在青岛开了啤酒厂，机器无法运走，又不可能丢弃，丢弃了就血本无归。那时候，我多么希望给你爷爷说，让他想办法帮她们家找一艘船。但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啊，连我恋爱的事也没敢告诉任何人。况且我已经十四岁，也懂得了一些事，知道你爷爷虽然在船舶公司做事，但在人人急于奔命的关口，要找一艘能运载机器的船，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把我的行期告诉了她。

她说：“我去送你。”

她很伤感，却没有丝毫恐惧。

我想她来，又怕她来。

马上就开船了，她也没来。

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只想她来，不怕她来。

被家人知道了又怎样呢，我不怕了！

人这一辈子，总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我那天遇到的神奇，是船晚开了二十分钟。

她来了，完全是狂奔。你爷爷奶奶在船舱里，我和你大伯站在甲板上。虽然都是站在甲板上，却各有各的心思。你大伯对那个狂奔而来的女孩视而不见，只皱着眉头，神情严肃地望着压得很低的天空。她跑到近前，在岸边站住了。很显然，她也觉得自己遭遇了神奇，眼里的光芒能把空气点燃。我应该跳下去，拥抱她，但我没有，我就像一根木桩那样站着，我终究是个胆小鬼！

锚起了，笛鸣了，船开了，我真想痛哭一场。

她这时候也像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伯勇！”

话音未落，她抛过来一个东西，是一个彩色纸球。她逮住纸头，我让彩球在手中转动，船越走越远，彩纸越拉越长。然后，彩纸转完了……她的样子模糊了……海寂天空，我看不见她了……

整个过程，你大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知道，他是多么鄙视我们这种幼稚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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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青岛回到南京，南京战事吃紧，又躲到老家江阴乡下。乡下也不是避风港，从夜到明，都听到日军的炮声，于是又逃往岳阳，继之武汉。当武汉风雨飘摇时，除你大伯就地登记为流亡学生，听从赈济委员会统一安排，别的家人（不包括你曾祖父母）又随你爷爷逃往当阳。敌军逼近，又逃往宜昌。宜昌有张自忠将军镇守，但他所率的两个团和特务营，陷入了数万日军重围，在南瓜店长山一战中，张将军洞穿前胸，以身殉国，全军伤亡殆尽，宜昌门户大开。

接着逃吧！

事实上，没等宜昌陷落，我们就逃了。

老天保佑，我们最终逃到了重庆。

只是到重庆之前，在万县滞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万县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你爷爷让我在那里继续我的学业。在青岛的时候，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墨信谊中学的学生，但在万县城里，竟找不到一所合适的学校。你爷爷怕我荒疏，将我送到电报路小学，让我去跟那些青鼻涕们混日子。

没混多久，日本飞机就寻来了，把万县城炸得稀烂，人死物伤，猫狗被弃，遍街游走，啼饿号饥……

我们一家幸免于难，又逃到距城九公里的董家岩。

当时，因你爷爷擅自离开，青岛的公司断绝了他的薪金，家里没有任何收入，你奶奶开了个小面摊，艰难度日。正是在这艰难时刻，你爷爷心血来潮，娶了二房。为不刺激你奶奶，你爷爷没让我把他的二房叫二妈，“叫二姨吧，”他说，但这于事无补。自从二房进门，你奶奶就去旁边租了间小房子，带着我，跟你爷爷他们分开过了。你爷爷左右为难，干脆带着二房，离开了万县。

临行前，他悄悄找到我说：

“我跟你二姨先到合川办点事，然后去重庆。你跟你妈随后就来，我会安排船来接你们。”

你爷爷这一走，就杳无音讯，数月之后，也没见接我们的船开过来。

我在万县度日如年，一心想赶快扑到重庆去。老实说，我并不是想去重庆见你爷爷，而是见她。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估计她也应该逃到重庆了吧？我在逃亡途中给她写过很多信，但一个字的回音也没收到。当然收不到，她把信寄往哪里呢？到了万县，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址，我又写信给她，依然收不到回音。我估计，她也跟别人一样，离开青岛，踏上了前往重庆的逃亡路。虽时世艰难，但她父亲是工厂主、资本家，只要想活命，不至于想不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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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都有些厌烦了，怎么一个一口“逃”字呢？晓洋，你要知道，那时候，逃亡是老百姓唯一的出路。难民潮席卷神州，整个中国在移动，迁徙规模之庞大，地区之辽阔，路程之遥远，时间之漫长，亘古未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人们这样凄哀地唱着，其实心中是有一个方向的，这方向便是大西南。

虽然，国民政府还没明确宣布重庆为陪都，可政府主席林森，已在数月前某个清寒的月光里出发，率千余官员，携印信旗幡，悄然抵渝，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也纷纷朝重庆搬迁——这牵涉到华北、华东、华中的上千家工厂，设施没有车运，便装箱肩扛，前面的人被炸死了，跟在后面的只“嗳唷”一声，就从血泊中抓起箱子，继续前行。那时候是不分工人和老板的，老板照样满脸油污，照样汗流浃背，照样不惧枪林弹雨。教育西迁则波及百所大学、二百多次搬迁、七十余万师生，在苦难聚集的大地上，这些老师和学子，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家谱。他们不是都到了重庆，但到重庆的几近半数。那座漂浮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半岛城市，迅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伦敦、莫斯科一样，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首都，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因此，重庆注定了成为逃亡者的目标。

逃亡需要速度，但那时候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速度，从上海到南京，火车要走三天多，从湖北到重庆，船要开个把月。但车船终究比步行快，于是都往车船上挤。由此衍生出一个特殊职业：把人塞进车窗，塞进一个收一块钱。有人头进去了，身子没进去，车一开，两条腿悬在外面，敲得砰砰乱响。顶棚和车厢里的弹孔，像挖了珠子的眼睛，东一个，西一个；这倒方便了女人，她们想解手，就蹲到弹孔上去。宜昌至重庆，船的栏杆上也挨挨挤挤吊着铺盖卷，每个铺盖卷里，都裹着一两个人。

至于步行者，只能走到哪里歇哪里。有些农家，饭菜还是热的，人却跑了，有的门上贴着“囍”字，糨糊还湿漉漉地往下滴，却不见新人；这是火线结婚，结了婚好结伴逃难。女人在路上生了孩子，将孩子的脐带咬断，脱件衣服一裹，放在路边，接着又逃。凡是这样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扯把野草或撕块破布条，把两只耳朵捂住。她们是怕听到孩子的哭声。两三岁的小孩，被父母用箩筐挑着，整天吃不上一顿饭，饿得想哭，却不敢哭，生怕这一哭，就会被父母卖掉或扔掉。老人不想成为拖累，赖在地上不走，儿女强行将他们捞到背上，他们却对儿女又打又咬。

到处可听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的祈祷声。

到处是死人。

我们的船进入怒涛如煮的川江后，常看见死人随急流狂奔，像他们虽然断了气，却还没忘记逃亡。

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百万荣华转眼变成灰烬，

无限欢乐转眼变成凄凉。

有什么你的我的，

有什么穷的富的，

敌人杀来，炮毁枪伤，

到头来都是一样。

你听听这首歌，多么绝望，那的确是中国最绝望的时刻。

歌中所说的“那里”，指敌占区的每一个角落。好在他们还有“这里”。

但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这里”，他们被炸死、踩死、饿死，因买不到车船票或无钱买票而被困死，昼夜兼程步行数百里而被累死，看不到远在天边的重庆绝望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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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曾祖父母，是另一种死法。他们不是死在路上，而是死在住所。对此，我曾经给你讲过的，讲得并不详细，那是因为我不想讲。——南京陷落之先，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西迁重庆，你曾祖父因患中风未能成行，尽管他是中大国文系的挂牌教授，但时局逼人，无可奈何。待南京易帜，你曾祖父母住进了难民区。几十天后，五个日本兵在一个少佐的率领下，闯入了他们的难民区住所。你曾祖父手执拐杖，目不斜视，凛然正坐。日本兵小看软骨头，却也见不得硬骨头，逼近老人，拔刀欲砍。

