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卡夫卡的情书

    这些天我是幸运的，之所以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当然，有很多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我得到了一本我所需要的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同事从她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海天出版社出版，那是她在93年买的，已经在这个抽屉里安静地躺了许多年了。自然，我象发现了某种珍宝一样向她借来了这本书，现在这本书就躺在我的案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卡夫卡断想》，嗟叹了卡夫卡及卡夫卡式的人物在生前及生后的命运。在卡夫卡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其中有五分之三都是他的书信，而情书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人，其实他很腼腆，之所以他写了如此多的情书，正因为他既不敢用语言，更不敢用身体来表达他的情感，只能用文字。当卡夫卡认识密伦娜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密伦娜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有夫之妇。众所周知，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而密伦娜.耶申斯卡出自捷克的名门贵族，在认识卡夫卡之前，她违背父意，嫁给了维也纳的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但她绝不是那种依靠男人的花瓶式的女人，事实上她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凭借自己的才华给许多报纸撰稿。后来，她确实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当然，那个男人不是卡夫卡）。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卡夫卡和密伦娜的关系，我想这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婚外恋，因为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事实上，只有书信，只有在两地书中，他们是一对爱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依旧象他作品中的约瑟夫.K一样，充满了恐惧和胆怯。卡夫卡终生未婚，但他却订过三次婚，但最后又都解除了婚约，其中前两次是与同一个女子，不是因为他对婚姻随便。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对婚姻太认真了，他追求完美，而他所认识的女子，没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心灵，也许只有密伦娜除外。而当他认识密伦娜的时候，他的第二位未婚妻正在布拉格等待着他去完婚，而密伦娜则始终留在维也纳，她的丈夫身边，她与身在布拉格的卡夫卡之间的联系，绝大部分依赖信件，而且，为了不让她的丈夫知道，她从来都是去邮局取信的，而不是让信直接寄到家中。我们今天说：网络的爱是虚拟的，其实，虚拟的爱并不依赖网络而存在，虚拟之爱，套用小波的一句话：古今无不同。是的，古今无不同，卡夫卡与密伦娜就是需拟之爱，然而，似乎他们比今天的人们更纯洁一些。那是精神之爱，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是柏拉图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排斥肉体之爱，只是他的内心深怀着恐惧，就象他笔下的K。

    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头到尾地看完一本书了，这本书我看完了，那是一个内心孤独的男人致一个内心孤独的女人的信。那些信没有时间，所以人们无法知道书信确切的顺序，只能按照信中的内容猜测着排列。我想，卡夫卡未必真的期望通过这些信可以得到什么，也许只是他的内心需要而已，但是，他的爱是真的。尽管他懦弱，胆怯，恐惧，作为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他其实是绝望的，就象K，从一开始就是绝望的，当K在雪野中遥望那座城堡，走向那座城堡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K，永远都无法抵达城堡，甚至连一眼都看不到。这也是卡夫卡对于他所追求的爱的命运。我参阅了《城堡》的写作时间，其实就是从卡夫卡与密伦娜爱情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他与密伦娜的爱的绝望，才导致了《城堡》的写作的冲动。如果他得到了他的爱，也许我们今天就无法再看到《城堡》了，他能够得到爱吗？不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城堡》，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对卡夫卡来说，是残酷的。同样，我所钟爱的《诉讼》，也是在卡夫卡与他的第一位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之后写出来的，很显然，那次订婚的失败，促成了充满绝望的《诉讼》的诞生。我想，也许痛苦这个东西，正是孕育所有伟大小说的子宫。

    卡夫卡患有肺结核，在他认识密伦娜之前，他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当时的欧洲，肺结核是难以治愈的，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的身高一米八二，但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说自己的体重只有55公斤，简直是世界上最瘦的人。一生得不到爱，而生命又将逝去，这所有一切的绝望都来自于他的性格，而他的杰作也来自于他的性格，究竟是肺结核杀死了他（最后致死的好象是喉部疾病）？还是他的性格杀死了他自己呢？他的一生就是一对巨大的矛盾。正如《诉讼》的最后部分，K被杀死的那一段曾经深刻地震撼了我，“死得象一条狗”，这正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卡夫卡还写过一篇记梦的短文，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他写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闯入了一片坟墓，其中有一块墓碑上这样Y.K（其实就是约瑟夫.K），那就是他自己的坟墓。据我所知，《诉讼》就来自于那一个梦。死亡的恐惧，就这样，一直笼罩着卡夫卡，一直到死亡真的降临到他的身上。

