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分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乡村在动荡中……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

    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嬉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了飞，没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导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打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的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是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的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块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土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上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外，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例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他现在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着。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意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上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划起来。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涌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涌现而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火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罹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真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你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依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外，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到墙壁上为止……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划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啷”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袄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部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揸揸的，像团起来的刺猥。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血来，整个形象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瘦、矮、白。俩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唯造反是命了，天不怕，地不怕，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他两个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师”，口气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步。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猥脑袋，开言道：“呔！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狠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云片儿，缓缓地说：“这话，你差别过不知少多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蚯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

    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弄皱纹巴巴的。他的声音幔、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轻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地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做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周小全讥讽地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炕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吗？”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呼”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掼下的红印子已经褪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儿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任何一个人，如查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膀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闸，干闸的四周流着粘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匣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窗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菲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条刀痕。

    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不一会，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年重的石炭，把这块毛碴碴的石炭压到马延雄身上，然后狠劲地压在了他千疮百痍的脊背上。

    瞎雄惨叫一声，叭倒在了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了下。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在走资派面前买好？段司令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

    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了。

    囚室里渐渐昏暗下来了。

    那血一般的残阳此刻大概正在西边的群山中沉落。

    秋风带着人肤的冷意，吹过高墙，吹过铁窗，吹醒了这个苦难的人。没有血色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紧贴着泥土地。只有在他出气的时候，才能感到些微颤动；才能感到那黑色的石炭下压着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咬紧牙关，想爬起来，想掀掉他背上的重负。但，他又一次昏过去了。苍白的嘴唇上留下两颗殷红的血珠。

    夜色笼罩了山川大地。没有灯光的囚室里传出了一声声悲惨的呻吟……快来救救这个人吧！他也许再活不了几个小时了。而这个人是不应该这样死掉的——他在留锁锁头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劳作了二十多年；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刀伤。革命能离开这样的人吗？

    可是，谁来救他呢？在这里，所有的党组织都被夺了权。政府更不存在了。法律呢？法律像垃圾一样被倒在了城壕沟里！现在，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又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他们现在既是立法的议会，又是掌权的政府。这是些胆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风雨刚席卷过社会，他们就露出了头角，站在这场革命的前列冲冲杀杀。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能打比方的话，可以这样说：要盖一座房子，他们也许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们全比谁都拆得又烂又！在以后的历史中，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经过反复，或迟或早终于勇敢地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仰，成了很成熟、很有头脑的公民。但他们之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在眼前和以后的历史中，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些民族的罪人！

    ……黑夜笼罩着大地。悲惨的呻吟继续在这凉嗖嗖秋风中颤抖着，谁能听得见这声音呢？

    突然，囚室的门“哗”地被掀开了。一道眩目的手电光首先照在了黑色的石炭上，然后又移到了那张垂死的、白蜡一样的脸上了。只听见“啊呀！”一声惊惊叫，一个人很快进了房门，啪啪地打着了打火机，点亮了炉台上的煤油灯。

    灯光显出这个人的面貌：高个，大背头；脸白净而透红。上身不穿外套，白衬衣服上套产丰驼色的毛背心。粗看像三十刚出头，细看额上抬头纹很深，够四十来岁了。

    这人很快把那块石炭从马延雄身上的抱起来，仍到了墙角里；然后蹲下看了看这个脊背，脸吓得煞白。他站起来，两个把炕上的铺盖打开。然后用两条很长的胳膊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抱在炕上，摸索着给他穿上上衣，让他半靠在被子上。

    现在他张开嘴一送声喊道：“老马！老马！老马……”

    这个“救命菩萨”是谁呢？

    他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

    这真叫人奇怪！当全县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戴着纸帽子，挂着黑牌子，敲着破铜烂铁游街的时候，这位县委的副书记息能轻而易举地来到这个黑暗的囚室呢？而且看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没受什么损伤。

    不要奇怪。李书记也是个造反派，是县委常委里的造反派。他在去年就“杀”出了县党委，向红总表了态，站在造反派行列里了。红总所编的《马延雄三反言行（之一）》和《马延雄——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两份材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那么，他现在来干什么呢？而且竟仁慈地把这个“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从死亡中救出来了？

    这个谜还是由李维光本人来解开。

    上面说了，当李维光把马延雄抱在炕上后，便一迭声地叫开了“老马”。他这样叫了好一阵后，马延雄慢慢睁开了眼睛。当他看见站在身边的竟是李维光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吃惊了。但脊背上刀犁一般的疼勇决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索更多的问题。他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喘息着，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吐出来几个礼貌性的字；“维光，你来了……”

    “来了！是我来了！”李维光连忙接应。似乎马延雄的痛苦的表情也感染了他，他脸上的表情也上了一层痛苦，收头皱成一疙瘩，像是对马延雄，也像是自言自语说：“他妈的，‘孙小圣’这些龟孙子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了！”（他敢骂造反派！）接着他又补充说：“要斗思想哩嘛！怎能斗身体哩？”

