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谋划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 大唐贞观之治主要的缔造者 为大唐王朝的兴盛和发展鞠躬尽瘁

房玄龄:谋划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 大唐贞观之治主要的缔造者 为大唐王朝的兴盛和发展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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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是唐朝初年名相,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被视为古代宰相的典范,中国古代十大贤相之一。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帮李世民料理朝政,能让贞观精英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无私忘我的人,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大唐王朝的人。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他自小聪明,博览经史,善著文章,书法超群,有“倚马立成”之才。房玄龄的祖籍是邢台清河郡,邢台的清河县自古为房氏最重要的福荫之地,后世因清河房氏出了几位宰相,而赞叹曰:“清河世泽,凌阁家声,天下房氏,无出清河。”实际上,房玄龄出生于济南章丘,成长于齐州临淄,死后陪葬于唐太宗昭陵。

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就是在这个时期,临近不惑之年的房玄龄看到隋朝已成穷途末日,审时度势他投奔了李世民。文学家温彦博早闻房玄龄才名,当时他正在李世民麾中,便把他强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主管军事机要文书起草的行台记室参军,视为自己的军师。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李世民三十多年,李世民继位皇帝位后,他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新唐书•房玄龄传》中记载,李世民评价房玄龄时曾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如邓禹。”

1、策划玄武门之变,拥立李世民登基

李渊建立唐王朝之后,将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秦王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特加封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任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忧虑,大有养虎为患的感觉。李世民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

一日,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回去,发生“心中暴痛,吐血数升”的中毒现象。  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早就有辅佐李世民做天下雄主的想法。

房玄龄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

经过细致谋划,公元626年6月 4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8月,唐高祖李渊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627年初,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他与初唐其他23位开国功臣画像一起并供奉于“凌烟阁”。

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

房玄龄以一介书生建功立业画像入“凌烟阁”,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晚唐诗人李贺在诗《南园》中感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2、网罗天下英才,以图帝王大业

房玄龄早在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就帮他做好打理天下的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是人才的储备。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结成了一派很强大的势力。

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李世民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仅仅是李世民的训练士兵的兵曹参军,后来要被调出。

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殿下若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惊,连忙留住杜如晦不放,还立即把杜如晦安排到身边视为心腹人员。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磐同音,唯房与杜。”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由此成就了“房谋杜断”的佳话。后世以房玄龄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

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忠心耿耿,俨然就是秦王李世民的大管家,为李世民成就一番伟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他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但他虚怀若谷、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是对他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赞言。

3、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打工

唐太宗登基后封房玄龄为邢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公元630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总领百司。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

贞观七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关内道的黜陟使,他拿不定主意便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他的话语所受重视的程度。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总管政府各个部门,日日夜夜谨慎小心,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房玄龄踏踏实实做人,对唐太宗十分忠诚,唐太宗对房玄龄也是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

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心有灵犀。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

房玄龄制定典章制度,使唐律比前朝显为宽松,律条也臻完备,奠定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极大。

他监修国史,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从贞观三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监修《晋书》。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太宗贞观四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

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4、缔造贞观之治,声誉彪炳青史

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缔造“贞观之治”最重要的人自是离不开房玄龄。

作为宰相,房玄龄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圭、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无论多么复杂的争执最后到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都会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因而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魏征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房玄龄用人还表现在宁缺毋滥上。对于一些重要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他就自己先承担起来。

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他自己亲自当起大唐帝国的“大管家”。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绝少贪污的王朝,说没有也许太绝对了,这自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个政绩自然离不了房玄龄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的付出。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大臣:“自古那些开创一代帝国的帝王都是雄才大略,可是到了他们的子孙那里,却是很多都发生了乱政现象,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太宗亲征辽东时,命玄龄在京城留守,亲手写诏书说:“你担负萧何一样的重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打算再次东征高丽。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客观地说,房玄龄并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突出政绩”。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贞观时代是一个有个性的时代,魏征的直谏,长孙武忌的高傲,徐懋功的玲珑,他们个个都功勋卓著,个性张扬。而只有房玄龄不显山不露水,俨然四平八稳,如同一个面团,但整个朝廷离不开他,李世民更离不开他。

别的人走了朝廷可以照常运转,而没有了他,朝廷将立马陷入一团混乱之中。他摸透了每一个人的脾气,调合成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强大力量。仿佛,他天生就是来给李世民来做宰相的。房玄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爱无疆,一个人平衡了朝野。在贞观之治的丰碑上,仿佛处处都沾染了他的气质,留下了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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