    现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灵，我愿意以我的手指，敲打我的电脑键盘，义务地记录下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中我所喜欢的那一小部分，贡献给天下所有的网友——

    “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的印象归结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这主意简要来说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到波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为此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不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但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象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你了。我们挨着坐在一起，你推开我，不是生气地，而是和和气气地。我很伤心，不是为推开我而伤心，只是对我自己，觉得我不该像对待一个哑女那般对待你，没有听见你所说的——而且正是对我说的声音。或者我并非没有听见，而是无从回答。我走开了，比在第一个梦中更悲伤。

    我想起我读过谁写的这么一句话：“我的爱人是穿越地球的一道火柱，现在她把我拥抱住了，但引导她前进的不是被拥抱着，而是旁观者。”

    你的

    （现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了，只成了：你的）”

    “其次，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的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的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去办公室前匆匆写几笔。我本想沉默，三天来这几乎令我窒息，至少现在如此。你在进行这个可怕的斗争时，我想保持沉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互相衣服的呀，这也是我的斗争。你也许已发现，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这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你最近几封信中夹杂着两三句话，它们使我愉快，但却是绝望的愉快，因为你对此所说的话使理智马上说服身心，但此地有一种更深刻的说服力，我不知道它的所在，它什么也说服不了。再说，你身躯的临近所发生的那种使人又安心又不安心的奇妙作用一天天在淡漠下去，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削弱我的力量。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得十分严重（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不，这是不对的），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你对此说得那么美，那么好，听了这些话，别的话根本就不想听了。但这是不是就道出了其最精辟的定义，却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这儿是你的两封电报但关键是，在度过了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我坐在这封信面前，它对我来说重要极了。所有我从布拉格写给你的信本来都必须写，包括最近几封在内，而只有这封是应该存在的。或者说那几封信是可以存在的，这无所谓，但这封必须置于它们之上。可惜我一点也说不出我昨天晚上对你说了些什么，或昨天夜里以及早晨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说，关键是不管你周围广阔的圈子里的其他人以高尚的智慧，动物的（但是动物并不是这样的）迟钝，魔鬼般的好心，致人于死地的爱情对你说些什么——我，我，密伦娜，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做得对的，不管你是留在维也纳，还是到这儿来，还是继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徘徊，还是一会儿这么做一会儿那么做。假如我不懂得这一点，我同你还有什么关系可言呢？就像在海底深处没有一块地方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样，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耻辱，并使我反感。我至今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忍受不了人，热我为此十分羞愧，你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在我看起来那不可容忍的东西，不是生活。”

    “（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而我在你这里却又像一颗小石子，假如上天允许的话）。假如说我爱整个世界，那么也包括你的左肩，不，首先是你的右肩，我因此而在想吻它的时候便吻它（而你是多么够意思，把你的衬衣往一边拉开），还有左肩，更有在树林里你贴在我上身的脸蛋和你埋在我身底下的脸蛋，还有我贴在你几乎裸露的胸脯上的脸。因此，你说我们已合而为一是有道理的。我对此毫不害怕，这是我唯一的幸福，唯一的自豪。我根本不将这局限在树林的范围内。

    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你有一次在信中轻蔑地把它说成是“男人的事情”）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越，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对面那边是黑夜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完全是黑夜的事情，而这边是尘世，我占有着它。现在我为了重新占有黑夜的事，却要跳过去，跳入黑夜之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被占有吗？这是否意味着失去？这里是我所占有的世界，我却应该到对面去，为了完一个可怕魔术，一种变幻的魔术，一块炼金石，一种炼金术，一个魔环。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了。”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八点我去接它。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塞特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了。在野外同一个姑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一个友善的姑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这根本不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言却是必要地与整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地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抗的。”

    “这条真理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是支撑世界的中流砥柱。然而我承认，在感觉中（仅仅在感觉中），这个真理却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你知道吗？假如我想写下下面将写的话，便唤来了许多宝剑，它们围成一圈向我的躯体逼近，这是最完善的刑罚。假如他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我没有说刺入），假如它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那就可怕极了，我会立刻随着第一声叫喊就出卖一切，你、我、一切。我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承认，关于这些事情的信件往来仅仅在我的感觉中（为了我的生命，我再重申一遍：仅仅在感觉中），就像我是生活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而且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却要向一直生活在欧洲、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你谈谈我对今后的政治动态的坚定的见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愚蠢的、笨拙的、错误的、感伤的、可鄙的、装聋作哑的比方，不是别的什么，噢，它们的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