你曾祖母此前在给你曾祖父剪头，这时候挺身上前说：

“他是老病之人，你们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

日本兵似被镇住，收起刀，走了。

他们离去的声音叮当作响，像全身都是铁打的。

可仅仅过去两分钟，几个人又回来了。

是少佐亲自下的手，军刀把你曾祖父的头颅和身躯分开时，刀片还银子般雪亮。

其实，你曾祖父完全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不死。城陷之后，深通中国文化的松井石根，列了个“不杀”的名单，你曾祖父位列榜首。松井多次邀请这些人赴宴，因你曾祖父腿脚不便，每次都由汉奸带队，开车来接，但每次都要领受他的严词痛骂和带着血腥的唾沫。松井恼羞成怒，才派人杀了他。

杀死了你曾祖父，却留下了你曾祖母。

半年过后，你曾祖母成了南京街头出了名的疯婆子：她长天白日拿着把剪刀，要去找日军拼命。那时候，她已枯瘦如柴，弱不禁风。日本兵见到她就笑，某些家伙还把胸膛顶上去，一边比划，一边用蹩脚的中文对她说：“你的，刺！”自从丈夫惨死，这个身量本来就不高的老人，直往地底下长，越变越矮，日本兵蹲着马步，让她能够着自己的胸膛。于是她果然就刺了，却不是用刀尖，而是用刀把。日本兵直摇头，帮她把剪刀掉转方向。眼看她就要使力，她却哭起来，然后转身走开。

每次都这样。

那年冬天，南京城出奇的冷，冷空气一趟跟一趟，日日夜夜，没完没了，从北到南地穿城而过。到腊月中旬，开始下雪。有个幸存者的回忆录描述过那年的雪，说雪花在空中呈浅灰色，落到地上即刻变白，像是嫌弃大地不够白，才不得不把自己变白。白得苍苍茫茫。很少人愿意出动，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但你曾祖母，也就是他们说的疯婆子出动了，她衣不蔽体，在街道上犁着雪尘艰难行走，只要倒下去，就老半天也起不来，都以为她死了，可走近一看，她的身体在蠕动，握在手里的拐杖（你曾祖父生前用过的）在慢慢直立，她也跟着直立起来，又朝日军营部靠近。腊月二十三的中午，一个常常取笑她的日本兵，见她倒下之后，迈着大步走过去，顶住她的后脑开了一枪……

晓洋，我不想讲这些，一是因为他们死得悲壮，死得悲惨，二是……你曾祖父分明处在病中，我们却丢下他们，忙于逃亡了。两个老人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他们不停地朝儿孙挥手。逃亡途中，我几乎从没想到过他们，当我们路过湖沼区，看到深陷沼泽中连眼睛也不能眨的人畜，你女扮男装的奶奶禁不住失声痛哭，终于暴露了女人的身份时，我还在趁你奶奶哭泣不能行走的间隙，给安靖写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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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县，你奶奶见我魂不守舍，以为我也跟你爷爷一样，不再爱她了，但她依然将好不容易凑成的几块钱递到我手里，把我送上了去重庆的客轮。“去找你哥哥，”你奶奶说，“一定要把你哥哥找到！”

我就这样狠心地走了，丢下她一个人。直到1946 年4 月，我们才去万县，带她一同回了南京。

到重庆后，我不仅找到了你大伯，还找到了你爷爷，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安靖。

她的家人并没到重庆，她是一个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对我的爱情，她怎么可能一个人追到重庆！

可是……她已经不爱我了。

她爱上了你的大伯。

我本想把这句话拖到最后去说的，但还是早些说出来的好。

你大伯在赈济委员会的安排下，已于一年前到达重庆，刚落脚，他就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他以为我们早就到重庆了。安靖在寻人启事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找到了你大伯栖身的文德茶馆。你大伯在文德茶馆做“考客”（以茶馆为家，复习功课备考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中央工业大学等内迁高校的流亡学生）。以前我告诉过她，说我有个哥哥，她去码头送我的时候，也看到有个跟我长得像的人与我并排站在甲板上，可能就估计那是我哥哥了。我还告诉过她，说我哥爱弄乐器。她就是凭他的长相和放在他身边的乐器把他认出来的。

乐器除了手风琴，还有一把二胡。很难想象，你大伯的二胡是在流亡途中学的，虽是自学成才，却比拉手风琴的水平还高，也更钟爱，后来他上了中央大学，是中大国乐社的发起者和干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声名远扬的二胡演奏家。这个我后面还会说到。

我告诉了她关于我哥哥的很多事，却没说我哥哥迫不及待看号外关心战局，更没说他去车站广场演奏抗日歌曲，我怕说出那些事来让我自己显得没出息。其实我应该早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她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才发现，她想爱的，不是如我这类橡皮糖。

她几乎没作任何犹豫，就改变了自己的爱情方向。

我是通过你大伯知道她到了重庆，并且在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中学读书。

你应该想象得到我当时是多么激动。你大伯那时已考进中央大学，正是傍晚时分，该吃晚饭了，他在同学那里借了碗，要我跟他去食堂，我说你自己去吃，我不饿，我去街上看看。然后从你大伯身边跑开——不是走，是跑。你大伯没说一句话。我当时就应该怀疑的。可就算我长了一万个心眼，又怎么可能朝那方面怀疑呢？我去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等她，等了不到十分钟，她就跟几个同学出来了。看到我，她高兴得很，脸红扑扑的。大概是不再下海的缘故吧，她的皮肤也变白了。当她跟同学分开，我就去拉她的手，可她却把手缩回去，缩得很迅猛，像我的手是烙铁。而且她跳开了半步，眯着眼睛望着我，然后问我：“伯道没告诉你？”

你听清楚了，她叫的是你大伯的名字。以前，她每每好奇地问起我的家人，说到你大伯的时候，尽管她从没见过，却都是叫“哥哥”，现在叫伯道了。

我以为你大伯并不清楚我和她的关系，因为抛彩球送人远行，不止恋人之间那样做，要好的同学之间也那样做。事实证明，你大伯是知道的。在文德茶馆找到你大伯时，她就说了自己是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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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是痛苦的。我本来可以在你大伯的宿舍里搭铺，然后再去找学校。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我不愿意，我恨他。我只能去投靠你爷爷。你爷爷到重庆后，去亚细亚火药公司做了职员（那公司是从武汉搬过来的），虽然讨了二房，变了环境，毕竟爱自己的儿子；我远不如你大伯有出息，但你爷爷却更爱我。百姓爱幺儿嘛。再说你大伯太独立，你爷爷想关心他，也关心不到点子上，索性放手。见我去投靠他，你爷爷当然欢喜，当即表示想法送我进南开中学读书。

我想进南开并不难。当时负责这事的是李本森教授。李教授你不知道，他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农学院，跟你曾祖父做过几年邻居，两家的关系还相当好。中大西迁时，李教授非要亲自看守从欧美和澳洲进口的名贵种畜。这些种畜中的一部分，已由民生公司派船接走了（如同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但更多的没能接走，学校本交给牧场职工看管，但李教授不放心，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动物行为心理学家，只要他的目光把动物罩住，日本人的炮弹和刀枪，就穿不透它们的肉身。由于这缘故，他是在年余过后，才跟牧场技师王酋亭等人一起，带着余下的种畜，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地走到了重庆。

这个特殊队伍到达重庆那天，中大校长罗家伦步出校外，蓦然看到了黄昏里的李教授和王酋亭，接着看到了他们身后风尘仆仆的牛羊猪和被牛羊猪背在背上的鸡鸭兔等小动物，以为是做梦。当他知道不是梦，就跑过去，拥抱李王二人和每一个职工，又挨个拥抱每一只动物。牛羊们在纱缦似的暮色中肃立着，让他拥抱，像也认识这是它们的校长。