    “维光……你来干什么来了……”马延雄仍然闭着眼睛，喘息着问。李维光躬下身子，脸几乎凑到马延雄脸上，说开了：“啊呀，老马！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个特大喜讯！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因为高兴而激动得太厉害了。你身体不好。你听我给你慢慢说！”他眉头中间的疙瘩散开了。右手上去摸了摸间发，说：“自从夺权以后，红总总部接连开了两天两夜常委会。忙得连尿的空都没！他们让我也参加了。你大概不知道，地区红总这一派的人已经把军公区大量的武器弹药夺取了，已经把地区红指那一派的人赶出了城。地区红总指示各县这一派的人很快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两天红总的常委会集中就讲座这事呢。尽管有分歧，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决定让你站出来亮相表态，以革命干部的身分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哩！其它都没麻烦了，县武装部胡政委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红总了。现在是三缺一。这事也不复杂，只要你公开表个态支持红总就行了。书面也行，口头也行……”

    马延雄闭着眼睛听着。现在，思考压住了疼痛。从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认真听李维光说话的。李维光看见，他的话还说完，马延雄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啊，他大概真的为这“特大喜讯”而激动了！是嘛，从此再不受这苦情了，他能不高兴？

    李维光说完后这样想着，正想说：“你别太激动了”时，马延雄已经睁开眼睛，仍然带着笑意，喘息着说：“维光，你不是早已经站出来亮了相吗？怎么‘三缺’呢？”

    “我？”李维光像针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扎了一下，不自在地避开马延雄的目光，说：“人家红总看上个咱？咱算个老几？人家看上你了！只要你站到红总一边，全县的农民就都站到红总一边了。将来这县革委会不能光领导红总的那些人吧？全县十三万人口，就有十二万多农民哩！现时农民大部分还没观点哩，但都是保你的！这样一来，他红指不能不垮？咱算个啥？咱不想捞什么稻草？只指望你将来大权重握时不扣掐咱就行了……”马延雄听着这些话，渐渐明白了李维光今天来的用意，也明白了红总破天荒叫他“站出来”的目的，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强忍着疼痛，把上身竖高了一些，问：“维光，你是自己要来的，还是红总的领导人派你来的？”

    “当然是经常委会委托我来通知你的！段国斌司令和侯玉坤政委亲自给我安顿的，要不我怎能进了这院子的门呢？……你到底是怎个态度？我好给头头们回话！”李维光追问。

    马延雄回答说：“你回话去吧。你告诉国斌和玉坤，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小孩！我要对全县的人民群众负责。红总、红反映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肯定都有一些坏人。不论怎样，两派大多数的群众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一方群众受到损害。你用你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要用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也是我的原则，我不准备对任何群众组织表态，我只给党表态。我更不会站在任何群众组织的一边，去反对另外的群众组织；我只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马延雄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然后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苍白脸上，汗珠一串跟着一串滚落下来，滴在了瘦弱的胸脯上。他最后抬起头，对木然呆炕边的李维光说：“就这，你回话去吧！”他闭上眼睛，头无力地歪靠在了被卷上。

    “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

    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进来了。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仅、侯政委。

    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马延雄睁开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他们来了……”说完就又喘息起来了。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计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两个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颜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顽固地看着这张脸，像看一件自己急忙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颗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在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忿怒了，一般说话都很绵软。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批不下“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旗，把县常委会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有力的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呼和浩特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把烟郑慢慢对地到嘴唇缝上，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子慢慢地飘散出来了。

    段司令现在把目光从延雄的脸上移开了。他两手揣在裤兜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起了步。踱了一会，脚步又停在马延雄躺着炕边，黄眼睛盯着他蜡白的脸，用洪亮而有力的嗓门说：“马延雄！你到底向我们造反派表态不表态？你说嘛！你听见了没有？‘孙大圣’把你的耳朵也打塌了！嗯？”马延雄睁开眼睛，望着那一双黄眼睛说：“国斌，该说的我都给维光说了，你们也都听见了。我这人正如你们所说的，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知道。另外，我还想不通哩！昨天，你们还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今天我又成了个‘革命领导干部’呢？”然后他嘲弄地补充说，“你们成立革委会需要干部，维光不是个现成的人才材吗？”

    他说完，眯缝着眼睛又看了看窗抽烟的侯玉坤，就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窑顶。窑顶上，一只黑色的甲虫正在慢悠悠地爬着。李维光坐不住了，咳嗽了一声，走出了房门。门外黑暗中又传来一声很用轻的吐痰声，脚步就渐渐远去了。

    段国斌躁了，手从裤口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了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不能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哩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脸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产中胡政委支持，这一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瘦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哈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是这，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去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俩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响了一声，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炕，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他一步步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现在，他站在监狱在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看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一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