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的前因后果

　    大概60多年前，外蒙古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让人操心的孩子。外蒙古的分离事实始于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渐成气候，是由于身后有一个乘人之危的苏俄。外蒙与中国几度离合，与中国的强弱有关，而它最终离中国而去，许多人都认为，是蒋中正的错。 　　 　　1946年1月，当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时，对于国人而言，这个流传着苍狼白鹿优美传说的广袤土地，彻底成了异域他国。凿凿条约已难更改，但心中的淤结依然难以梳理，所以，不断有人为外蒙的回归而努力，但最终的结果都只是苍凉悲想。 　　 　　如今，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不再属于中国，它的“出走”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我们在这里追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为人们提供关于这片神秘土地的一点遐思。“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俄国或归附中国。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对于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都还算比较安静。 　　 1、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建国。准确地讲，外蒙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外蒙古）的独立发展”，俄国一方面策动外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国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外蒙“自治”、有权援助外蒙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认同。4天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外蒙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2、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独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后，中国政局仍在动荡之中，北部边疆兵力空虚。就在这个时候，温琴男爵和他的“亚洲骑兵师”出现在外蒙的历史舞台。 　　 3、两个关键人物出场 　　 　　1920年10月，哥萨克骑兵团长温琴率领800骑兵闯进外蒙古。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温琴组建了一支由白俄军官、流亡哥萨克、蒙古骑兵以及日本特务构成的拼盘队伍，号称“亚洲骑兵师”。温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领“亚洲骑兵师”对远东共产党实施包抄围歼。其间，这位温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脱掉西装，穿上蒙古黄丝长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称“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梦。 　　 　　他发动了对库仑的进攻。当时，驻扎在外蒙古的军队为奉系的郭松龄部，其人数超过温琴的“亚洲骑兵师”5倍，可实在没想到，几经交手，郭松龄战败。1921年2月3日，温琴占领库仑。此时，张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决定进兵外蒙。可实在让人糊涂的是：奉军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满洲里车站，为什么走这么慢？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应该是张作霖、温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点。 　　 　　当1921年5月，张作霖真要提兵进入外蒙境内时，苏维埃出面阻拦了。在外蒙问题上，苏维埃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当它正在思考用什么方式进入外蒙时，温琴给它提供了机会。温琴打败郭松龄之后，宣布恢复外蒙古自治，自封外蒙军队的“开国大巴图鲁司令”。苏联红军恰好可以借收拾这个旧政府残余，向外蒙古发兵。这时，对外蒙古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乔巴山——出场了。 　　 　　乔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彻底的蒙独分子。1921年3月，乔巴山组建“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与库伦上层王公和我温琴为敌。由于实力悬殊，乔巴山决定向苏联借兵。 　　 　　5月，苏联红军开进外蒙古。很快，库伦政权倒台，被苏维埃扶植的蒙古民主革命政府取代。不久，蒙古军队永远赶走了中国军队。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却留在了外蒙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不过，虽然外蒙再次宣布独立，但民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它是主权国家。1927年，蒋中正北伐成功，苏联请求其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蒋中正责令外蒙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很多年以后，邓小平曾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此前的外蒙，虽然依靠苏联实际已经独立，但这种独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外蒙古维持现状。 　　 　　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外蒙问题会成为一个难点。历史学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中说，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苏谈判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与优越利益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所以，当斯大林首先提出外蒙问题时，宋子文很难作决断，只得草拟了三种意见请示蒋中正：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梁敬錞说，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所以先请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去拜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虽然斯大林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说，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就应接受苏联的要求。 　　 　　蒋经国无功而返，宋子文觉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是第三次会谈，共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宋子文指出，在原协定中，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的文字，这并不表示要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外蒙今日，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所以它的现状，即是独立。双方辩论非常激烈，谈判双方曾有这样的对话： 　　 　　宋：外蒙问题，我们已有现实的建议。 　　 　　斯：这个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们政府来看，则属现实。 　　 　　斯：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可这就是我接到的训令。 　　 　　斯：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非常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让我们到此为止。 　　 　　显然，斯大林对外蒙志在必得。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按照蒋中正给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外蒙问题就一定得有个了断了。顺带提一句，为了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宋子文在与苏联谈判后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1945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是继任外长王士杰教授。由于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怕日本迅速投降，没油水可捞，8月9日开始对日展开攻势。仅仅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在苏军出兵那一天，蒋中正给斯大林发去慰问电报：“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在蒋中正的内心里，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让他对未来感到不安。“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这是蒋中正9日夜晚所写的日记。 　　 4、到外蒙“参观”投票 　　 　　抗战胜利近在咫尺之时，外蒙古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了。在苏联政府的一再敦促下，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诺言，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参观“全民公决”。为什么要用“参观”一词，雷法章于1981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其实，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而已。 　　 　　雷法章说，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事务人员的面签字，没几人敢公然签在反对栏中；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们之中纵然有意志坚定者，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而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人民本可以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拒绝前往投票，但是无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了号，如果有人不来投票，直接由事务人员代劳，轻而易举，无从稽考。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中正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中正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告，外蒙古独立。同年，蒋中正在美国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否认外蒙独立。因此，直到今天，在台湾地理教科书上，外蒙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对于外蒙的实际丢失，蒋中正一直不能释怀，7年后，他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心迹表白：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关于外蒙古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他曾经两次向苏联提出蒙古回归。 　　 5、第一次提出外蒙回归 　　 　　1949年1到2月间，米高扬在中国访问，毛泽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他进行过一番对谈，通过他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这次谈话，米高扬在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正如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自然没能实现。 　　 6、承认外蒙独立 　　 　　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在1949年年底第一次出国访问，去拜见斯大林。见面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毛泽东回答：“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苏联人听了，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打破了僵局。苏联过去同国民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新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想法。很快，情况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表示很高兴，他提议说：“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拒绝说：“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匆匆飞来莫斯科，发现苏联人给自己抛出一个难题，那就是外蒙问题。苏联人担心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因此特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视为签订中苏条约的前提。对此，毛泽东万分愤怒，但依然无法改变事实。 　　 7、第二次提出外蒙回归 　　 　　在外蒙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心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夺权，1954年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为了表示友好，赫鲁晓夫解决了两国之间此前遗留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毛泽东又想到了外蒙问题，他对周恩来说： 　　 　　“我看这次新的苏联领导人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外蒙古问题。” 　　 　　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他估计难度颇大。“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可见，在当年特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外蒙古独立竟是被万众欢呼的高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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