当天夜里，罗家伦提笔写成一首诗：

“嘉陵江上开新局，劫火频摧气益遒。更喜牛羊明顺逆，也甘游牧到渝州。”

李教授的这一壮举，还打动了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对他说：你别教书了，你到我这里来安置流亡学生吧。陈立夫看上他的，是不听话的牛羊他也能调遣，也能让它们躲过枪林弹雨，走出一条生路，更别说人了。这话陈立夫没说出口，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于是，李教授进了教育部。

那时候，你曾祖父遇害的消息已经传来，李教授十分悲愤，尽管南开中学早已满员，如果给他打声招呼，他一定会把老朋友的孙子安插进去的。然而，当你爷爷说了他的想法，我的回答是：“不！”

说得这么铿锵、决绝，让他吃了一惊。他笑嘻嘻地说：“小先生……”

我大声狂叫。狂叫声差点把我自己的脑子炸开了。你爷爷顿时噤了声，再也不敢说半个字。

他以为是自己讨了二房，并且丢下我母亲跟二房生活在一起，伤害到了我。

从此，他在我面前小心翼翼，过了好些天，才结结巴巴地问我愿不愿意去桂花树中学，他火药公司有个同事的儿子在那里做教务长。我看他怪可怜的，就点了头。

桂花树中学跟中央大学和南开中学一样，都在沙坪坝区。三者之间，中央大学是中心点，它是向重庆大学借的地盘，位于重大松林坡。这种位置关系也像有了寓意：我和她之间，隔着你的大伯。

因为我在墨信谊中学读过一年，凭那个教务长的关系，直接进入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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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过后，我天天想一件事：她怎么就不爱我而爱上我哥哥了呢？

我得出的结论是：哥哥比我有学问。

我也要变得有学问，让她重新爱上我！

于是我疯狂地读书。能找到的书我都读。最先读的是辛克莱的短篇小说，然后是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再后是派尔的《勇士们》；除文学书，我还读战地记者的速写和政论，甚至自修世界语。这些书很多时候不是在学校读的，而是在山上的庙里。学校经常被炸。逃到重庆，以为是到了最安全的地方，不知道将迎来那么漫长的“疲劳轰炸”。那时候我们学数学，常有这一类题目：

“一个孩子站在枇杷山上数日本飞机，按3 架一组数剩2 架，按5 架一组数也剩2 架，按7 架一组数还是剩2 架，请问日本飞机共有多少架？”

由此，你就能想象当年的情形了。重庆人像成天背着飞机在跑，遭遇轰炸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

学校被炸，庙子也不会特殊，只是因为在山上，感觉没那么危险罢了。时至今日，我也消除不了一种错觉：寺庙就是读书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就是寺庙。夜幕降临，两条大江在黑暗里流向远方，只有沙坪坝残破的校园和寺庙里，灯光闪烁，如星汉绵延，这便是被史学家们称作的“沙坪学灯”。

我们在庙里的那间教室，是关公殿，关公和别的菩萨都被炸成了渣，只剩一个周仓的头，读书读入了神，猛抬头看到周仓那双圆滚滚的眼睛，吓得灵魂出窍。有段时间，庙坍了半边，又逢下雨，我们睡觉也打着雨伞。就算躺在雨地里，我也要想方设法点上油灯，睡前再读一会儿书。那年月，大部分人都有危机感，也相当发奋，“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学生中成为普遍的信仰，无论日机怎样凶狂，如何轰炸，学区内终日弦歌不绝。我没有那么高尚，却自认为比别人更有切肤之痛，因此也比别人用功更勤。我要让自己“速成”一个学问家，把安靖从我哥哥手里抢回来。

你爷爷的公司和租房，离桂花树中学都不远，但我不回家吃饭，我就吃学校食堂。食堂的糙米饭，红不红白不白，砂石、秕糠、稗子、草棍、老鼠屎……什么东西都有，我们叫它“八宝饭”。饭桶放在地上，自己往碗里添，饭桶旁边是汤桶，白水煮的菜秧，发黄发馊。我们将“八宝饭”添进碗里，先拈去老鼠屎，再舀一瓢汤，呼啦呼啦地搅，让砂石沉下去，米浮上来，再抓紧时间喝几口。喝进去的自然还有秕糠和稗子。特别是其中的一“宝”——霉味儿，是怎么也清理不掉的。

最富营养的食物，是早饭时有盐煮花生；隔两个礼拜，汤上会漂浮着零星的肉皮，就算打牙祭。

馋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几个同学便联合起来，在地上画张桌子，桌子周围画上凳子，大家分别坐到“凳子”上去，让自己产生正吃酒席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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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只要回到你爷爷的租房去，他抠穿荷包也要抠出几文钱来，买肉做给我吃，但我就是不去。为此，你爷爷很伤心，你二姨婆也很伤心，她以为我是因为讨厌她才不回家吃饭的。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从她进门的那一刻，直到她1948 年得肾结核病逝，我都没有讨厌过她（这样说，真是对不住你奶奶了）。她是万县本地人，曾经家境殷实，无奈父母早亡，她既当姐姐又当母亲地拉扯着八岁的弟弟过日子，弟弟十九岁那年，她送弟弟当了兵，空军，先做地勤，后来上天。1941年，日军发动“盐遮断”轰炸，目标直指自贡盐场，企图切断我方食盐补给，造成厌战情绪，你二姨婆的弟弟驾机迎敌，不幸机毁人亡，事后，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永护领空。”这张字条，就是你二姨婆送给她弟弟的。她是一个可敬的女人。进了我们家，不管你奶奶在不在身边，她都像羔羊一般，时时小心，处处留意。她又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们都没有资格讨厌她，我们连可怜她的资格也没有……我不回家吃饭，没别的想法，就是怕耽误了学习。

这样夜以继日地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我找到安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她聊天，每说一句话，都不忘记卖弄自己的学问。她一直听我说，我以为她被镇住了，自鸣得意地让她也谈谈看法。

结果她说的全是你大伯。

说尸横遍地的时候，你大伯抱着二胡，踏过血迹，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飞机还在天上，炸弹还在朝地上扔，电台的楼房在摇晃，你大伯却不乱一丝指法。——那时候，每逢轰炸，你大伯就要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场所，宋美龄当年向西方发表演讲，反对重欧轻亚，争取国际援助，就是在那家电台里。你大伯去的次数多了，以至于很多西方国家都知道，只要中国电台里传来那个名叫黄伯道的人奏出的乐曲，重庆就一定是被轰炸了。就连那么嚣张的日本人也深感畏惧，穷心尽智，想把电台摧毁，但就是炸不到它，只好恼怒地称它为“重庆之蛙”。

听了她的话，我彻底泄了气。我就像学了一身屠龙的本领，到头来才发现世上没有龙。

她敬佩的，不是学问，而是勇敢；或者说，不止是学问，还有勇敢。

想想也是啊，战争，可不是懦弱者能消受的。把话说得极端一些，像我这种懦弱者，简直没有资格生在战争年月。虽然懦弱并不是罪过，但战争不仅要彻底挤掉懦弱者的生存空间，连纤弱之美也不懂得欣赏。我和你大伯的体格都比较纤弱，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性情也是纤弱的，虽然你大伯从小就比我独立，但我知道他的性情同样是纤弱的，是动荡的时局和可恶的战争，逼迫他变得沉郁多思……我不想懦弱，在她面前，更不能懦弱。我开始关心国事了。当然，这之前也是有个背景的：当我们逃到万县，日本飞机便紧跟而至，我就觉得，日寇是专门跟我过不去才跑到万县来的，我由此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不光是中国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了。何况，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我就不会离开青岛，就不会和安靖分开，安靖也就不会抛弃我爱上我的哥哥。

我不能让她用你大伯把我比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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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哪是决定出来的？它是需要用行动证明的。

