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之围:开启了汉朝对匈奴主动出击的新纪元,马邑之战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马邑之围:开启了汉朝对匈奴主动出击的新纪元,马邑之战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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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策划的对匈奴进行一场诱敌歼灭战,就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包围计划,致使匈奴军未达到包围圈就撤退了。此后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马邑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33年,由公认为是伟大皇帝的汉武帝主持,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这场战役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创建了汉帝国。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到了元光元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沃尓沃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统领。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

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

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鼢,希望田鼢为他说句好话。

田鼢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在于,这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我们至今还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一、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恶战连绵不绝,想停都停不下来。除匈奴这样人口少的民族最后由于战争消耗大、内部产生分裂而终于分崩离析民族消亡以外,汉族发展也大受影响。后来的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差不多都是依照这样的处理方式,战多和少,将军得名、百姓遭殃,皇帝老儿一家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少王朝由于敌不过民族的凶猛而被灭,最终导致汉族人民生灵涂炭,历史一次次倒退,陷入前进的谷底。

二、这场战役创造了一套国家垄断和干预经济发展的制度。历年的汉匈战争,使得人口众多的汉帝国财政濒临崩溃,为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初期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创建起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三、这场战役改变了汉朝乃至以后的官僚制度,使小政府最终变成什么都要管的大政府。汉初时期,汉朝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按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计算,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到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臃肿不堪,政府官员构成发生变化,权力不断分散到各个层级的大小官吏手中,这些官员都要靠政府供养。后来,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

四、这场战役发展了买官卖官制度,为后来的官僚体系腐败提供了历史参照和依据。汉武帝并不是汉代卖官的创始人,早在文帝时期,就曾采纳晁错之意见,沿用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但当时的功爵位只是一个于荣誉称号,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拥有高等爵位的人虽然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地税。汉武帝时,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担任吏。到最需要钱的时候,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由于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

马邑之战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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