读完那年书，我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消防队。

很可能，我是当时重庆市年龄最小的消防队员。

你爷爷由伤心而痛心。但我说过，他因为讨了二房，而且丢下你奶奶不管，已经在我面前矮了几分，不论我做出什么举动，他都只是谨小慎微地劝说几句，不敢执意阻拦。

我决心比你大伯站到更前沿去！

消防队员不好当，平时就是个危险职业，战时更不必说。鬼子投下的燃烧弹，不烧着你，火苗也会把你烤焦。燃烧弹里填充了固体燃烧剂，可持续燃烧15 分钟，断氧也不熄灭，温度高达三千度，几公里外，也能感受到它锐利的热力，二十厘米厚的混凝土，它也能烧穿。火焰使气流上升，卷起怒潮般的旋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合围粗的大树也连根拔起，连汽车也被吹到天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去救火。火伤人，房屋倒塌伤人，天上落下的人雨、石雨、车雨，也伤人，而且鬼子不停地改进他们的武器，1940年后投掷下来的卡四型燃烧弹，炸裂后橡胶碎片形成的火球，飞往百米左右的四方，接触到人的皮肤后，还继续向纵深燃烧。除杀伤力大，还散发出恶臭刺鼻的浓烟——这是为了增加恐怖效果。的确恐怖，难以形容。

再看看我们的消防设施，都是手动式的，伸一根塑料管到江里，手摇机器，把水吸起来；没有塑料管，就用竹筒；塑料管烤化了，竹筒烤破了，就靠人工去江里挑水。那是一条什么样的江啊，我们要用扁担钩子把漂浮的尸体拨开，才能将血红血红的、熊熊燃烧的水舀起来……

我害怕过吗？没有。公正地说，我真的很勇敢。

当时，像我这种专职消防员非常少，大多是志愿者，平时，他们是力夫、生意人、大学生、机关人员……每次拆火墙，我都尽量第一个冲入火海。我毕竟受过几天训练，要为他们做出示范。

现在来给你写这段往事，我还感到浑身灼热。

1940 年夏，日军制定了专门针对重庆的战略轰炸计划，即“百一号作战”，指挥官山口多闻训示部下：要学习“剑圣”千叶周作的刀法，既砍肉又断骨。山口激励他的士兵：“在巴黎、伦敦（投降）之前降伏重庆。”为达此目的，次年又发动“百二号作战”，认为“日支事变已进入战略阶段的最后5 分钟”，要利用欧洲动乱之际，对重庆实施陆军严密封锁、海军航空兵奇袭作战之法，给“困顿已日甚一日”的中国陪都以致命打击。自此，常常数小时、数十小时，甚至连续七天七夜也不解除警报。

我们的日子就更难熬了。我和我的战友们，多日不回驻地，睡觉也是站着，双手握住水管，眼睛眯上片刻，就算是睡了一觉。所有的消防队员，体毛一根不存；别说体毛，想在身上找到一块好肉，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许多人就这样死了：烧死、砸死、累死、拆火墙时不慎摔死……

打鬼子，打得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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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雾季才松一口气。

重庆大江盘踞，群山深锁，头年10 月到次年5 月，雾气浓得能用刀一块一块地割下来，甚至像岩石一样向下崩塌。重庆人把这种雾叫“坨坨雾”。在这样的时节，日本飞机一般不敢来。

你知道那时候重庆有雾季公演。公演从1941 年开始，每年一届，直到抗战结束。既有广场上的千人大合唱，也有剧社团的室内演出。当时的重庆，名流荟萃，盛况空前，徐悲鸿、张书旗等中国最优秀的画家，巴金、老舍等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郭沫若、曹禺等中国最优秀的剧作家，焦菊隐、史东山等中国最优秀的导演，赵丹、白杨等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都在重庆。剧社团阵容庞大，有怒吼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社、上海影人剧团等50 多个。

因白天上班，晚上怕乱，剧院都是下午五六点开场，晚上10点散场，所以叫“阴阳戏”。放了学，下了班，人们就扶老携幼，赶去看“阴阳戏”。看完戏，木排没有了，车也收了，只能步行回家，有的要走好几个钟头。夫妻同去的，为省一张票钱，一人进去看，另一人站在外面等，散场后，看的人立即讲给等的人听，讲的听的都激动万分。

重庆大山大水，人也浪漫舒阔，趴在桌子底下躲炸弹，他们也哼川戏，指头还叩击地板打节拍；二人躲在同一张桌下或相隔不远，必对唱一台川戏，直到被呛得透不过气，或者被炸死了、毒死了、烧死了，哼唱声才会停止。1941 年初夏，我救火时遇到一个小女孩，炸弹的气浪剥掉了她的花衣裳，她的花衣裳在天上飞舞，她一直望着，看见我走过去，她捂住身体，羞羞怯怯又充满自豪地问我：

“叔叔，是不是只有我的衣裳才会飞？”

在消防队干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不会流泪了，听了这个小女孩的话，我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们身遭大难，但心不死！

“从上空看，重庆完全是一片废墟，即便这样，人们仍然继续在那里生活。”这话是日本人说的，说得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重庆的残垣断壁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愈炸愈强！”还有了这样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每次警报解除，人们立即跑去扑火、救人。就连寺庙里的青壮僧人，也脱下袈裟，穿上短帮，抬着担架，组成救护队，脚踏碎片瓦砾，出入烟山火海，救助遇难同胞；他们还写下抗日诗：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扑灭了大火，又忙着修理自家的店铺和房屋。

整个市区，响起锤子的叮当声和锯子的沙沙声。

重庆不仅没被降伏，还在向周边地区发展！说句日本人不乐意听的话：重庆由一个农产品集散港埠，发展为现代化工商业城市，由一个内陆山城，跃身为国际名城，正是在大轰炸时期。

——名噪一时的雾季公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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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伯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在中央大学组织的国乐社，虽不能与怒吼剧社等相提并论，但你只要知道，国乐社到盛极一时、上演过《屈原》等众多名剧的国泰大戏院，多次做过专场演出，就明白你大伯他们的分量了。他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大伯本人，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凡是国乐社的演出，包括有你大伯参与的演出，我都不去看。

我只有救火的时候才能忘掉一切，救火结束，我又捡下一条命回到破败不堪的宿舍，就会想起她，也想起我的痛苦。雾季里，更是把痛苦像五脏六肺一样，白天黑夜地捂在肚子里。

我怎么会去看你大伯的演出呢？

但我会寻找一切机会，约安靖去看别人的演出。

有你大伯的演出，她自然要去看你大伯，不会答应我（只有一次例外，我后面会说）；你大伯没有演出，又因为太忙——你大伯总是很忙的——她不能待在他身边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去。

她跟我去，却不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而是以我哥哥女朋友的身份。

也就是说，不管我做得多卖力，都无法挽回她的爱情了。

痛苦吗？那还用说！可是我没有办法。

爱情这东西，到底不是青菜萝卜，它不长在任何人的自留地里，也不是谁先拔起来，它就归属于谁。

痛苦的不仅是我，还有你的大伯。

他爱她。自从在文德茶馆找到他，她便经常逃课去看他。两个孤独的人。依照你大伯的脾气，应该规劝她别逃课，但他没有，证明她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她了。亲人不知下落，彼此便成为感情的寄托，而且通过接触，你大伯发现，她并不是只会抛个彩球送人远行的浪漫主义者。

她开始说也要考中大，但考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迁到重庆的高校，中大最难考。对她而言，主要难在国文，她的国文水平就跟她说话一样，涩涩的，而中大收生，偏偏特别重视国文。我们丢了大片河山，可不能连国文也丢掉。她国文那么差，学日语却极有天赋。当时提倡学日语，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我们的敌人。后来，在敌占区不断有汉奸去给日本人当翻译，对日语的学习才降了温，并且不再列入考试科目。因此她日语再好，也不能帮助她升学。

或许是考虑到自己不可能考上中大，甚至也不可能考上别的大学，或许是真的希望投身于战时救亡，1941 年初，她离开学校，去位于歌乐山的贵阳医学院做了短期培训，加入了救护队。

跟我在消防队一样，她表现出的勇敢异乎寻常，敌机还在天上，她就出发了，炸弹扔向哪里，她就跑向哪里。不管多远的路程，都凭双脚跑去：没有车啊。她和同伴戴着臂章，穿着能证明身份（公共卫生护士）的蓝衣服——救护队员跟我们消防队员一样，衣服都是自己拿钱买，我们是穿黑衣服，打白绑腿——五人一组开展工作：一人填伤票，两人包扎，两人上药。

雾季过去，重庆的天气就只有一个关键词：炎热。天气一热，伤口容易长蛆，那些把伤口当成子宫的蛆虫，也知道这是战争年月，时不我待，在短短一两个钟头就出生、成长、壮大，一堆一堆地在脓血里滚。救护队员要先把蛆虫掏出来，才能上药。对伤者的悲怜，使她们甚至害怕弄痛了蛆虫。

要说，安靖只能做这些事了，她只在贵阳医学院接受过短期培训嘛。

然而那时候，重庆除了灾难，什么都缺，别说是具备了一些救护经验的护士，就是刚入学的医学院学生，也不仅要做护理，还要动外科手术，那些严重坏死的手啊脚的，只能锯掉，没有那么多医生，不让他们上阵，还请谁去？反正不锯掉就丢命，死马当活马医，也可以说是活马当死马医。

有一天，安靖和她同伴锯掉的手脚，装了满满一箩筐。

尽管是“海油子”，尽管可以毫不犹豫地改变爱情的方向，可她毕竟是女人哪。

那时候，她差不多还是个女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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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只要你大伯有演出，我约安靖去看别人的演出，她都不会答应，但有一次例外。其实就是她第一次锯人手脚的那天晚上。虽然雾季已经来临，但日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疯狂，连续七八天，都不顾低垂的浓雾，强行闯入。他们把克服天险，制造灾难，当成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武功。

那天晚上刚好有你大伯的演出，我去约她，以为她照例不答应，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我完全没有准备，突然间手足无措，而且我心里牵牵扯扯地弥漫着忧伤——多年以后，我才辨清了那种忧伤的性质：我是担心她又变了主意，丢下你大伯，重新跟了我。

当我想清楚这一点，才感到后怕，我那么玩命地追求她、争取她，要是把她争取到手，我该如何自处！果真如此，一辈子承受煎熬的，就不是你大伯，而是我了。

那天晚上，我对她的答应，抗拒多于迎纳，但我还是把她领出了救护队驻地，来到嘉陵江边。

刚在江边坐下，她就扑到我膝盖上痛哭。她的头发有好些天没洗过了，油汗味儿和硝烟味儿混杂在一起，靠左耳的地方，还有一片被大火烧焦的叶茎。在她的哭声里，我变得越来越冷静。冷静归冷静，她的哭法却抓挠着我。那些年，重庆老是听到哭声，分明没有人哭，哭声也在耳畔萦绕，挥之不去。但没有哪一种哭声像她这样使我揪心，它超越了悲伤和恐惧，只剩下质问。从她的哭声里我已经明白，她答应跟我出来，与爱情无关。我把她头发里的叶茎拈去，开始劝她。

我劝她的话她大概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她在自顾自地呼喊：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这是我们大家都想问的。如果我能够回答就回答她了，但我不知道答案。

当她把白天的经历粗略地、充满厌恶地告诉我之后，又说：

“幸好我来了……幸好我来了……”

这句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话，不是对我说，也不像是自言自语，她双手抚住我的膝盖，半抬着头，说得咬牙切齿，仿佛在她面前还站着另外什么人一样。

第二天下午，重庆再次遭到空袭，她又拿着器具，奔赴炸弹落下的地方。

这次以后，敌机到底不敢玩命，暂时收手，直到雾季结束。

雾季结束后的第一次轰炸，我和她同时出现在青木关，她在那里救人，我在那里救火。敌机是分四批到达的，第四批到来时，青木关早成了人间地狱。但日本人看不到数千米高空下的生灵涂炭，听不到大地上痛苦的呼号，闻不到尸体烧焦的恶臭，对他们而言，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他们在空中操纵投弹杆，就像操纵汽车变速器，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正所谓犯罪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现场，而犯罪者却并没有到过现场。在那么漫长的时日里，重庆人自始至终没看见过敌人——他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

第四批日机投下的炸弹，比前三批更密集。我亲眼看见，安靖迎着一颗坠落的炸弹奔跑过去！炸弹坠落时，在高空发出日——日——的啸叫声，接近地面时，改变音频，哐当哐当，如筛着一筐破铁。我离她约五十米远，那一刻，我除了闭上眼睛，等待那声巨响，毫无作为。

巨响过去，她趴在地上，但已远远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是被气浪推开的。

我的脚步还没动，她就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了，她一点也没伤着！

为此，她像是觉得非常羞愧，我去安慰她，她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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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从没给你大伯说过。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的这种做法，是勇敢还是对生命的浪费？我说不上来。

西方观察家在评价中国的抗战时，也常常产生这种疑惑。中国军队在一个从组织、训练到装备都绝对优于自己的敌军面前，整整坚持了八年，彻底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和吞并中国的梦想，简直称得上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许多年以前，有人就曾预言：未来的中国在与它“最近的”那个强国的殊死战争中，将会失败。我们的确失败过，失败过多次，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胜利了！在众多战场上，中国军人不拼尽最后一颗子弹，不拼死最后一个人，日军就休想占领阵地。这当然是勇敢。

支撑那种勇敢的，还可能是恐惧呢。我自己就是一例，我表现出的勇敢，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要以此忘掉爱情失意的痛苦，第二是被恐惧支撑，第三是对敌人的猖獗和同胞的苦难红了眼。细究起来，这都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意味着承受和正视之后的不畏牺牲。

安靖的勇敢是怎么分类的，我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我都理解不了她没被炸死为什么会感到羞愧。

不过，自那以后，她就再没有过类似的奇怪举动了，她曾经对我说：

“我明白了，我的任务不是求死。”

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勇士，即使面对较场口那样的惊天惨案，也能够控制自己了。

对较场口惨案，我本不想提一个字，但是晓洋，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完整地去回顾过那段岁月。不愿回顾，也不敢回顾。现在，你跟你大伯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写起来，就收不住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时候，日军威力巨大的零式战斗机早投入使用，我军30 架战斗机，曾与13架零式战斗机在重庆璧山县上空相遇，20 分钟后，空战结束，中国飞机被击落27 架，13架零式战斗机却无一损伤。从此，日机在中国领空恣意横行，如入无人之境，有架日机竟然停在了成都凤凰山机场，飞行员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一把扯下中国国旗，扬长而去。我空军忍不下这口恶气，数日后与敌激战，然而，第5 大队34 架飞机，在成都上空被日机击落13架，伤11架，第5大队从此撤销番号，称为“无名大队”，每个队员，胸前都佩了一个字：“耻。”你二姨婆的弟弟就属于这个大队。他在自贡上空壮烈殉国后，身上带着五个字：除你二姨婆写的“永护领空”，再就是这个“耻”字……

零式战斗机已尽逞凶狂，日军还征调了东北和驻扎在太平洋的四个飞行大队，集中火力轰炸重庆。

因此，较场口惨案看上去有一些偶然因素，其实是必然的。

较场口隧道靠近大贫民窟朝天门，是重庆第七区最大规模的防空设施，隧道入口环绕较场口广场，东接磁器口，西通石灰市，南为十八梯。

1941 年6 月5 日下午，刚下过小雨的街道一丝风都没有，较场口一带，很多人在街上纳凉，不怕热的年轻人，钻进了电影院，江对岸卖凉虾和冰棍的生意人，利用天热，纷纷过来挣钱。

到下午6 点，警报骤然拉响，高岗上迅速升起三个红灯笼，市中心还挂起了乌灯笼（灯笼分为三种，挂红灯笼表示敌机将投放炸弹和燃烧弹，挂白灯笼是有伞降部队，挂乌灯笼是要投放毒气弹）。

事出突然，人们没时间返回各自的住地，都朝最近的大型公共防空洞跑，尤其是那些来不及过江的，都拥向十八梯。较场口隧道容纳定员4300 人，最大容量不得超过6555 人，可那天进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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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常，只要进了防空洞，人们是悠闲的，唱戏，说笑话，架上铁锅烧开水、煮吃的，那些胸前挂着小牌的孩子（小牌上写着孩子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及家庭住址，以防走失），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欢喜得很。外面爆炸的声音传进来，唰唰唰地响，甚至把水壶、铁锅震到地上，但这掐不灭人们的生活，也收不走人们的乐观；有毒气弹么，照样不怕，洞口的大门上，都挂着防毒的油布，每个人还备了手绢或毛巾，浸了水捂在嘴上，没有水，就朝上面屙尿。

然而6 月5 日这天，进去之后，就动也动不了。

胸贴胸，背顶背，个子矮的，立即被人山掩埋，好多人只能放一只脚在地上。

坚持一会儿吧，坚持一会儿就过去了。

可两个小时后，警报也没解除。

日机是分批来的。

多数人家没来得及弄晚饭，饿了。大人可以忍，孩子不能忍，于是哭，哭得人心烦意乱。有人指斥搂着孩子的母亲：“你让你娃娃安静些行不行，人都要死了，还怕饿！”

母亲着急呀，就骂孩子，打孩子。越打越哭，越哭越乱……

那之后，《国民公报》发表了一首名叫《防空洞》的长诗，我至今记得几句：

是谁把我们从二十世纪的闹市，

赶到了荒野的岩洞。

我们快要窒息了，

却连咳都不敢咳，

只让年轻的母亲，

暗暗流泪在心底。

宝贝，乖巧些吧，

你别怨妈妈不宠爱你，

你说，是谁害得你

连哭泣的权利都被剥夺……

时间无限延长，想拉屎拉尿了，不管大人孩子，不管男人女人，裤带一解就拉了，还没有地盘供你蹲下去拉，只能站着拉。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温度急剧升高，呼出的气流，让四壁结满水珠。氧气被吸尽了，油灯熄灭了。洞里一片漆黑。这时候，不仅孩子，大人也哭叫起来，他们哭叫的是：

“天哪！”

“地呀！”

“妈呀！”

“娘啊！”

到夜里10 点，第三批日机到来时，哭喊转为哀嚎。不一会儿，哀嚎声沉下去了，喊不出来了，只是你推我拥，慌得乱抓，互相撕咬……人们疯了。

然而警报还没解除。

到11 点过才解除。

这期间，防空洞管理员曾四次电话请示防空司令部，要求打开大门，均未获批准。

不是挂了乌灯笼吗？证明敌人要投毒气弹，毒气会渗透，会在爆炸后许久依然杀人。

可这天升起乌灯笼，却是个致命的错误：日机并没有投放毒气弹。

当最终将大门打开，洞里寂然无声，也没见几个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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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出来，外面的人只好点上马灯，去请他们出来。

碳气太重，氧气稀缺，马灯进门就熄。

通风很长时间，里面才能照明。照见的却是……死难者一层叠着一层，一直堆到隧道顶棚，形成奇特的尸体金字塔。有的轻轻一拉就撕下一块烂肉，那是被热空气焖熟了；有的脑袋栽到地上，看样子是想穿透土层跑出去；有的脸部膨胀得如吹圆的大气球；有的腋下伸出一颗头颅；有的把指头钢筋般地插入自己的眼眶；有的把手伸进别人嘴里，揪断了别人的舌头……而绝大部分，都是七窍流血，赤身裸体，那是互相抓扯时，把衣服裤子抓烂的；甚至连头发也被抓得精光。

要把这些尸体分开是多么艰难，后来的处理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话：

“团挤一堆，解之不能，拖之不动。”

没有办法，只好用粗大的绳索将他们捆住，往外拽。拽出来后先码在十八梯的石阶上，横着码五个，竖着码五个，堆成尸垛。三天还没人认尸，就装上卡车，拉到朝天门，船载过江，运往对岸的黑石子，撒上石灰埋掉，成为孤魂野鬼，连块碑也没留下。好多家都死绝了，以往跑警报，害怕被“一锅端”，一家人通常分开跑，但这次太突然，只好跑进同一个防空洞，结果真的被一锅端了。

关于这次惨案的死亡人数，数十年过去，我依然记得那么清晰。那些相距悬殊的数字，时时撞得我胸口发痛。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是992 人。去现场参与救援的警察局长透露的是不低于3000 人。卡尔·曼丹斯在《生活画报》发表他拍下的照片，标题是“4000 余重庆市民因空袭在防空洞里窒息死亡”。作家韩素音在自传里写的是：“约12000 名重庆市民在公共防空洞里窒息死亡（也有报告称20000 人）。”蒋介石的侍从官张毓中说的是：“（日机）在人口稠密的较场口大隧道附近，投下炸弹多枚，造成数万人在大隧道中窒息丧生的惨剧。”1941 年6 月13 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没指明具体数字，却用了个比喻：“像凝结的沙丁鱼。”并且说，“至少两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变成了死城”……

——那天，安靖正是在十八梯隧道里。

她下午6 点左右去朝天门河街领了药，听到警报拉响，迅速奔赴较场口，从十八梯入口进了洞子。她是去发放金灵丹的。洞里通风太差，呼吸困难，把金灵丹含在嘴里，短时间内会感觉好受一些。发完金灵丹，她本应该出来，参加洞外的救护，但这天大门紧锁，她被囚禁在人墙里，出不来了。

后来救援队进去，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救援队以这种方式检验你是否活着），她模糊地哼了一声，才没被当成尸体绳捆索绑地拽出去，而是被抬了出去。她的身上片衣不存，就这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是晚上，火光熊熊，如同白昼，真个是“光天化日”。

在石梯上放了一阵（尸体与活人各放一边），赶往洞口念经超度亡灵的华岩寺和尚，才用一块破布把她盖住，她的同伴们赶来，才对她实施救护，并找来一套衣服为她穿上。

刚刚苏醒，她就强撑起来，跟同伴们一起投入工作。

她就像你大伯穿越火海去电台拉琴，没有一丝慌乱。

但后遗症是留下了。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她穿着厚厚的冬衣，也觉得自己一丝不挂，手经常在身上抓，以确认自己的确穿着衣服。她的眼里，也看不见别的东西，只看见层层叠叠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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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她是真正的勇士，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你大伯的疏导，到底调整过来了。

你大伯是不大夸人的，比如对我参加消防队，他就没怎么夸过，对安靖参加救护队，却赞赏有加。爱她嘛，被爱的人身上的缺点也会变成优点，何况安靖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她本来就值得夸。

我这样说，你千万别误解，以为你大伯就不爱我这个弟弟了。

正因为他爱我，他对她的爱才陷入挣扎。

他把爱她的心和爱弟弟的心，都装在一起。他希望这两样心能让自己饱满，不知道这两样心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放不到一块儿去的。他没能让自己饱满，而是承受着水与火的煎熬。

他想见我，我偏不见他；他有了精心准备的演出，把票给我送来，我偏不去看。

对此，他不怪我，只认为自己欠我的。他用伤害她的方式来填补对弟弟的亏欠。他经常伤害她。而伤害她，就是伤害他自己。伤她越深，爱她越深；反过来，爱她越深，又伤她越深。

这其中的苦楚，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敢去多想……

他们是怎么分手的，我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一天，重庆在中午遭了轰炸，你大伯去电台演奏了好几首曲子，到下午5 点过，又风传日机将来夜袭，弄得大家又紧张起来，在废墟里搜寻自家财物的，动作加快了，搜得也没那么仔细了。日本人对重庆实施昼夜轮番轰炸（夜里的叫“月光轰炸”），早成家常便饭，不容你不信。而且日本人除投放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还常到重庆投放“纸炸弹”（传单），纸炸弹上画着一口大棺材，中国人排着长队，由高到矮地往棺材里走，个个瘦骨嶙峋，且用中文写着：“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或者：“少做衣多做鞋，白天晚上都要来。”日军将这种战术称为“收拾重庆日课”或“重庆定期”。

那天比傍晚稍早的时候，警报果然拉响，大家立即奔命去——驮着铺盖卷、锅碗瓢盆和食物，有的还背着老人、抱着孩子，用板板车推着家里的病汉。多数家庭都缝了一个大口袋，称作“警报袋”，警报一响，把东西往袋里一塞，迅速出门。当时重庆有十七道城门，十六道门都面朝大江，只有通远门是陆门，人流堵塞了街道，偶有轿车和军用卡车鸣笛驶过，人流分开又迅疾合拢，挤出城门，一起向农村方向行进。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默默的，一言不发，只听得见脚步声。连小孩子的哭声也没有！天黑了，看不见路了，便在路边捡根竹篙或折根枯枝，点起火把。

那火把是多么凄凉，又多么温暖，我再怎么形容，你也是无法完全体会的。

就在那天，你大伯跟着你爷爷和二姨婆跑警报。往常遇到这种事，他不是去电台，就是和安靖在一起，今天是怎么回事？当把大火扑灭，我听你二姨婆说起这事，禁不住暗自欣喜。

当然是空欢喜一场。你大伯之所以跟着你爷爷他们，只是因为你爷爷上班时，不小心让火药炸伤了腿，你大伯不放心。至于安靖，跟我一样在战地上忙碌，我在消防队，她在救护队。

但奇怪得很啊，1945 年8 月初，距日本投降还有不到十天的时候，她，安靖，突然消失了。

她像是来去无踪的风，说消失就消失了！

我们是在抗战结束后大半年才撤回南京的，这大半年里，当然也包括往后的所有日子，再也没有见到安靖的踪影。

我猜想，是你大伯把她伤得太狠了，她便提前离开救护队，混迹于茫茫人海，让谁也找不到她。那时候，尽管日本还没宣布投降，但法西斯气数已尽，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一旦这一天到来，人们就要洗尽硝烟，过上平常的日子，面对平常的人。你大伯可能觉得无法面对我这个兄弟，无法忍受兄弟跟自己为敌（历经八年抗战，我们是多么厌倦“敌人”这个词啊），就提出跟她分手。

我甚至猜想，她死了。

我的意思是，她自杀了。

她那性格，如果你大伯不要她，自杀的事她是做得出来的。

抗战都胜利了啊，所有人都在狂欢，鞭炮脱销了，脸盆敲破了，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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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的是“爱情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早已不爱她了，我只是希望她回到我身边，修补我的伤痛和耻辱。我没有能力让她回来，伤痛和耻辱便一直跟我如影随形。是在结婚之后我才醒悟这一点的，当有了你母亲，接着又有了你，我漂泊的心才算落到实地上，也才能比较冷静地去回想那段光阴。我终于明白，我没有理由怨恨你大伯，要说欠，也不是他欠我，而是我欠他。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缘故，他就不会经受那么多折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爱她。我说过，他对她的爱浸透了骨髓，否则他也不会终身不娶。

我多么希望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她呀！……

你大伯拒不迎娶，让我更加坚信，安靖一定是死了，他也知道她死了，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赎罪。我只能这样解释。何况你大伯既不娶，也不再去重庆，他回到南京就进入市歌舞剧团，一直干到退休，抗战胜利后，南京和重庆的歌舞剧团常有往来，但只要去重庆，你大伯都找各种理由请假。

——我没想到他现在竟让你在重庆打听她！

晓洋，不管你的公务有多忙，你都要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做。如果有幸找到了她，如果她跟你大伯一样，孤身一人，如果她早已嫁人但现在没了丈夫，你都要想法把她带到你大伯的身边来；如果她有子女，子女不同意她来……唉，再想办法吧，总之你要给你大伯一个答复。你至少要去看看她，哪怕只跟她待一天、半天、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你也要用你的方式，像孝敬亲伯母一样去孝敬她。

附 录

关心时事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前不久的一则新闻：一个出生日本、原名井上安子的老人，去世前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原文没有公布，各路媒体只作了简单报道，说井上安子在抗战前夕来到中国，跟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对中国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井上安子就是安靖。

安靖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湾，与黄晓洋那年出差时所待的科研所仅隔两条马路，但她早就不叫安靖，叫安志薇，而且户籍档案上没有显示她曾经叫过安靖的任何信息，因此无法找到她。

遗书被安志薇的儿子交给了宣传部，宣传部又交给了档案馆，档案馆捏得很死，只因为我跟馆长是老朋友，才让我坐在他办公室里看了一遍。我下面透露的遗书内容，是根据记忆转述的。

1936年冬天，井上安子跟随父母到了青岛，父亲开啤酒厂，她在日侨区念中学。从日侨和中国人的隔膜与对峙，还有父母平时的摆谈，她明白自己踏入的土地，与自己祖国之间存在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然而她是安全的，在她父母和所有日本侨民眼里，日本是把中国抹干吃尽的，中国要是胆敢跟日本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甚至中国就是块烂柿子，不需要捏，自己就稀里哗啦了。正因如此，加上她本身所具有的叛逆和冒险劲儿——这方面她非比寻常，使她敢于随便走出日侨区，到处乱窜，并东捡一句西捡一句地学了不少中文。

卢沟桥事变后，她也无所顾忌，每天下午，穿着泳衣，打着赤脚，舞着钥匙，穿街过巷地去刚刚回暖的海里游泳。游泳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中国男孩。她把钥匙放在中国男孩的鞋边，这男孩便为她守住，直到看见她从烟波里归来，他才离开。好些天都这样。有一天她叫他等她，他果然就老老实实地等着。他的单纯、羞涩和胆怯（她发现他从来不敢离开海岸五十米远），让她觉得怪好玩的。她就跟这个怪好玩的中国男孩发生了爱情。也是在那时候，她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安靖。

这个中国男孩，就是黄晓洋的父亲黄伯勇。

然而，“爱情”一说，只是黄伯勇的错觉。在安靖那里，那不是爱情。她在重庆跟黄伯道见第一面时，说自己是黄伯勇的女朋友，其实她内心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对那个胆怯的中国男孩产生了同情。同情这个词带有浓厚的道德褒扬色彩，但那时候，安靖是这样理解同情的：同情不是针对别人的感情，而是不需要花费任何代价，就能让自己愉快的感情。——不过，话是这么说，她究竟与她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同学不一样，也不大和他们交往。她跟黄伯勇之间，虽不是恋人，却有了依恋。黄氏一家离开青岛那天，日侨学校已经开课，她还偷偷从教室溜出来，去为黄伯勇送行。

后来，黄伯勇给她写了很多信，她一封也没收到。她的名字是假的，说给黄伯勇的住址也是假的。她待在青岛，百无聊赖，很后悔给了黄伯勇假信息。大约半年过后，她父亲发现来中国做生意是个错误，兵荒马乱的，啤酒销量十分可怜，因此决定回到故乡去。他们的故乡在日本广岛。

就在出发的前夕，安靖（或者说井上安子）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逃！

往哪里逃？——悄悄离开父母，混迹于中国的难民群，向南方逃。

逃到武汉后，她登记了流亡学生，滞留一段时间，乘船去了重庆。

她这样做，从本质上说，不是为了奔赴黄伯勇（她根本不知道黄伯勇在哪里），而是“满足自己冒险的欲望”。她想的是，到中国的战时首都去逛一阵，再设法回日本。她把这事想得很简单，中国的半壁江山都成了日本人的，要不了多久，重庆肯定也会成为日本人的，要回日本，就如同从广岛到东京、从大阪到神户，只不过路程远些罢了。再说，她的中文也日渐流利，不仅会说，还会认、会写，走到哪里都不怕。

在重庆，她被安置到南开中学读书，但她并不怎么读，经常逃学去街上闲逛。她是来看稀奇的，不是来读书的。有一天，她看到一张寻人启事，竟然是黄伯勇的哥哥黄伯道在找家人。

她按照启事上的地址，找到黄伯道，并且跟黄伯道好上了。

要说爱情，她和黄伯道之间才是。

那时候，她闲逛的热情消耗殆尽，跟家人分别日久，使她已陷入十分孤独的境地，成天盼着日军来占领重庆，她好回到日本去，至少跟家人通上信。可日军老也不来。川江顶端的宜昌虽成了日本人的，但陆路不通，江面封锁。黄伯道也很孤独。黄伯道的孤独是那种狼一样的孤独，狼的孤独需要你去抚慰、去同情吗？不需要的。不要她同情，却让她产生了爱情。

但这并不是说，她要和黄伯道不离不弃。她再有冒险的欲望，也没打算跟一个中国人货真价实地谈场恋爱，更没打算嫁给他。她一门心思盼望的，依然是日军快快到来。日军终于来了，却不是从陆路，也不是从水上，而是从天空。

这便是持续五年半的大轰炸。

日本海军航空队，从武汉W 基地起飞，每天三四趟，每趟数十架次，往重庆扑。太过沉重的轰鸣声从高空坠落，震得地皮发抖，遍布山城的大火，把长江烧得流血。那些炸死的、烧死的、毒死的，还有在防空洞里闷死的，堆积如山，尸体的恶臭漫延数十里；其中一天，就从空中屠杀五千人以上。这是日军创造的一项世界纪录。正是从那天起，日本国民井上安子，学会了从高尚的意义上去理解同情，和黄伯道的心也才真正走到一起。

两人相爱后，黄伯道经常伤害她，但她知道事出有因，不仅不怪罪，还更加爱他。有时候，她甚至希望黄伯道把她伤害得更狠些。尽管黄伯道和周围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但她自己知道，并因此觉得别人也知道，觉得别人看过来的目光，是一根根锐利的芒刺。

所以她才参加了救护队，表现异常勇敢。在救护队里，她更加直接地见识了大轰炸给中国人造成的深重灾难。她想在轰炸中主动求死，算是对日军的嘲讽，向中国人赎罪，但没有死成。从此，她成为不屈的反战勇士。空了，她就去看黄伯道的演出，并和他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军暴行。

尽管如此，她还是想回日本去。

日本是她的祖国，广岛有她的亲人。

她的亲人还不知道她的下落呢。

然而，1945 年8 月6 日，广岛却被“小男孩”——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的名字，三天后投放到长崎的原子弹叫“胖子”——夷为了焦土，升腾而起的蘑菇云，高达近万米。

当黄伯道兴高采烈地去告诉她这一消息，她呆住了，随即浑身发抖，乱嚎乱嚷，简直要疯了。

她对黄伯道的爱情，竟也和她的故乡一样，瞬间化成了焦土。

她心里已没有任何别的感情了，只剩下悲愤。原子弹是美国投放的，但美国在地球的那一边，而黄伯道近在眼前，于是她把悲愤全都发泄到黄伯道身上。

她正告黄伯道，她是日本人，她的故乡在广岛！

扔下这句石破天惊的话，她就从黄伯道身边消失了，去南开中学的几个老师那里借了钱，说要回青岛老家看看。其实她是转道香港回了日本。

谁都会想到最坏的结局，谁都不希望最坏的结局，而事实往往正是最不希望的那种。

她的亲人全部遇难，连远房亲人也不剩一个。

她在日本独自过了将近十年，失去亲人的伤痛慢慢淡去，就开始怀念中国，怀念重庆。她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是跟重庆联系在一起的。当故乡没有亲人，也没有亲人的坟墓（当年的死难者，都是焚化后集体深坑掩埋），故乡其实就是空的。在重庆度过的日日夜夜，却让她魂牵梦绕。她决定重返重庆，何况她还欠了南开中学几个老师的钱呢。在日本，她几次想把钱寄过来，但她不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回到重庆后，她去找老师还钱，但那几个老师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早就迁回老家去了，天南地北，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此后，安靖又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安志薇，并以安志薇的名字在重庆落户，嫁给了沙坪坝陈家湾邮局的一个职工。她叫安靖时的个人档案，都毁于战火，因此她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从井上安子到安靖，再从安靖到安志薇，是她人生的三个阶段。

这第三个阶段表明，她始终不能原谅黄伯道。

但她承认，她爱他。

她只爱过他。

看了这封遗书，我才明白，黄伯道早就知道安靖是日本人了。

他终身不娶，毋庸置疑，对安靖的爱自然是重要原因（若干年后，他还让黄晓洋在重庆打听她），但在我看来，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为自己的“兴高采烈”埋单。作为艺术家，不管安靖是不是日本人，黄伯道都会为自己当时的兴高采烈感到悔恨。人说起来复杂，其实真的很简单，不合时宜的一句话，不合时宜的一种情绪和一个举动，很可能就影响你的一生，并最终成就你的命运。

安靖不原谅黄伯道，也是因为他的兴高采烈。

可是，黄伯道回到南京后，为什么一直拒绝去重庆？个中缘由，很让人费解。我猜想，尽管黄伯道保存着对安靖的爱，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受了她的欺骗，他同样不能原谅安靖对他的欺骗……

看过遗书的第三天，我去找到了安靖——安志薇的儿子张猛。一个年近花甲却有着发达胸肌的敦实汉子。他并不忌讳谈论自己的母亲，要是忌讳，就不会把母亲的遗书交出去了。尽管母亲说只爱过黄伯道（意思就是并不爱他陪了她几十年的父亲），多多少少是让他伤心的。

张猛说，数十年来，母亲的一个古怪毛病，他和父亲一直不能理解，也是读了母亲的遗书后他才理解了。这个怪毛病是：到每年的8 月初，母亲都毛手毛脚，焦躁不安，放一只水瓢，不是放，非砸下去不可，炒一家人的菜，本来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她却把锅铲下得像是打铁，或者她分明正做着一件活计，却猛然停下手，满脸惊恐地望着远处。到8 月中旬过后，才慢慢好转。现在想来，她这毛病与投放到她故乡的那颗原子弹有关。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投降，她的心安了，所以到8 月中旬过后，她的病也就好了。

“可惜父亲到死也不知道这一点。”张猛说。

接着又说，“不知道更好。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更慈悲。”

他父亲死于十五年前，断气的前一天，还在为母亲寻医访药。据他说，尽管手头拮据，但父亲从没停止过为母亲弄药，只可惜医生们都指不出病因。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季节病的一种，泥鳅有高温病，猫狗有冷气病，人身上的季节病就更复杂。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更年期来得特别早，又持续得格外漫长，更年期综合征和季节病彼此勾结，使她每年从8 月初到8 月中旬的这段时间，把日子过得就跟重庆的地形一样，坡坡坎坎的很不平坦。当然也有人说，她可能在这段时间受到过强烈的刺激。

父亲想不起她受过什么刺激，问她认识父亲之前的事，她也只是摇头。

谁又能想到她是个日本人呢？

谁又能想到她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呢？

敲破脑壳也想不到的。

这个渊面之下的人——井上安子、安靖、安志薇，逝世于2017 年8 月20 日，按中国人的纪年法，享年97 岁。张猛说，他母亲死得很安详，是在睡觉的时候“顺便”死去的。

刊于《青年作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